四、历史地位及影响

周敦颐为“道学”的开创者。他的哲学逻辑结构实有发端之功，而别具特点。

第一，他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世界图式，内容言简意赅，形式简明合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里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化生及伦理道德准则、规范统统概括于二百多字的《图说》之中。两宋时期，现实社会要求哲学不仅要回答社会和人生冲突，而且要回答宇宙的本原问题。周敦颐的《太极图》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种需要。张栻说：“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性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事循其则。”并以其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为出发点，来展开其伦理道德理论的论证。他的性论、道德伦理论的演化都是依照《太极图》的序列进行的。周敦颐凸显了宇宙本体论在与伦理道德论的融合，建构了以“立无极”与“立人极”的和合为特征的道德形上学逻辑结构。这是以往儒学所不及的。

第二，他为融合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开拓了道路。宋初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的排佛、道运动，既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常的败坏、社会的混乱、精神家园的失落，又出于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试图恢复儒学传统的权威而批佛、道，但旧儒学粗浅的、无严密体系的理论，已不能与深奥的佛、道理论思辨相抗衡。因此，在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下，以儒学自诩的道学家在批判佛、道的同时，援佛、道入儒；构造了糅合佛、老，熔铸《易》、《庸》的道德形上学哲学逻辑结构，启迪了后来的理学家。朱熹说：“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他把儒释道均使用的幽远的“无极”、“太极”与百姓“日用”相统一，把“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仁”、“义”、“礼”、“智”等相融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他对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如何“兼容并蓄”，作了初步的回应，建构了融合三教合一的《太极图说》，落实了“兼容并蓄”的哲学整合的方法。因此，张栻称周敦颐“唱明绝学于千载之下，学者宗之”。这些是周敦颐思想的主要特点。

然而，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创者的地位，是在南宋时确立的，北宋二程虽受学周敦颐，但并不推崇周敦颐。南宋初年，胡宏在《通书序略》中称颂道：

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故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子，直与《诗》、《书》、《易》、《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

胡宏把周敦颐抬高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其《通书》与《六经》同流行乎天下。因此，周敦颐的思想被视为孔孟的嫡传。朱熹说：“盖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传。世俗所谓儒者之学，内则局于章句文词之习，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为之凿……盖已千有余年于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源，而独心得之。”以周敦颐继孔孟不传之学。这个思想，朱熹反复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等文中提及，以见其不遗余力。张栻也说：“栻窃惟自孟子没，圣贤失传，历世久远。其间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讲习《六经》，至考其所得，则不越于诂训文义之间而止矣。……惟周先生出乎千载之后，而有得于太极之妙。今其图与书具存，道学有传，实在乎此。二程先生始尝受学于周先生……更益光大，圣门之大全，至是发明无遗憾矣。”周敦颐经他们的尊奉，其在“理学”中的开山地位始被承认。

特别是朱熹效仿佛教禅宗的《景德传灯录》，而编撰《伊洛渊源录》，列周敦颐为首卷，并撰《濂溪先生事状》之后，周敦颐理学开创者地位就被确定了。此后，虽还有小争论，其地位始终未被动摇。宋宁宗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魏了翁上疏表彰周敦颐：“殆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百代。……先将周敦颐特美赐谥，其于表章。”疏入，下礼官讨论。嘉定九年，魏再上疏。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赐谥曰元。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诏从祀朝廷，寻追封汝南伯。元仁宗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加封道国公。明英宗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诏修祠墓，优恤子孙。代宗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诏取嫡裔孙冕，世袭五经博士。周敦颐的地位被统治者越抬越高。

由于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意赅义奥，其所涉及范围既有“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而又“不出乎阴阳变化，修己治人之事”。“立无极”、“立人极”的宇宙论、体认论、伦理道德论均及之而未详论，因而出现了“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辩论，则惟周子之书最多”的情况，为各人依己意解释提供了方便之门。周氏思想不仅影响了“理学”中程朱一派，而于陆王“心学”亦有影响，“理学”批判者也援用其思想资料。二程曾受学周敦颐，朱熹不仅为其《太极图说》、《通书》作注，而且沿着其哲学逻辑结构所开拓的路子，发展了自己的哲学逻辑结构。把周敦颐的“自无极而为太极”改为“无极而太极”，又将其解释成无形而有“理”。“太极”或“理”，便成为程、朱哲学逻辑结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范畴。如果说程颢有某些“心学”的思想因素，实承自周敦颐的“端本，诚心而已矣”，“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那么，由程颢的“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到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便顺理成章了。后来气学派的王廷相著《太极辨》，王夫之作《周易外传》、《周易内传》，把周敦颐和程朱、陆王的“太极”与“阴阳”的关系解释为太极内在地包含阴阳二气，发展了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

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不仅开一代之思潮，而且开一代之学风。他上承秦汉隋唐以来儒、释、道之学，下启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