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希望《单读》可以活一百年

直觉

当意识到自己创办的《单读》已经延续了十年，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许知远：意外，它竟然会活这么长。因为太忙了，我不太想得起来，但是突然被提醒的时候，其实很喜悦，也很意外。而且我对它也有新的期待，希望它可以活五十年、一百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生命。我希望吴琦能编到八十岁。因为时间的长度非常重要，很多特性都是在时间中才慢慢凸显，我对它现在的生命力、它的方向都非常有信心。

创办这个书系是什么样的契机？

许知远：就是好玩。因为我读大量的西方杂志，Granta（《格兰塔》）和n+1都是当时非常喜欢的出版物。Granta的形式和开本对我的影响很大，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是在模仿它，有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摄影，以及思想性的探讨。当时中文世界的文学太狭隘了，我们想要更宽阔一点。《单读》最初的形态是我来确认的，但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编辑，所以具体的编辑事务是郭玉洁来做，后来是肖海生，再后来是吴琦，这样一任一任做下来。

除了个人的旨趣和爱好，当时整体的环境如何？

许知远：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力量，我们只有一家很小的书店，还要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当时没有成熟的团队来做《单读》，就只是两个朋友凑凑稿子，所以很难，我前几辑操心操得比较多。

前几辑能感受到强烈的你个人的气质，第一辑的主题是“最愚蠢的一代？”，虽然打了一个问号，现在看还是觉得挺耸动的。当时怎么想到去讨论“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

许知远：200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苗头。《最愚蠢的一代》是当时一本英文书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契合我当时对互联网的看法，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先定了主题，再围绕主题找文章，比较观念先行，至少前几辑是这样的。

哪些东西是更重要、要率先讨论的，你的标准是什么？

许知远：直觉。很随机，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没有时间专业地应对这些事情。而且本来就是因为有意思才做，我也不知道会有几辑，我办报刊经常办几期就死了，一般四期差不多，现在这个书系出来这么多辑，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了。

但你对它肯定有明确的定位吧？

许知远：就像我在第一辑的介绍里写的，“记录、批评、探索”，十年里我们其实还是这个方向。因为我受当年纽约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像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等等。对我来说，文学、社会、公共生活、艺术或者技术，它们没有那么多的界限，都是我们理解自己生活和过去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彼此交融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出发点。

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单读》也是如此？

许知远：我们当然无法非常专业地进入，那是专家进入的方式。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探讨所有这些新的事物和现象，对我们日常生活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不一定是预见性，我觉得是一种敏感性，敏感地意识到新的变化对人的生活和思想带来的影响。知识分子探讨的不是具体的技术，而是它对人的思想状态、行为方式本身的影响。

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

耐心

实际上《单读》经历了三任编辑，甚至作者团队也有更换，你能感受到这三个阶段具体的变化吗？

许知远：其实作者很多都是有延续性的，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编辑水准的提升。编辑水准提升之后，我们的容量更宽阔，也更有耐心了。尤其我做的时候，更是急就章式的，我根本没有太多时间，也处在一个比现在更浮躁的时候，但吴琦天生有耐心。

除此之外，文本更充分，表达也更充分了。更重要的是，《单读》更内生了。开始时我们带有很多西方的视角，跟中国的现实语境进行对照，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一阶段，它有更内生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单读》的销量曾经经历过一个小低谷，当时发生了什么？

许知远：一开始卖得很好的，我记得前几辑都卖到过两万本，那个时候能卖到这个数字很不容易的。不过，那时候人们的阅读兴趣比现在高，而且我们的发行挺好，当时我的合作者是苏静，后来他做了《知日》，他们很会做发行。

低谷的时期，可能是大家找不到方向。原来的方向有很多我的个人特性，中间有段时间，我们处在一个创业的盲目期，没有心思管《单读》，所以我的个人特性弱了，新的特性还没有开始形成。后来的编辑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其中，它才慢慢成长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巨大的心血、不同的视角、漫长的等待，这些都逃不过去。

你在意销量吗？

许知远：在意，销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一，如果做这些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开心，而是希望去传播某种思想、传导某种价值观，当然更多人看到就更有意义。第二，这也是商业上的考虑，当一本书可以自我持平、自负盈亏，它的生命力就会更长久，靠资助完成运作，对它的健康不利。

你觉得现在《单读》作者的整体水平如何？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感到遗憾，我们还是缺乏那种可以真正回应问题的创作者。

许知远：可能才智一流的人没有干这行，他们去创业，或者去干别的了。另外，目前每个行业都没有特别蓬勃的创造力，不仅是这个职业，普遍来讲，我们处于创造力比较衰弱的时候。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现在的混乱现实，不只中国，英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美国人也回应得乱七八糟。

你们刚开始做《单读》的时候，情况更好一点吗？

许知远：当时很多都是在微博上的表达或者姿态性的表达，不一定是好的写作。我觉得《单读》式的表达需要一个思想、知识和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相对坚固，才能够支持这样的东西不断表达，以延续这种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创造这个小的传统。我很希望有一天《单读》非常成功，我们的作者写一篇文章，我们就像《纽约客》那样付他五万人民币，他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过两三个月的生活。现在我们的作者这么认真写出的东西，回报非常低，投入那么多精力完成一本书，对他的生活没有用处。

但是写作者本来就应该是匮乏贫困的，是“饥饿的艺术家”。现在这种混乱也好，有问题也好，其实也是等着真正对此有兴趣的人浮现出来。如果现在的年轻写作者没有《单读》这么一个平台，他们也会丧失很多感受，这里还是一个标杆一样的地方。

创造

你经常提到年轻写作者，你会怎样描述《单读》和年轻人的关系？

许知远：“年轻”不是年龄，我也希望一个六十岁的投稿者，展现出新的方式。我说的“年轻”是一种创造状态，他是不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敏感，是不是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观察方式，我在意的是新的思想方式，进入新的领域。《单读》和单向空间，能与这样的人一起成长，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们像一个创造者，或者一个孵化空间，给他们鼓励，让他们在这里找到同伴，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传统。当时纽约的知识分子都围绕着《纽约书评》这样的平台展开他们的生活，写作者都期待登上《党派评论》或者《大西洋月刊》，他们永远都有这么一个圈子。圈子对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相似的交流，彼此的启发，甚至相互的咒骂，都是在激发你。大家需要同等水平的激发，我一直非常在意能否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和环境。我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受，天才从不会孤单地出现，他们都是成群到来的，我们需要这种成群的到来，一枝难以独秀。

你也说过，单向空间要一直和被边缘化的声音站在一起。

许知远：倒不是说那种边缘化，而是暂时被忽略的、暂时非主流的声音。如果他们已经被确认，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入了，我们需要确认那些尚未被辨别的天才的声音。单向空间现在是边缘中的主流、主流中的边缘，我们的定位就在这里。如果过分边缘，我们就没有号召力，但过分主流，我们也会变味。

前几期讨论了很多关于技术的话题，过了这么多年，你对于新技术、新媒体有新的看法吗？

许知远：当时我们不是在对技术下判断，是在讨论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最愚蠢的一代”，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我倒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代人，而是针对当时人们在为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变化欢呼，但这的确对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整个社会这么浮躁和浅薄，跟它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今，新媒体平台也成为很多内容重要甚至唯一的出口。

许知远：是，新技术很重要，印刷术曾经也是新技术，我一点都不排斥新技术。我们现在做App（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都非常好，而且应该更好、更有意思、更有深度。但是现在利用新媒体来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少，大部分都去做别的事情了。技术本身具有某种特性，比较即兴化，人那种更放松、更浅薄的一面更能被激发，而深刻的东西不容易被激发出来。人其实是在慢慢适应技术的特性，适应之后，新的、更多元的东西就会慢慢出现。现在已经进入这么一个阶段了，大家渴望在移动媒体上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么小众，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变化已经开始，我对此挺有信心。

你可以对《单读》的新媒体内容提一些建议吗？

许知远：有时候太文艺了。我不喜欢太文艺，我喜欢宽阔的东西，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对更广泛的事物拥有理解和发言的愿望。文艺的背后其实是很匮乏的，它是一种单一的姿态，我不喜欢那种东西。慢慢来吧，关键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单读》这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和你自身的变与不变，是否存在一些联系？

许知远：有吧，我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月份要出十八周年版，我想那本书，以及我与它的关系，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变化。当然，我可能更成熟了，有更多的技术和手段，或者更耐心，但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我还是拥有一个对世界有很多好奇的心灵。

《单读》也是，本质上还是对世界有非常广泛的好奇心的，这一点跟中文世界的其他出版物很不一样。文学、技术、艺术、思想，在我们眼前没有太多分别，它们都是我们自我启迪的方式，探索世界的手段。《单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变，但是现在我们的声音在保持敏锐和清晰的情况下，变得更深沉、更宽厚，或者说更多样了。这都是非常好的变化，它跟整个单向空间组织的成熟有很大关系，单向空间不是过去那个狭长的小书店了，它后面的力量更强劲。对我来说，《单读》是王冠上面的那颗明珠，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对整个组织很重要。我甚至觉得它对中国社会、对年轻一代也是重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同时也要非常耐心地等待它的成熟和绽放。

说说你对《单读》未来的期待吧。

许知远：我现在期待它的第二个十年，期待它办到第一百辑。我非常喜欢《纽约书评》的两位主编，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尔弗斯，他们都去世了。西尔弗斯到八十多岁还在做编辑，《纽约客》最传奇的编辑威廉·肖恩也是编到八十岁。人应该有一生的事业，单向空间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业，它不是一个暂留之地。总是不断地跳来跳去，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积累的，而连续性的事情会促使人不断更新，你会因为厌倦之前的姿态而做出转变。

时间特别重要，我特别强调时间，我很希望二十年之后，大家还在编《单读》，到时候它的发行量可能是二十万份。现在这一代的李静睿、双雪涛，都成了很重要的作家，更年轻的创作者又成长起来，编辑们自己也都可以写作，很多编辑本身也是作家，可以办各种有趣的活动，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人生。如果我们在商业上可以继续保持稳定，肯定可以做非常国际化的文学节、会议，我们会等到这个时刻的。

具体到《单读》，我希望它的英文版可以出版，在走向国际化的同时，也更追求中国故事，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比那些英文世界里的出版物差，不用妄自菲薄，要有这样的自信。

这十年来，《单读》带给你个人的是什么？

许知远：它像我生活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想到它的存在，可以看到它继续在成长，我就挺开心的。它是一个不用怎么管也会自己成长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