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瓶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著名长篇小说，共一百回。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他从书中三个女性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姓名中各取一个字合成了书名《金瓶梅》。

这部小说主要写了商人兼官僚西门庆的发迹、他的众多妻妾和外室、他的死亡和家族的败落，兼写了当时的朝政、吏治以及市井中的地痞流氓等，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泛。

但由于书中还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它也经常招致非议和攻击，被诋为“淫书”，在流传过程中曾多次被禁，书商为了逃避禁网，又给它起了《钟情传》《多妻鉴》等名称。

对于《金瓶梅》这部文学名著，历来争议比较多。为弄清这部书的性质，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历来对它的评论；当然，我们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来加以介绍。

《金瓶梅》刚开始流传时，虽然只是在一小部分士大夫的范围内，但马上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写信给董其昌：“《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中郎全集·与董思白书》）这里，袁宏道急于读《金瓶梅》的心情跃然纸上，同时也表现了他对《金瓶梅》的高度赞美。“枚生”是指西汉著名文学家枚乘，他所作的赋《七发》在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袁宏道将《金瓶梅》和《七发》加以比较，显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为没有共通性的东西就不存在可比性。但《金瓶梅》和《七发》虽都是文学作品，在形式上却很不一样：前者是小说，后者是词赋；前者是白话，后者是文言。所以，它们的共通性应在内容方面。

《七发》全文共七段，前六段写生活中的种种享受，如音乐、饮食、车马、美女、台榭、狩猎、美丽的自然景色，等等，也可说是描绘人的种种欲望，最后一段则写“天下要言妙道”的伟大作用；总的意思是要说明这些欲望对人无益，只有皈依“要言妙道”才是正确的生活道路。

而据《金瓶梅》卷首欣欣子的《序》，此书虽写了生活中的种种享乐，如“锦衣玉食，何侈费也”等等，但最终却归结为“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全书宗旨“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就这一点说，它也是要通过描写人的种种欲望而把人引向作者所认为的正道的。这就与《七发》有了共通之处。所以，袁宏道把《金瓶梅》与《七发》相比，也即意味着他并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不道德的书，反而将它看作向读者宣示“要言妙道”的作品。不过，袁宏道写这信时还只读了《金瓶梅》的前半部，尚未看到“乐极必悲生”的情节，因此他所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乃是以《金瓶梅》前半部与《七发》前六段相比，也即以这两种作品中写欲望和享乐的部分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云霞满纸”，是说作品写得像云霞那样的灵动变化、舒展自如而又充满美感，这是一种很高的评价。所以，他在另一著作《觞政》中称《水浒传》和《金瓶梅》为“逸典”，并把它们同六经、《论语》《孟子》《离骚》《史记》《汉书》等排列在一起，十分推崇。

袁宏道的朋友沈德符对此书的看法却与袁宏道完全相反。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他有一部《金瓶梅》抄本，因那时《金瓶梅》尚未刊行，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书，有人就劝他交给书商刻印成书，但他却拒绝了，认为“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泥犁”，即地狱，“刀锥”指财利。他以为如果刻印了《金瓶梅》，虽可得到一笔钱，但却会遭到阎罗的追究而入地狱。这显然是把《金瓶梅》看作一部严重危害世人的坏书。

袁宏道的弟弟文学家袁中道与著名艺术家董其昌（也就是把《金瓶梅》借给袁宏道的人）的态度则与袁宏道、沈德符都不同。袁中道《游居柿录》载：董其昌曾告诉他：“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但又说此书有害于人，“决当焚之”；袁中道自己在看了《金瓶梅》后，一面称赞小说“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一面又对它加以批判：“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但他不同意把此书烧掉，提出了“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的主张，因为“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

由此可知，《金瓶梅》一问世，就有完全赞美、完全诋毁和毁誉参半的三种不同态度。到了清代，沈德符的意见占了上风，《金瓶梅》经常作为淫书受到禁毁，反对者既从伦理上加以否定，又以果报之说来加以诋斥。例如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编》说：“李卓吾极赞《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赁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这是把《金瓶梅》比作毒酒，因而把作书、看书的人统统骂了一顿；不过晚明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卓吾在这里多少受了点儿冤枉，因他实在并未赞美过《金瓶梅》。

徐谦还引述了这样一件事：《金瓶梅》作者负盛名而不第。考官本来对其考卷很欣赏，想不到第二天早上考卷上有点点血痕，原来是“《金瓶梅》发作了”，鼠交其上而污之，作者因淫亵报而被斥落，儿子流为乞丐而死。（《桂宫梯》）这是说写《金瓶梅》的人罪孽深重，理当受到报应。不过，清代人实在连《金瓶梅》作者是谁都已不清楚了，他却连作者的儿子都知道，实在难得。

不但《金瓶梅》的作者受到了这样的报应，连有关的书商也不能避免。汪棣香说了这样一件事：苏州、扬州两地都有书商刻印《金瓶梅》。苏州的杨氏因此经常生病，又没有儿子，幸而后来听了朋友劝戒，把《金瓶梅》书版劈而焚之，自此病也不发，儿子也有了，家成业就。扬州的一个书商却不听劝告，最后得病死在外乡，尸腐虫攒，竟不能殓。（清·梁恭辰《劝戒录四编》卷四）在我们今天看来，果报之类自属无稽之谈，但从中颇能反映清代一些人反对《金瓶梅》的态度。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反封建和提倡科学民主，小说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对于《金瓶梅》也开始有了新的评价。鲁迅先生1920年开始讲述写印、1923年排印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这部著作中，鲁迅先生评论《金瓶梅》说：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郑振铎也说：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谈〈金瓶梅词话〉》，载1933年7月《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于1933年写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考证文章，但也对小说的内容作了分析、评价，他说：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摈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的成就。”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揭露当时新兴的勾结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

由此可见，跟清代那些反对《金瓶梅》的人相反，五四运动以后的伟大思想家和严肃的学者对《金瓶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到了现在，不但国内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此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外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对它十分赞扬，它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包括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等），在国外出版。当然，由于《金瓶梅》作者“敢对于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的叙述”，在清代这样的封建社会里多次被禁，也是很自然的。但它之有“淫书”这种恶谥，却正如鲁迅所说，是“略其他文，专注此点”的结果。确实，也有人阅读时较为注意，甚至专门注意有关性描写的内容，把它当淫书来消遣，但这只是阅读态度的不当，不能因此而否定《金瓶梅》的价值。

那么，《金瓶梅》的价值到底何在呢？鲁迅、郑振铎、吴晗对此都已作过正确的原则性的论述，为了求得进一步的理解，让我们较具体地看一看这部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