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与克罗恩病（CD），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明确。IBD病程迁延反复，又有癌变风险，是一种慢性难治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且耗费大量的卫生资源。流行病学研究对更好地认识疾病、探索IBD的潜在病因具有重要作用。

IBD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较常见，故流行病学调查较为成熟。既往认为IBD在亚洲国家少见，近10年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仍远低于西方国家，因此进行以人群为基础的大规模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仍有一定难度。目前，国内研究多以医院为基础，故很难得到确切的发病率与患病率数据。

IBD起病隐匿，症状多样，且无特异性。其诊断是在排除感染性结肠炎、缺血性结肠炎、药物所致结肠炎、放射性结肠炎及结肠肿瘤等疾病后，综合临床、内镜及组织学等表现所作出的诊断，这是一种综合诊断，没有很明确的诊断指标，故临床上诊断该疾病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在亚洲国家，感染性结肠炎、肠结核及肠道寄生虫感染等发病率较高，易与IBD混淆，增加了诊断难度。IBD与其他疾病之间、CD与UC之间鉴别诊断困难都影响诊断的准确性，尤其是CD的诊断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因此可能会低估发病率和患病率。

各个地区各种诊断手段普及程度不同，并非所有医院都能进行结肠镜、胶囊内镜或小肠镜等检查，各地区医生对该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随之有所不同。因此部分地区可能存在误诊、漏诊的情况。

各个地区进行流行病学研究时所采用的诊断标准可能并不一致，也为流行病学研究带来困难，故应强调诊断标准的一致性。

IBD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发病率不同，有显著的地域及种族差异（图1-2-1）。IBD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更常见，在亚洲及非洲国家较少见。欧美国家UC的发病率为（1.5～20.3）/10万人，患病率为（21.4～249.0）/10万人（表1-2-1、表1-2-2）。CD的发病率为（0.7～20.2）/10万人，患病率为（8.3～319.0）/10万人（表1-2-1、表1-2-2）。大部分地区UC与CD发病率之比约为2：1，但少部分地区如加拿大曼尼托巴及亚伯达等地区UC与CD发病率相近，甚至CD发病率较UC稍高。IBD发病率和患病率最高地区主要包括北欧、英国和北美，这些国家既往50年间IBD发病率逐渐增加，而近20年则逐渐趋于稳定。

IBD在欧洲国家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发病率最高的区域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及英国，最低地区为克罗地亚，存在南北梯度。由于诊断标准、确认水平不统一以及研究时期不同，既往报道的发病率难以比较。欧洲炎症性肠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EC-IBD）于1991年10月1日至1993年9月30日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调查，采用统一的标准和方法，调查了欧洲南北地区IBD发病情况，共有20个研究中心参加。研究显示欧洲UC总发病率为9.8/10万人，CD总发病率为5.0/10万人。UC发病率北欧比南欧高40%，CD发病率北欧比南欧高80%。UC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冰岛，为24.5/10万人，最低地区是葡萄牙的A lmada，为1.6/10万人。CD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荷兰的Maastricht和法国的Am iens，均为9.2/10万人，最低的地区是希腊的Ioannina，为0.9/10万人。

在北美地区，CD发病率范围为（3.6～20.2）/10万人，UC为（2.3～19.5）/10万人。CD患病率范围为（26.0～319.0）/10万人，UC为（37.5～249.0）/10万人，IBD在北美也存在南北梯度。目前发病率最高的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等地区，其次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

研究显示既往IBD发病高的地区其发病率趋于稳定。以奥姆斯特德县为例，UC和CD发病率自1940年以来逐渐增加，近30年则趋于稳定。2001年与1991年比较，UC患病率下降7%，而CD患病率增加31%。而既往IBD发病率低的地区则逐渐增加。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来自于太平洋沿岸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病率及患病率报道逐渐增多。澳大利亚IBD的发病率报道与欧美国家接近。

亚洲国家IBD发病率较西方国家低，但近20年来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亚洲由于多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流行病学研究存在更多的挑战性困难，如感染性结肠炎的普遍存在使IBD诊断与鉴别诊断更加困难；临床医生对于IBD缺乏一定认识及警惕性；由于发病率低，很难进行人群为基础的流行病学调查；缺乏完善的登记制度等。除韩国进行了人群调查外，其余大多数资料是来源于住院病例和临床分析的报道。

我们检索了MEDLINE（1980至2015年），使用亚洲、流行病学、发病率、患病率、炎症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危险因素等作为关键词。检索到14个国家共186篇文献（表1-2-3），1980年至1989年间10篇，1990年至1999年间50篇，2000年至2008年间65篇，2008年至2015年间61篇，可以看出IBD流行病学相关研究也逐年增加。

韩国、日本、中国香港的研究均显示IBD发病率近20年在逐年增加（表1-2-3）。韩国首尔地区1986年至2012年间的人群调查显示，1997年UC患病率7.6/10万人，2005年增加至30.9/10万人。1986年至1990年UC发病率0.34/10万人，CD发病率0.05/10万人，2001至2005年UC发病率增加至3.08/10万人，CD发病率增加至1.34/10万人，2006至2012年UC发病率4.6/10万人，CD发病率3.2/10万人。日本曾对全国200张床位以上医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及利用登记制度来进行调查研究，两种方法研究均显示IBD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在逐年增加，如1991年UC患病率18.1/10万人，2005年增加至63.6/10万人，1991年CD患病率5.9/10万人，2005年增加至21.2/10万人。中国内地IBD协作组报道粗略估计2003年中国内地UC患病率为11.6/10万人，CD为1.38/10万人。中国香港UC发病率1997年为0.35/10万人，2006年为0.40/10万人。另一来自中国香港的研究报道显示UC发病率1990—1992年为0.80/10万人，1999—2001年为1.20/10万人，2004至2006年为1.8/10万人，2011—2012年为1.66/10万人；CD发病率1990—1992年为0.40/10万人，1999—2001年为1.0/10万人，2011—2012年为1.31/10万人。新加坡1980—1990年调查显示UC患病率约为8.6/10万人，CD患病率为1.3/10万人，1999年UC患病率约为6.3/10万人，CD患病率为3.6/10万人，而2004年调查显示CD患病率高达7.2/10万人，2011—2012年UC发病率为0.61/10万人，CD发病率为0.4/10万人。印度报道1999—2000年UC患病率约为44.3/10万人，CD患病率为6.02/10万人。来自西亚地区的报道如以色列、黎巴嫩等UC与CD患病率与欧美国家接近，而科威特及沙特阿拉伯IBD发病率则与东南亚国家接近。

近20年来，IBD病例数在国内迅猛增加，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IBD的流行病学研究。胡仁伟等进行的1989—2007年的文献复习显示我国IBD相关文献及其报道的病例数不断增多，特别是最近5年增加更显著，后5年较前5年增加约8.5倍。1989—2003年检索到3384篇IBD相关文章，共报道143 511例IBD患者，包括140 114例UC患者和3393例CD患者。2004至2007年检索到2549篇IBD相关文章，共报道132 385例IBD患者，包括124 142例UC和8243例CD。2013年胡品津等在广东省中山市进行的一项IBD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年龄标准化后IBD的发病率为3.14/（10万人·年），其中CD发病率为1.09/（10万·年），UC发病率为2.05/（10万·年）。

我国IBD协作组进行全国多中心IBD住院病例回顾调查，选取全国11个地区23家医院回顾性调查1990—2003年住院诊断为IBD的患者，统一用2000年成都全国炎症性肠病会议修改的“对炎症性肠病诊治规范建议”中的诊断标准，制订统一调查表。共收集到3100例UC及515例CD患者，显示我国IBD住院患者确有逐渐增加趋势（图1-2-2、图1-2-3）。2003年UC住院例数、内镜检出例数分别是1990年的3.36倍和4.09倍。2003年住院消化科患者CD构成比为1990年构成比的3.43倍；2003年住院总患者CD构成比为1990年构成比的2.78倍。国内尚缺乏大规模的以人口为基础的流行病学调查，故无法得到确切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根据我们的调查粗略推测患病率UC约为11.6/10万人，CD约为1.4/10万人，其增长情况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似。

西方的研究显示UC男女发病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Bernstein等报道UC女∶男为1.02∶1。国内UC男女发病比例各地报道并不一致，多数研究报道以男性发病较多见。我们的研究显示UC以男性较多见，男女比例为1.34∶1。

多项报道显示CD发病率低的地区男性较多见，而发病率高的地区则女性较多见。我国515例CD男女比例为1.67∶1。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报道也显示CD男性较女性多见。而西方报道CD女性较多见。Lashner报道CD在女性患者中发生率约高出20%。Bernstein报道男女比例为1∶1.3。但是近年，逐渐有资料报道西方CD患病以男性患者为主，如雅典报道男女比例为1.58∶1，威尔士报道儿童CD患者男女比例为4∶1，纽约地区新诊断的儿童CD中男女比例为1.51∶1。

西方国家报道IBD发病年龄多呈双峰状分布，第一个高峰年龄UC是30～39岁，CD是20～29岁，第二个高峰则在60～70岁，并以第一个高峰发病为多。也有报道认为CD发病年龄呈单峰分布，高峰年龄是20～30岁。在亚洲国家，许多国家的发病高峰年龄类似，且多数报告未提示有第二个高峰。在韩国，UC高峰年龄男性和女性均为30～39岁，CD高峰年龄男性是20～29岁，女性是10～19岁。新加坡UC高峰年龄是20～40岁。在日本，UC与CD高峰年龄均为30岁，UC在40岁和50岁可以观察到占较大比例，但在CD中老年患者所占比例比UC小很多。国内的研究显示UC发病高峰年龄在40～49岁，平均年龄为44.1岁；CD发病平均年龄37.7岁，其中高峰发病年龄在31～40岁。无论是UC还是CD，其发病高峰年龄均较国外报道延迟10年，并未观察到有第二个高峰。

西方国家报道约50%的UC患者病程反复发作，发作间期症状可缓解，有少数患者（5%～15%）症状持续，病情活动而不缓解，另有少部分患者（5%～10%）首次发作后病情长期缓解，可持续10余年之久，15%的患者初次发病呈暴发型。来自韩国报道显示诊断后1年复发率为30.2%，5年复发率为72%。来自日本报道显示对UC患者平均随访7年，慢性复发型占61%，慢性持续型占23%，16%的患者仅1次发作。来自新加坡报道显示对UC患者平均随访6年，慢性复发型占53.7%，长期缓解型占31%，激素依赖型占11.3%，激素抵抗型占4.0%。国内多中心调查显示约46%的UC患者表现为慢性复发型，17%表现为慢性持续型，34.6%表现为初发型，2.4%表现为暴发型。国内外多数研究根据Truelove和Witts标准将UC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多数学者认为我国UC病情较轻，重度较少见。国外文献报道轻度占60%，中度占25%，重度占15%。国内有关资料大多来源于住院患者，故以中重度为主，而轻度患者多在门诊治疗或未就诊，故轻度病例的比例较低。我们的调查显示轻度占35.4%，中度占42.9%、重度占21.7%。对于UC的Montreal临床分型，2013年胡品津等在广东省中山市进行的IBD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新发的31例UC患者中，直肠型11例（35.5%），左半结肠型13例（41.9%），广泛结肠型7例（22.6%），反映了我国UC以直肠型和左半结肠型常见。

关于CD临床分型，国内外主要采用Montreal标准。葡萄牙根据Montreal标准对1413例CD患者进行临床分型研究显示B1（非狭窄非穿透亚型）占38%，B2（狭窄亚型）占26%，B3（穿透亚型）占36%，P（肛周疾病）占4%。国内李学锋等调查168例CD患者，B1、B2、B3三型各占47.6%、41.7%、10.7%。我国多中心调查515例CD患者三型各占73.62%、17.86%、8.52%。可见国内穿透亚型较国外明显少见。西方研究显示CD中瘘管的发生率为28%～48%。有一个研究报告639例需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发现222例（34.7%）有瘘管发生。其中术前瘘管诊断正确率仅为69%。

由于各地区诊断手段、病变范围定义有一定差异，故比较病变范围有一定难度。我国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根据病变部位和范围分型的具体方法虽有一定差异，但基本一致。国外多采用Hodgson将溃疡性结肠炎分为直肠炎、直乙结肠炎、左半结肠炎（结肠脾曲以远）和广泛性或全结肠炎（指累及结肠脾曲以上或全结肠）。国内多采用2000年成都全国炎症性肠病会议提出的标准分为直肠炎、直乙结肠炎、左半结肠炎、广泛性结肠炎或全结肠炎和区域性结肠炎。

来自西方国家报道显示UC全结肠炎比例较高。Farmer等随访调查了1116例UC患者，其中直乙结肠占46.2%，左半结肠占17%，全结肠占36.7%。来自日本与韩国的报道显示广泛性或全结肠炎比例与西方国家接近。韩国的报道显示直肠炎占43.7%，左半结肠炎占31.4%，广泛性结肠炎占24.9%。日本报道显示直肠炎占22%，左半结肠炎占37%，广泛性结肠炎占41%。国内欧阳钦等报道直肠炎和直乙结肠炎占68%，左半结肠炎21%，广泛性或全结肠炎占11%；项平等报道直肠炎占28.8%，直乙结肠炎占26.5%，左半结肠炎占17.2%，广泛性结肠炎占11.7%，右半结肠炎占3.7%，全结肠炎占11.9%。江学良等统计国内文献报道显示直乙结肠炎占70.2%，左半结肠炎22.5%，广泛性或全结肠炎仅占7.3%。国内多中心调查显示直肠炎占14.8%，直乙结肠炎占26.4%，左半结肠炎占25.0%，广泛性结肠炎占6.3%，全结肠炎占25.8%，区域性结肠炎占1.7%。尽管所采用的分型方法有一定的差异，以上资料显示国内UC患者病变范围较局限，以左半结肠炎为主，而累及全结肠者较国外少见。但来自新加坡及中国香港关于华人UC的调查显示广泛性结肠炎所占比例与西方国家接近。

关于CD病变范围，西方国家报道显示多以回结肠型多见。欧洲CD研究合作组（European Cooperative Crohn's Disease Study，ECCDS）调查452例CD患者，回肠型、回结肠型、结肠型分别为14%、49%、21%。Mekhjian等报道1084例CD患者三型分别为30%、55%、15%。葡萄牙调查1413例CD患者三型分别为33.8%、44.7%、15.1%，另有1.2%单纯累及上消化道，3.3%累及回肠和上消化道，1.5%累及结肠和上消化道，0.4%累及回结肠和上消化道。但也有研究报道结肠型最常见。来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的报道则显示CD以回结肠型最常见。中国香港报道回肠型、回结肠型、结肠型分别为29%、44%、27%，另有9.2%累及上消化道；日本报道三型分别为16.1%、65.8%、16.1%；韩国报道三型分别为21.0%、66.7%、12.4%。国内各项报道结果不一致，有病变累及小肠为主者，如杨川华、冉志华报道小肠受累为53.8%，结肠受累为26.9%，同时受累为19.2%；亦有结肠与小肠相近的，如夏冰等报道小肠受累为28.6%，结肠受累为27.0%，同时受累为44.4%。亦有结肠受累为主者。我国多中心调查报道515例CD中，累及小肠146例（28.35%），累及结肠187例（36.31%），累及小肠和结肠162例（31.46%），另有累及结肠及肛门20例（3.88%），故以结肠型稍多见。

CD并发的肛周病变是CD诊断的主要条件之一。Zane报道肛周病变发生率为14%～36%，大约50%的患者一生中将发生肛周病变。全美CD协作研究组报道，病变累及结肠时，46.7%患者有肛周病变，而局限于小肠的患者，肛周病变发生率仅约2.5%。我国肛门病变者相对少见，仅为5.6%。而其他并发症如会阴部的并发症更是少见。这些并发症实际上可能高于调查结果，这与我国多年的文化传统有关，因患者多忌讳暴露隐私部位的疾患，主管医生问诊和查体也不愿涉及患者隐私。

多数研究显示亚洲国家IBD肠外表现较西方少见。西方国家报道有40%～50%的IBD患者在病程中有肠外表现，而国内报道远远低于此比例。Arora等报道IBD最常见的肠外表现是骨质疏松。巫协宁等报道8.5%的UC患者有肠外表现。江学良等报道6.1%的UC患者有肠外表现。国内多中心调查显示14.0%的UC患者有肠外表现，主要包括关节痛（7.1%）、皮肤病变（1.9%）、口腔溃疡（1.9%）、眼部病变（1.7%）。国外报道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可见于3%的UC患者，而国内罕有报道。

国内多中心调查显示22.3%的CD患者有肠外表现，也较西方国家报道低。如累及皮肤的结节性红斑，我国研究发现为3.1%。而西方为6%～15%。我国口腔溃疡仅为4.85%，而西方有报道口腔浅溃疡可见于70%的患者。我国CD患者累及关节为9.12%，而西方的报道关节病变为10%～20%。我国报告累及眼部为2.33%，而Orchard报道，研究483例患者发现5%的CD患有较严重的眼病，其中最常见的是虹膜炎（60%）、巩膜炎（30%）、葡萄膜炎（10%），患病男性多见于女性，男女比为3∶1，30%的患者反复发作。

Arora等报道IBD最常见的并发症为消化道大出血。另有学者也报道UC早期并发症（诊断后2年内）包括大出血（16.7%）、中毒性巨结肠（12.7%）。国内多中心调查9.6%的UC患者发生并发症，主要包括消化道大出血（7.6%）、肠穿孔（0.8%）、肠梗阻（0.4%）、结肠癌（0.4%）、淋巴瘤（0.06%）、中毒性巨结肠（0.1%）。68.15%的CD患者发生并发症，包括出血（26.02%）、梗阻（17.86%）、瘘管（11.26%）、穿孔（6.21%）、脓肿（4.66%）、其他（2.14%）。国内癌变率低，UC癌变率仅0.4%，远低于欧美的3%～5%。尽管如此，对于病程＞10年，病变广泛者应行监测性结肠镜检查及多部位活检，至少2年1次，应特别重视对不典型增生的密切随访。

西方国家UC手术率为30%～37.6%。有学者报道UC手术率为37.6%。手术原因难治性占40.2%，暴发性占16.9%，中毒性巨结肠占18.4%。手术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中毒性巨结肠、病变范围、关节症状、大出血及诊断年龄小的患者。病变范围是手术的主要危险因素，全结肠炎患5年、10年、25年累积结肠切除率分别为32%、42%、65%。63%的患者为择期手术，37%为急诊手术。Caprilli等报道15%的UC患者发展为重症暴发性结肠炎，其中30%的患者需要手术治疗。

来自亚洲国家报道显示亚洲手术率普遍低于欧美国家。日本报道累积结肠切除率第1年为4.1%，第2年为6.8%，之后以每年1%～2%的比例增加直至第14年。韩国报道累积结肠切除率第1年为2.0%，第3年为2.8%，第5～15年为3.3%。国内潘燕等回顾分析了412例住院UC患者，其中39.3%为重度患者，17.9%的患者行手术治疗。国内多中心调查3100例UC患者中，仅有3%进行了手术。亚洲国家手术率明显低于国外报道，可能与UC疾病严重度较轻及手术适应证偏保守有关。

西方国家报道70%～90%的CD患者需手术治疗。由于CD术后复发几乎不可避免，手术仅是病程进展到某一阶段而针对并发症进行的治疗。Solberg等报道10年累积手术切除率为37.9%。Becker报告CD症状出现20年内，超过78%的患者需手术；30年内，超过90%的患者需手术；回盲部病变手术机会最大，局限于结、直肠的病变手术机会小。许多患者还因复发疾病的并发症而需手术，30%的远端回肠型CD患者在术后10年内至少需要再接受1次手术，5%的患者甚至超过3次。来自亚洲国家报道显示CD手术率与西方国家接近。日本报道CD患者5年、10年、15年手术率分别为37.6%、60.4%、74.2%。韩国报道3年、10年手术率分别为13.1%、34.9%。中国香港报道10年手术率为29%。国内汪建平等回顾性分析142例CD患者，手术率为64.8%，起病后5年累积手术率为52.0%，再手术率33.9%。国内多中心调查515例CD患者手术率为33.2%。

Jess等对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378例UC患者平均随访14年，62例（16.4%）死亡，其中12例（19%）死于UC相关并发症，包括穿孔、消化道出血、脓毒血症、术后心血管事件等，其中5例死于结肠癌，1例死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10年、20年、30年、40年累积生存率为93%、85%、72%、59%。日本及韩国报道UC患者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6%、97.4%。我国多中心调查3100例UC患者，19例（0.6%）死亡，也明显低于欧美报道。

Jess等对美国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县314例CD患者平均随访14年，56例（17.8%）死亡，其中18例（32%）死于CD相关并发症，包括瘘管相关并发症7例，肠道肿瘤6例，PSC 3例，英利昔治疗后脓毒血症1例。10年、20年、30年、4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1%、82%、73%、48%。报道认为IBD虽有新的治疗方法如英利昔等，但IBD生存率并未得到提高，究其原因可能与新型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如感染、肿瘤等相关。但Lichtenstein等报道CD并发的感染主要是与激素相关而非英利昔。亚洲地区关于CD生存率报道都来自于日本。Iida等随访419例CD患者，5年、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9.2%、96.9%。Park等随访276例CD患者，5年、10年、15年、2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9%、98.1%、97.7%、94.9%。我国多中心调查515例CD患者，死亡7例（1.4%），较西方国家低。

除病因学一章中所讲的基因、免疫因素外，在IBD的发生、发展、复发过程中还与以下因素有关。IBD发病呈明显的种族差异和家族聚集性，提示IBD具有明显的遗传易感性。但近年来，IBD发病率在亚洲包括我国的逐年增高促使我们对环境因素的作用进行更多的研究。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可能在IBD的发病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内的研究发现仅4.4%～6.7%的UC患者有家族史，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10%～20%。国外多项研究确定了16q的第1个IBD易感基因NOD2/CARDl5，并证实该基因上的3个单核苷酸（SNP）位点的多态性与IBD相关，然而这些易感SNP位点在中国IBD患者中并未发现。最近国人报道显示，NOD2的P268S的多态性与中国IBD患者存在相关性，而与西方白种人IBD无相关性。随着SNP检测技术的发展，通过对易感位点进行定点克隆以及全基因组扫描，证实了TNFa、MDR1、OCTN、DLG5和IL23R等基因的多态性与IBD的相关性。

国外已有多项研究报道肯定了吸烟与IBD的关系，认为吸烟对UC起保护作用，但却增加患CD的危险。来自我国湖北地区的报道提示吸烟可降低UC发生的危险性。我国多中心病例对照调查研究也提示吸烟是UC保护因素。

西方国家报道阑尾切除可能是UC的保护因素，其可能的解释是阑尾被认为是T细胞促进因子的储存器官。当阑尾切除后，可能改变了T细胞的平衡，使T细胞抑制因子占优势。来自于我国武汉地区的报道未提示阑尾切除术与IBD相关。我国多中心调查则提示阑尾切除术降低患UC的危险性。

国外研究提示不当食品加工、甜食可能是IBD的危险因素，而IBD患者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较低。Tragnone等研究发现UC患者摄入糖、淀粉类食物比正常人多。Russel等也发现UC患者饮可乐等高糖饮料的比例比正常人显著升高。而我国来自湖北地区及全国多中心调查研究均未发现甜食、油炸食品与UC相关，可能与研究对象食糖习惯及剂量不同有关。欧美人喜进甜食，且食糖量大，而我国喜甜食者不多。全国多中心调查显示饮茶是UC的保护因素，多因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来自我国山西地区的研究则提示牛奶摄入、油炸食品摄入可能是IBD的致病危险因素。

食物的冷冻可能是IBD的潜在危险因素。美国CD的发病率增加是在20世纪40年代，瑞典是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部欧洲则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现象说明冰箱出现和CD发病存在时间、地域上的吻合。冷冻链假说指出嗜冷微生物如耶尔森菌、李斯特菌的感染与IBD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报道在CD的病变处能检测到这些细菌，但我国的研究尚未有报道食物冷冻与IBD有关。

国外研究报道口服避孕药有增高IBD的危险。口服避孕药易导致血栓形成，可能与IBD有关，但我国多中心调查未发现口服避孕药与UC相关。

一项在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显示，CD患者中母乳喂养者所占比率比一般人群低30%。我国多中心调查显示母乳喂养是UC的保护因素，但也有研究认为母乳喂养与IBD无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存在回忆性偏倚有关。

国外研究提示IBD患者在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人群中相对更常见。一项452例IBD患者的回顾性调查显示，IBD多发于具有高学历的年轻职业男性。

研究提示肠道菌群可能是IBD发生的重要因素。一些感染性病原体与IBD的关系已受到重视，如分枝杆菌属、李斯特菌属、耶尔森菌属、大肠埃希菌属，但仍未证实哪一个是IBD的主要致病因素。国外研究报道婴幼儿时期的感染性疾病可能影响成年后对IBD的易感性，如一项研究报道CD患者在婴幼儿期发生腹泻疾病的频率比对照组高3倍以上。国内多中心调查也显示感染性肠病增加患UC的危险。推测感染性结肠炎可能改变患者肠道菌群，而IBD患者可能因不能有效地识别不同微生物的某个或某些组分，致使其逃避了宿主的免疫反应，最终引起宿主对这些病原微生物过度的免疫应答。

对MAP接种地鼠诱导肉芽肿性肠炎动物模型（模拟CD）的大量研究表明，MAP和CD的发病有着密切的联系。Sartor详细总结了支持和反对MAP作为CD致病因素的各种证据，提醒我们可能正在重复当初研究幽门螺杆菌时所犯的错误，科学界接受一种全新的理论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对两者的研究与鉴别应予充分重视。

国外研究表明CD可能与儿童期感染麻疹病毒有关。但如果麻疹病毒感染是CD的原因，近30年亚洲地区麻疹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而大部分地区IBD的发病率却逐渐增高，并不与麻疹发病率一致。

国外有研究报道NSAIDs可能增加患IBD的危险性，但国内多中心调查未提示NSAIDs与IBD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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