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21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对人类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生存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核心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可以说已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理想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某种理据。《中庸》中的“中和”思想,要求在各种关系之间掌握适合的度,以达到万事万物之“和谐”的根本。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阐发,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普遍和谐”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和谐”的意义,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意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所有这些包含在儒家经典中的“和谐”思想,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对人类社会极有价值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复兴儒学要有“问题意识”。当前我国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全世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都是复兴儒学必须考虑的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对“问题”有提出解决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才是有真价值的理论。当前,我国以及全世界究竟遇到些什么重大问题?近一二百年来,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吸毒、自杀、杀人,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无疑是人类要面对的最大课题。其中“人”的问题是关键。

针对上面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

(1)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造成这种情况不能说与西方哲学曾长期存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没有关系。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91页。这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中长期把“天”和“人”看成是相互独立的,研究“天”可以不牵涉“人”;研究“人”也可以不牵涉“天”,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但进入20世纪,西方哲学有了很大变化,已有西方哲学家打破“天人二分”的定式,如怀德海。《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刊于2002年8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报》)中说:“(怀德海)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中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认为应该把环境理解为不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这种新型生态伦理观,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程哲学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之根,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非二元论,是对现代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而怀德海有机整体观念,正好为它提供了进行这种批判的理论根据。”可见,现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已经对“天人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做出反思,并且提出了“自然”与“人”构成“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而中国“天人合一”是说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研究其中一个必然要牵涉另外一个。《周易》是我国一部最古老重要的大书,它是中国哲学的源头。《郭店楚简·语丛一》:“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的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朱子语类》,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康德的墓志铭上写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愈使心灵充满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们上之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是不是说,康德也认为应对“天”有所敬畏呢?这和孔子的“畏天命”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呢?“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所以《周易·乾·象》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即是说“天”与“人”为持续发展着的“生命共同体”。“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2)“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此可以为孟子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开展。因此,孔孟之“仁爱”学说,不仅可以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可以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所以《郭店楚简》中说:“孝之施,爱天下之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如果把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他人,那么社会不就可以和谐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在《论语》中虽然没有出现“仁政”两字,但其中却处处体现着“仁政”思想,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举贤才”、“泛爱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等等都是讲的“仁政”。孔子的继承者孟子讲“仁政”,意义也很广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对老百姓的道理,要使老百姓都有一定的固定产业,他们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固定产业,怎么能让他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呢!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过上安康幸福的生活。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爱护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意义的。

(3)“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中庸》里面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社会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养是以符合不符合“道”为标准,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修身近至仁”。修身是为达到实现“仁”的境界的必有过程。因此,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希望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就是儒家理想和谐社会的蓝图。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吧!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分成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所谓“自然境界”,是说人和动物一样,只是为活着,对于人生的目的没有什么了解(觉解)。所谓“功利境界”,是说一切为了“利益”,为他自己的利益(私利)。所谓“道德境界”,是说他的行为是为了“行义”,也就是为了“公利”,也可以说他的行为是为了“奉献”。“天地境界”的人,他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奉献”,但他不仅是“奉献”于社会,而且“奉献”于宇宙。如果人能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那么他不仅与“他人”(社会)和谐了,与宇宙和谐了,而且“自我身心内外”也和谐了。孔子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修身”的座右铭,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说,不修养道德,不讲求学问,听到合乎正义的话不能去身体力行(实践),犯了错误而不能改正,是孔子最大的忧虑。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要求人们天天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样才可以负起增进社会福祉的责任;“徙义”是说人生在世,听到合乎道义的话应努力跟着做,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把“公义”实现于社会生活之中;“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这样才可以成为合格的人。“修德”、“讲学”,“徙义”、“改过”,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这就要求“修身”,以求得一“安身立命”处。朱熹《四书或问》中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乖错。其间一国一家,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盖人生在世,必有一“安身立命”之原则和境界。

在儒家看,解决上述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的思想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它可能做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做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原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总序的第一节的上半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