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菌先驱者》一书是Barry Marshall先生终生事业的加冕之作。Marshall和Warren发现并阐明了幽门螺杆菌在消化性溃疡中的致病作用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它演绎了从希腊悲剧到莫里哀喜剧，再到好莱坞大片的全部剧情。主角是阴险邪恶的微生物螺杆菌，它挥舞着鞭毛，从起伏的背景（胃和十二指肠的轮廓）中出现并走向前台（公认的医学观点）。透过时代的迷雾和（酸）更替，像走马灯一样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子交替出现在这个诡秘莫测的学术潮流中，如Bizzozero、Jaworski、Salomon、Edkins、Doenes、Freedberg、Palmer和众多其他的人物。他们的台词被微弱地听到，然后就湮没在听众（医学界大多数人）发出的陈规、教条和充满敌意的嘈杂声中。Warren若隐若现的影子（就像尊贵的李尔王）站在舞台的左侧，沉默中甚至透着几分冷漠，显示出他的理论及对未来的展望仍不为普罗大众（药物研发者和处方者）所接受。在与行业和学术界（杂志审稿和反驳）组成的黑暗军团的冲突中，这个背景出身不起眼的年轻英雄大踏步地走向前台，但他毫无畏惧甚至有点狂妄地宣告出的真理湮没在被他的新奇论断激发出的反对声中。我们的英雄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想法被公然拒绝而吓到，甚至反而被激怒，他与权威（编辑和专栏主任）和他们的卫士们（审稿人和被奉若神明的学者）展开了斗争。在随后展开的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中，包括劳苦的旅程（医学会议），科赫法则的证明和最终被接受，公众慢慢接受了新一天的黎明。从背景中可以听到慢慢出现有传统理论拥护者发出的赞同声音，这些声音混入新观念的浪潮中，并试图获取新理论发现者的荣耀。迷信胃酸的胃肠病学家的想法发生了转变，又宗教般地迷信这个微生物。背景图片变成了十字军般威武雄壮的军团，这个由许多组织和它们的医学兵士组成的军团正扑向这个微生物，从这个胃里面的撒旦的魔爪下拯救世界。在再次响起的号角声中（意见领袖和潮流引领者），酸的幽灵和久远的教条在陈旧的羊皮纸上慢慢褪色（来自Bockus、Spiro、Sleisenger和Fordtran的胃肠病学教科书），同时，新的感染性病因的语句被篆刻在胃肠病的石碑上（抑酸治疗）。经过漫长而艰巨的努力，终于到了戏剧的结尾部分（莎士比亚的“结局好，一切都好”），Marshall和Robin Warren被赞扬是杀死恶魔的英雄，这个恶魔所导致的疾病蹂躏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种族。

这本卓越不凡的书籍不仅讲述了Warren和Marshall如何精妙破解消化性溃疡之谜，而且还包括那些直接涉及或者参与这个故事的人物的记述。锡耶那的Figura记载了意大利Bizzozero的传奇般的贡献；而波士顿的Susumu Ito深入研究了他自己的胃去发现这个细菌；Freedberg证实他早期对这个微生物的描述；Rigas用让人心碎的细节记载了John Lykoudis的贡献，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详细报道了抗细菌治愈溃疡病的疗法（全世界对此置若罔闻）；Morozov简单地记述了俄国的看法；来自杜塞尔多夫和苏黎世的Sonnenberg基于他们的一个前瞻性人群试验结果考虑消化性溃疡是细菌感染性疾病；Howard Steer描述了符合他对观察结果的质疑，并以英国人的拘谨向那些所谓的知识权威做了提示；Fukuda提供了对 H. pylori历史的有趣的调查，特别是日本学者对理解胃内细菌作用所做的工作，并记录了Kasai和Kobayashi的贡献；O’Connor和O’Morain详细记述了爱尔兰的贡献，并以凯尔特人的优雅，用竖琴弹奏起对Fitzgerald的颂歌；Fitzgerald提出了氨在胃内病理生理过程中的重要性；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Lieber，记述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在尿毒症患者中使用抗生素导致胃内产尿素酶的微生物被发现；得克萨斯达拉斯的Peterson和他的同事描述了胃酸缺乏症的流行病学，并且考虑这种现象是由细菌所致。同样，悉尼的Lee回忆起一个叫做“Stubby”的细菌，这个细菌可能就是胃肠病学家苦苦找寻的圣杯，他们的工作差点就抢在了Marshall和Warren的前面。最后，瑞典的Unge整合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富有先见的Pasteur、Bordet、Ehrlich和Koch所定义的化学治疗和微生物学文化。

总而言之，这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奥德赛的故事，一个漫长而充满艰辛的历程。过去一个世纪，在 H. pylori研究的风风雨雨中，观察者经历了无数考验和磨难，间或着痛苦和神圣，但最终观察的结果被完美详尽地记录了下来。命运的障碍、狭隘的敌意、医学界根深蒂固的教条和主流观点，所有这些都冲击着这些致力于阐明胃黏膜病理生理的人们。我们知道，对很多旅程本身来说，旅程本身是快乐的，目的地反倒是次要考虑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很明显，更像是“通往底比斯的道路”和他们的结局与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一样，没有区别。然而，这是人类经验的记录，从事这些试验（前瞻性或回顾性）的人有责任将其记录下来，以便其他人能从中学习他们的经验。

很显然，Barry Marshall肩负了一个可以惠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通过完成这一旅程，他和Robin Warren对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将不仅仅使他们被铭记在医学编年史中，还将被牢记在那些从事治疗这一疾病的人们的心中。这本书不仅是对事实的记录，还充满了深刻的关于人物特性细节的描写（从Malraux到Marshall，不同的领域，相同诺贝尔奖的成功经历），对这个故事有贡献的这些人的职业品行是如此的优异，使我们对他们的崇拜油然而生。正如Giorgios Seferiades的名句：

松树反映了风的形态

即使风已消散

人的言语

反映了人的品行

即使人已远去

这本书不仅如此完美地描述了 H. pylori研究史，并且指明了通往未来的道路，考虑到这本书所思考的内容，我们禁不住引用之前一些伟大的观察家们的名言对这个非凡主题进行评论。这有点像是Lucan的嘲讽，“Pigmei gigantum humeris impositi plusquam ipsi gigantes vident”（站在巨人的肩上，侏儒能够看得比巨人更远）”，但是用尤利乌斯·恺撒的名言“Veni，vidi，vici！ （我来，我见，我征服！）”来归纳 H. pylori的最后被发现可能更合适。在现代语境中这大致可被解释为“这些勇敢的医生来到珀斯，他们看到了这个细菌，并且他们行动起来将其攻克”。

Barry Marshall和Robin Warren在偏僻的珀斯一起义无反顾，潜心研究，发现了这一致病因子，明确了疾病的过程，并且开创了 H. pylori的根除治疗，所有这些永远地改变了酸相关消化性溃疡的概念，并且改变了其命运的骰子（听天由命）。希望就像我一样，未来一代年轻医生能够读到这些事件的记录，不仅从中学习，并且永远被其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