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佛经与佛像的出现

称犍陀罗是佛教的飞翔之地一点都不夸张。中国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最大的比重可能就来自犍陀罗。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这些内容包括我们熟知的，比如佛像的出现、菩萨理念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书写的佛经文本成型、佛传和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等。犍陀罗形成的佛教，是一个更世界主义的思想和信仰系统，包括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更接近一种帝国意识形态。

犍陀罗文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犍陀罗地区。其影响的范围，甚至越过葱岭进入塔里木盆地。一般而言，犍陀罗文明输出留下的痕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风格，第二是佉卢文撰写的佛教和世俗文书。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第一尊佛像，是在犍陀罗被“发明”出来的；同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纸本”佛经，也是在犍陀罗制作出来的。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世纪涅槃。佛陀的教义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并没有书面的文本存在。犍陀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和使用文本佛经的地区。佛经书写和犍陀罗语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贵霜帝国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使大量口耳相传的佛教经典书面化。这推动了犍陀罗语的发展和繁荣。犍陀罗语也成为佛教早期经典的重要书写语言。甚至可以说，佛经的原典语言是犍陀罗语，而不是梵语。比如“昙无德”“菩萨”“毗耶罗”“沙门”和“浮屠”等早期汉文翻译的佛教术语，显然来自犍陀罗语。新近发现的犍陀罗语佛教文本和铭文以及有关佛典起源和语言传承的研究，都显示早期中国佛教所接受的佛教文本，原本主要是犍陀罗语。

从公元150年左右，中国就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最近辛嶋静志教授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究显示，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给将来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佛教在犍陀罗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的导师，转变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神灵。佛的形象第一次具体化之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属性。文献和艺术品中的佛陀，从根本性质上说，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他是神圣的，是佛教世界的最高精神导师和裁决者，具有难以想象的神通、智慧和法力；另一方面，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根据一个传统说法，佛陀释迦牟尼在约公元前566至前486年间生活在北部印度中部地区。不论历史解读为何，他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他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也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脉络里才能获得解释和阐发。这两种属性合而为一，在字里行间、雕塑壁画中共同塑造了受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释迦牟尼。

其实佛教从理念上是无神论，释迦牟尼被视为神是很奇怪的做法，在贵霜君主铸造钱币时，我很怀疑他们也进行过理论上的争执，到底要不要把释迦牟尼刻在钱币上。

早期佛教反对制造佛像，尽管有文献记载优填王为佛陀制造瑞像的佛传故事，但是在早期佛教思想里，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而且印度也没有为圣人或者伟人塑像的传统。佛像的产生，可能受到多种文明因素的影响，这里面首先是希腊文明，也包括伊朗、草原等不同文明元素。极端的如桑山正进教授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的民族性结合起来，认为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化传统毫不相干。

尽管有犍陀罗和马土拉的争议，但是至少可以说，在犍陀罗地区形成的佛像，为中亚和东亚所接受，并结合本地文化元素和审美，发展出了现在普遍认知的佛像。这是一个文明的奇迹，是多种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浓厚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的佛像”（Hellenistic Buddha）或干脆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一般认为，佛陀的背光形象来自阿波罗。犍陀罗佛像的影子和痕迹，在中国早期佛像中依然能够看到，比如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佛坐像。

在犍陀罗形成的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要遵守的基本要求，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等。这里面有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有些特殊的佛像样式，也能看出文明交流的痕迹。比如迦毕试地区的焰肩佛。这种双肩出火的佛像，可能吸收了王者的形象和符号，用描绘君主的手法来描绘佛陀。这种兴盛于4—5世纪的佛像样式，对中国也有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犍陀罗佛像有不少是带有火焰及背光的迦毕试风格佛像，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07窟壁画）、吐鲁番拜西哈尔千佛洞（第3窟壁画）和鄯善吐峪沟石窟壁画都能看到焰肩佛像。后来成为东亚重要的佛像样式。这种样式的来历，很可能就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犍陀罗佛教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仰特征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则是来自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等，都在犍陀罗留下痕迹，并且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龟兹壁画中众多的裸体人像跟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有间接的关系，北齐大臣徐显秀墓出土的一枚戒指上，清晰地描绘了希腊赫拉克勒斯（执金刚神）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