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成而上（医德医论）

铭记师恩

见证历史　分享光荣

他在民国时期开始学医，并考取过国民政府的行医执照；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具有学历的针灸学员，也是第一批针灸教师；他是新中国针灸科研与教学事业的创业者与领导者，也是新中国针灸国际培训事业的开拓者。他的人生轨迹始于旧时代，但更融入了新中国医药事业特别是针灸事业的发展轨迹；他不仅见证了针灸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员，他参与创造了历史，成就了光荣。他就是中国针灸界第1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的导师——“国医大师”程莘农。

1.少年习医

程莘农（1921—2015）出生于江苏淮阴（今淮安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那年他父亲已50岁了。程家先祖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儒二程（程颢、程颐）颇有渊源，明末清初程氏这一支由安徽翕县迁至江苏淮阴，世代业儒，其父程序声先生是私塾先生，门人弟子很多，当时淮阴大多的士绅名流多出自其门下。因为当时的中国兵荒马乱，程老先生认为“穷医可养三口之家”，于是不教他做文章而为他选择了从医的道路，取名希伊，希望他能像伊尹一样“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根据这个名字，一位王姓世伯给他取了号“莘农”，取意“根在有莘之伊”。若干年后，他们这些美好的愿望都实现了，程莘农成为了一个未做良相的名医，程氏家门中出了中国针灸界第1位工程院院士。

由于程家在当地的声望，程老得以花500块大洋拜淮阴当地最有名的医生陆慕韩为师。在陆家学医期间，他白天随师出诊，晚上攻读医典。陆慕韩带徒很有章法，他让学生先为病人诊脉，然后自己再亲诊一遍，告诉学生如何是对的，如何是错的；开药方，他只报出药名，剂量由学生自己定，他再过目，将不适当的剂量删改；门诊结束，他规定出晚课，习某某篇章，第二天就会对该方面提出问题，借以督促学生习而学之。陆氏擅长看时令病，疗效很好，有“决人生死”的本领，病人也很多，给了程老大量实践的机会，加上他自己刻苦勤奋，在老师去世后，只有20岁的他于1939年开始就以程莘农的名字独立挂牌行医，并很快在当地小有名气。

个人的努力加老师的名气和家族的声望，使程老业医的起点高于常人，一出道就被吸收入中医师公会，并担任了清江市（淮阴）卫生工作者协会秘书股股长，这是他担任社会工作之始。民国期间，“考试院”成立考选委员会，办理中医师考试，程老参加了考试，经审查合格，获得了颁发的医师证书，据说证书至今还保存在中国台湾省。

2.意外转行

新中国成立后，程老成为了清江专区卫生院的保健干事，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喜爱的中医事业，于是他向领导提出要继续从事中医、继续学习的要求。1955年3月13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在南京市朱雀路邀贵井14号举行了学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中医进修班、针灸专修班开学典礼。程莘农知道这个消息时，第一批中医进修班的60名中医已经选拔完毕，于是学校将包括政治、中医基础、方剂、中药等在内的试卷寄往卫生院对其进行单独考试。对这一段历史，程老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天我刚下班，院长就推门进来通知我晚上加班考试。”就这样，在没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只用了一个晚上便答完了所有试卷，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第61名学员。据说阅卷的老师在看过他的答题后，曾拍案叫绝：“想不到苏北还有这等人才！”

被录取到这所学校后，程老先是作为优秀生担任了学生小组的组长，并仅通过半年的学习便由学生转为老师，担任针灸学科教研组组长和巡回教学组组长，负责南京市100余名针灸师及各县市针灸医师的进修学习，足迹遍及江苏省8专区20个市县。

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是现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也是新中国中医教育事业的摇篮，20世纪50年代建校之初，该校就在我国第1代中医药学部委员（院士）校长承淡安、副校长叶橘泉等学校领导、专家的精心组织下，为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编写了第1套教材，培养了以董建华、程莘农为代表的第1批师资，促进了我国中医药教育由传统的师承教育向现代学院式教育转变。程老最初随老师学习学的是中医方药，对针灸涉猎不多，当得知校方指派他作针灸组的组长时，他大感意外。因为按照旧俗，西医看不起中医，而开药方的中医又看不起针灸。但这是组织的安排，尽管内心不满，他还是接受了任务。教务长由昆让他在1周之内把所有的经络和穴位都谙熟在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背熟经络和所有的针灸穴位绝非易事，他冥思苦想了很久，突然想到，演员们唱戏，要背的戏文更多更复杂，但老演员们却能背熟好几出戏的全部戏文。想到此，程老非常兴奋地找教务长汇报，在心里按《定军山》里老黄忠的拍子把十二经络和腧穴歌诀全都背诵下来了。但没想到的是，教务长并不满意，因为太慢了！于是他又改变策略，换以节奏明快的“西皮流水”，终得以过关。从此，大方脉的中医少了一位开药方的大夫，而针灸界却多了一位学术泰斗，并为后人留下一段学习针灸腧穴的佳话。

1957年，为支持北京的中医事业，南京方面选调了8人进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北京中医学院建院伊始的元老。他们是程莘农、董建华、颜正华、王玉川、王绵之、印会河等人。从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可想而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这所中医界的黄埔军校果真是名不虚传，而程莘农等一批名老中医的成才与成功与这样一个集体的熏陶培养是分不开的。

3.教书育人

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后，程老参与组建了附属医院东直门医院针灸科。当时科室里也是人才济济，有后来从南京调来的著名针灸专家杨甲三、姜揖君教授，有擅长子午流注的单玉堂教授。程老当时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针灸教研组组长，兼附属东直门医院的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任医师，统管针灸教研工作。除了日常临床教学等工作外，他还主持编辑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及任《中华妇科杂志》常务编辑等，还为原苏联和越南的留学生授课培训，组织骨干力量大搞创新。为此，他至今还保持着早起的习惯。因为病人多，必须一早开始临床治病，中午很晚才能回去吃饭，而下午则要在课堂授业，晚上还要伏案笔耕，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当时他主攻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和三叉神经痛等临床常见疑难病症的针灸治疗，并完成了“中风偏瘫64例观察”等课题研究。

1962年，由于形势的需要，已经培养出第一批中医大学生的各科教材亟须修订。由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助理郭志华等组织，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湖北几家中医学院共同编制了第2版中医教材。“二版教材”成为公认的最好的教材。当时的针灸学教材就是由程莘农、裘沛然、邵经明等中医针灸大家亲自审稿、定稿的。二版的针灸学教材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增加了穴位处方的方解。长期以来，大方脉的医生处方用药，有君臣佐使可依，谈起来头头是道，且有《医方集解》等专门的著作来论述。而针灸的选穴除《灵枢》中提到过的七方外就很少有人提及。鉴于此，二版教材中大胆创新，引入针灸方解，改变了长期以来针术秘而不宣、习者无所适从的境况。时过多年，这一做法的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价，但在当时针灸学开设高等教育的初期，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为了推进教学，他还编了针灸挂图等教学用品，这对针灸学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程老学术生涯的第1个黄金时期。

在“文革”中，程老作为“牛鬼蛇神”，被剥夺了看病、教书的权利，到河北农村养了6年猪。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是遗憾。因为在农村，他也并没有放弃一个医生的职责与良心，用他的医术，为当地不少百姓解除了痛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二为一。但“文革”结束后，又重新一分为二。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5年，程老接受组织的安排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从事针灸经络的研究，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并成为了最早的参与组建卫生部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现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的教师之一，开始了他人生的第2个黄金时代。

4.著书立说

20世纪70年代末，摘了“牛鬼蛇神”帽子回京的程老，受命调至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先是参加了经络敏感人的普查工作，又因为有着丰富的临床与教学经验而被调入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从事对外教学工作。

承担对外教学工作，于他并不陌生。早在“文革”前，他就为朝鲜友人金光一讲解《难经》等中医针灸的课程，与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金光一还将朝鲜的针灸学名著《五行针》和朝鲜名医李济马所著的《四象方》相赠，为中朝之间的医学交流留下一段佳话。

为了顺应世界性的针灸热潮，1975年卫生部成立了北京、上海、南京3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推广中国的针灸与中医药。从那时起，每年都有许多热爱中医、喜欢针灸的朋友，从欧、美、亚、非等各个国家来到中国。程莘农是他们来中国后最想见到的人，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偶像，所有的洋学生都以能得到他手书的“针”字而惊喜，以得到他签名的《中国针灸学》为荣耀，如果再能与他合影留念，那就更是莫大的幸福了。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由程莘农主编的《中国针灸学》一直是国内、国际针灸教学的教材，是欧美各国的中医学子们认识和学习针灸的入门向导。

谈起《中国针灸学》的编写，程老不讳言是大家集体创作的结晶。当时国际培训中心草创，百事待兴，编写统一而规范的针灸教材则是重中之重。为此他们组织了3个培训中心的骨干力量进行中英文的编写与翻译，上海负责腧穴学的编写，南京负责中医基础理论部分的编写，而北京方面则负责针灸治疗学部分的编写，由程老统一审查定稿。纪晓平主任医师是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后程老的首届研究生，我的大师兄，也是当时参加中文稿编写的人员之一。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候，我们没白天没黑夜地整整干了3个多月，终于把第一稿的中文部分拿出来了。然后是程老逐字逐句地修改，大家一起讨论，特别有学术气氛，我们也特别有干劲。”英文稿的编写是在当时针灸所外办主任张恺的带领下，由英语组的翻译们译成英文的。《中国针灸学》内容上不但包含了经络学、腧穴学、针法灸法学及针灸治疗学的内容，也包含了阴阳五行、脏腑、诊断、辨证等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内容，极大地方便了国际培训中心这种短期而全面的教学模式，而且也是当时国内外水平最高的国际教学的课本。因而，它一经问世便风靡海内外，成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针灸水平考试或针灸资格考试的指定教材。当然，也是因为了这本再版了几十次，被译为英、法、西等多种语言的教材，使得程莘农和国际培训中心声名遐迩，使得他的弟子遍及五洲，真正是桃李满天下。为推动针灸走向国际，扩大针灸的学术影响，程老还先后应邀前往日本、印度、加拿大、美国、英国、意大利、巴西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进行讲学和考察，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被聘为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美东中医针灸师联合会名誉理事、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还多次获“优秀教师”、“荣誉教师”等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除了亲躬国际教学数百班次，培养了来自欧美、东南亚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几千名外国学生，他还为国家培养了20余名针灸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现在，这些研究生们毕业后都成为了国内外享有声誉的针灸专家，即使是毕业后远走海外的一些学生也成为了传播祖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火种，薪火传承着他的学术思想与衣钵。

5.学术泰斗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挽回“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损失，程老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早早地就开始临床工作。往往等到8点钟，别的大夫正式上班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几拨病人的治疗。那时候，他每个上午的门诊量就达80多人次，即便是对于开药方的大夫，这也是个惊人的工作量。何况是针灸医生，每天在病床与病床之间的奔波就可达到几公里。在数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他诊治患者数十万人次，累积的病例单张摞起来等身高。在他眼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笔者跟随他读研究生期间，他已年近八旬，但仍是每天一早就来到兼作办公室的诊室里。我和同学们如果有学业上的问题请教，一般总要选在8点之前，因为8点之后就属于患者的时间了。他的病人虽然很多，但收费却少得可怜，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作为工程院院士、“文革”前就晋升正高职称的主任医师，却和普通大夫一样只收病人1元钱的挂号费。有时候，病人远道前来求医，生活困难，他就分文不取，颇有医侠之风。

在长期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种易学、易教、病人痛苦小的进针法，并将其命名为“三才进针法”。取意天、地、人三才，进针轻巧而迅速，由浅入深，逐层深入，得气迅速，疗效显著，深受中外学生的欢迎，每次公开课都会引起轰动。

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近20年里，程老身兼临床、教学、科研与管理数职，不仅在教学上颇有成就，还多次主持国家级、部级科研课题。他主持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课题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委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中他任首席科学家；此外，他还是国家名词委中医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了国家及WHO的《针灸腧穴名称与部位》的工作。由于他在科研、临床、教学等方面的卓越工作，于1990年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提名，并于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当时针灸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国家第一批国家级国医大师，199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为他颁发聘书。

在不少的媒体报道里，他被称为学术泰斗。但他却认为，这些名誉不是给予个人而是给整个针灸界的。因此，在各种场合，他都不遗余力地为中医事业、为针灸事业鼓与呼，甚至不惜在许多公开场合拍桌子。不明白他的人认为他脾气太大，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性情中人，往往在提到中医和针灸的地位，提到中医现代化这个目前多受人诟病的命题时，他就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指出：“中西医结合，应该是中医结合西医。”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公开的场合这样的直言或许让一些人厌烦，但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不是正反映了他对中医对针灸事业的热爱与执著吗？这也许正是我们年轻一辈缺乏的勇气与激情。有时候他会骂我们：“你们太胆小了，学术问题也是要斗争的嘛！想当年我们在日内瓦开针灸穴位的标准化会议时，许多东西都是与外国学者争取得来的。”

生活中，程老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亲近的多才多艺的老人。他从六七岁起就开始修习书法，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展出，还被选刻于古城开封的“翰园碑林”中，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他在建国前就加入上海中国画会和中华全国美术会，建国后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卫生部老工作人员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会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杏林书画协会顾问等。笔者在程老家里看到过他年轻时写的一幅百米梅花小楷，堪为绝品；他亦喜篆刻，有《程莘农篆刻偶存》等存世。

程莘农，一个人生轨迹始于旧时代，又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医药事业特别是针灸事业的发展的老人，不仅见证了50年针灸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员，他参与创造了历史，也分享着其中的荣耀与光辉。

永远的师生情

2011年是老师的九十华诞，白驹过隙，光阴荏苒，转眼我跟随老师学习已是十五年前的陈年旧事了。

上大学时我学的是中医专业，对针灸既无了解，亦无感情，一心想的是毕业后去做济世救人的临床医生。后来我才知道，老师当年也同我一样，是从大内科的方脉转到了针灸专业。可命运偏偏捉弄，把我分配到了中国针灸学会，但这一机缘，使我有机会认识了程老，更巧的是，几年后，他竟然又开山门，公开对国内招研究生。于是，幸运的我，正是因为大学六年的中医功底，成为最后一批考上的研究生。至今我还记得他出的部分试卷题目，多半跟《灵枢》经原文有关，比如说，要求说出几种“输刺”法，还有，要求说出一些古代的解剖术语对应的是现代人体的什么部位，其中有个“䏚”字，据说考住了许多人。但因我当年学习时贪玩，没事儿时把《针灸学》教材后面附的古代术语对应表看了好几遍，居然记住了。也是历史的巧合，后来我承担了国家级的标准制定《中医药基本名词》中所有针灸术语的选定和标准化，可能跟老师当初选才时埋下的伏笔有关。

完成了一年的学习任务后，硕士第二年，我开始进科工作。当时老师正患眼疾，但他还是保持着多年的习惯，坚持一大早就来应诊。每次来跟他汇报学习情况，都能见他用手摸索着给病人扎针、起针，而病人们不管如何，都保持着对他的那份尊敬与亲近。后来他眼疾越来越重，几乎都看不到了，每次我来都要先大声地说出我是谁。我们毕业时，论文都是一字一句读给他听。有时候，我看他闭目静听，以为他睡着了，正想悄悄离开，他却突然睁开眼睛，说某某字错了，应当如何如何。

当年在科里学习的时候，程老身边还有不少师兄师姊跟随，我的许多学业，都是他们代师指导的。

如今，当年的师兄姊多半零落海外，像蒲公英一样在异国他乡顽强地生根开花，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这几年不断地游学在外，不论欧美，几乎每到一处都能遇到昔日的师兄妹们，并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

我还记得当年是杨秀娟师姐和庄家秀师兄跟老师在一诊室出门诊，后来王宏才博士也去了一诊室，胡金生师兄在二诊室，郑其伟师兄、纪晓平师兄带着我在三诊室，当然诊室里还有郭文瑞、尹秀琨、刘陶新、周允娴、周维妙等几位大夫，我的医术进步与提高，与他们几位的言传身教也分不开。

杨师姐外向活泼，庄师兄内向沉静，每逢遇到问题向他俩请教，一个是滔滔不绝，笑语连连，一个则是少言少语，语出惊人。可惜他们两个在我研究生刚结束的时候分别离开国际班去了美国，现在一个落脚在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一个在纽约的长岛开业授徒。

胡师兄是性情中人，而王师兄则胸藏锦绣，两人也是各具特色。现在胡师兄被公派到香港，王师兄则独挑国际班的大梁。

由于当年一直跟郑其伟师兄在一个诊室，他当时也是国际班的副主任，已经是正高职称，且主管教学工作，我跟他打的交道最多，他给予我的帮助也最大。从我的临床工作到教学水平，他都给了精心的指导。我独立工作后，郑师兄被公派到埃及金字塔医院，两年后，他为夫妻团圆，远飞美国，给当年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治疗，后留在美国，现和他的夫人钱淳宜师姐一起在洛杉矶开枝散叶。

郑师兄走后，纪晓平师兄从德国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工作回国，跟我一起在三诊室临床、带学生。纪师兄和彭荣琛师兄是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以来程老招的第一批学生，但如果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生时代就跟随老师的杨秀琴教授（王永炎院士的夫人）算在内的话，他们两个应该就算是我的二师兄。纪师兄与杨教授还有我，都是六年制的中医专业出身的，临床中既针亦药，加上他性情恬淡冲和，为人不摆架子，虽然年长我二十多岁，但我们很快就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把从程老那里学来的许多知识和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直到他退休去新加坡工作。现在，年近七旬的纪师兄赋闲在家，偶有余暇，我们也会小聚一番，聊聊针灸学术问题，也会聊聊我们共同的老师。

在我之后，程老还招了两位从针灸骨伤学院王居易老师那里转来的两位硕士生，现在一个已修完博士课程，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一个则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开了自己的诊所。

每当我跟师兄妹们提起程老，大家都表现出对老师的依依之情。虽然大家现在天各一方，但每次回国，大家都会到老师那个简朴而温馨的家里去坐坐；每次老师生病，师兄们只要知道，都会从海外寄钱寄物回来。

2011年6月，我在奥地利的格拉兹医科大学做访问学者，去维也纳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医的学术会议，在那里遇到一个被当地人称为“针灸之母”的教授。当她看到我递给她的名片上印着“东直门内小街”的字样时，眼泪差点流了出来。她说她是我们国际班培养出来的学生，永远是程老的学生。直到今天，她还保留着离开中国时程老写给她的毛笔字，尽管她可能不知道那几个汉字是什么意思，但当她得知我就是程老的学生时，一个劲地摇着我的手问我程老怎么样，让我向他老人家问好。

在程老教过的许多外国学者眼里，我的那个胡须飘扬的老师，是他们眼里的神！

在我们的眼里，我的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更希望，我们能成为老师的骄傲。

“闭目养神”

恩师生于1921年，今年已满九十四岁高龄。我跟随他学习、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常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许多人七十岁的时候早就退休回家，含饴弄孙了。而他老人家那时候还带着我和师妹等几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一天也没有休息过，而且是每天一早七点不到就第一个来诊室上班，从未间断过。即使我们路上遇到他，七八十岁并且曾经股骨颈骨折双腿不一样长短的他，也绝不允许我们伸手相搀，而是坚持自己步行走路、上楼。这是院士的倔强，也是国医大师的风采！

记得有位《健康报》的记者写过这样的话：每天一大早，中研院（当时还没有改名为中医科学院）的院子里，就有一位老人，手拄拐杖，缓缓地走在上班的路上。这已经成为了中研院的一景。这位老人，就是程老，他每天清晨即起，简单用过早饭后，就早早来到诊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作为学生的我们，向他汇报学习、工作情况，也就是在八点大批病人到来前的这个时间段里。

恩师七十多岁的时候，因患白内障，视力受损，许多工作他都是在不用眼睛的情况下完成的。

比方说，扎针，他是用手摸索着进针。当时许多同事和病人都怀疑说，这样行吗？能扎准吗？

许多年后，经过自己在临床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才领悟：其实穴位不是用眼睛看出来，而是用手、用心摸出来的。因此，在临床上我也教自己的学生，要重视“押手”的作用，信其针者，信其左！

再比方说，看病，他也是闭着眼睛摸脉。有一次，他连续诊我的脉象达几十分钟，外人看他闭目，以为他睡着了，但其实他的手指在不停地沉取浮取，于是，我也闭起眼睛，默默地体会他取脉的方法。那次，他诊完脉后，准确地预言了病症，与日后的结果完全吻合。现在，在临床中遇到疑难病例，或者有时候病人太多周围环境太嘈杂，我都会像老师那样，闭起眼睛，调匀呼吸，如入道参禅般细细体会病人的脉动，体会病人体内气血阴阳的各种变化。

再比方说，修改论文，他是闭着眼睛听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虽然论文不是太长，但总的字数下来怎么也有4万字了，学校要求的小四号字，他根本看不清楚。于是，我便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念着念着，我看见他的眼睛闭起来，身体也不再动弹，以为他睡着了，谁知我稍一停顿，他就动动手，于是我便继续念下去。一篇论文从头到尾念了几十分钟，他始终闭着眼睛，好像在闭目养神。谁知我刚一念完，他便指出，我哪个词用得不当，哪个地方还该增改。旁边跟我一起陪站的师兄姐们和我面面相觑，又不由得都露出钦佩的神情。

穿越——跟师学习的日子

二十多年前，我六年的大学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周末和没有课的日子，我会骑着从中医解剖学奠基人高华龄教授家借来的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那时候全北京还没几辆出租汽车，即使有，也坐不起——去各个医院或者新开张的或国有或私人诊所里跟随名老中医们抄方学习。

那时候，许多中医界的名医们还都健在。我大多时候只能远远地站在人圈外面，听着刘渡舟老先生跟他的研究生们报脉或是赶紧记下他报出来的药名；幸运的话，可以登堂入室，替老先生们抄方。如果今天有人看见我写的硬笔处方，说这笔字还算硬挺，便是拜早年的经历所赐。因为字倘若不好，断不敢捧与先生们签名发放给病人。

那时候跟随过的老先生太多了，除了刘老，还有三世御医赵绍琴和他的夫人、京城小儿王刘弼臣、药王王绵之、跟我老师程莘农一起从江苏进京的内科大师董建华、针灸名家杨甲三。稍年轻一些的，现在也成了如日中天的大家，如王永炎院士、孔光一教授等，有些也记不清了。至于现在在各个医馆的一些头牌医生，则根本就是教我们课的老师，像郝万山、裴永清、田德禄、武维屏、高齐民、吕仁和、孟宪坤、李秀琴、李素卿、郭维琴、郭志强、庞鹤、胡定邦、臧福科等，太多太多，难以一一尽述。

记得每位先生的脾气禀性都不一样，刘渡老爱喝茶，爱讲究写字，当然也爱笔。跟他抄方，字不好，不许上手。20世纪80年代末，外公从台湾来，送我一支好笔，我孝敬刘老，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当即试写了好多字。我的毕业纪念册上，便有刘老题的吉羊，那年正是羊年！现在，刘老的许多弟子都已俨然大家。那年在美国，联系上当年抄方时结识的师兄赵软金博士，电话里亲切述旧，相对感慨。现在赵兄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开业，每日诊务繁忙，声名鹊起，颇有刘老遗风。

王绵老和我老师程莘农院士一样爱抽烟，大中华一直不离手，在他那里我可吸了不少二手烟。可是，他活到了八九十岁才离世的，也算高寿。他自称算命的跟他说过他是“药王菩萨”，轻易死不了的。我的老恩师也是抽了一辈子烟。每次去看他，床头的烟灰缸里若是有烟蒂，证明他这几日身体尚佳，若是没有，则是不好。他从来否认自己是真的抽烟，他说都是在往外喷烟，可真是“自欺欺人”了。不过，我们吸二手烟可是真的。

刘弼老十分健谈，问他什么问题都愿意回答，那时候跟他学习了不少小儿多动症及咳嗽的治疗方法。病人不多的时候，他跟我们谈起，想买一座四合院，不知道他老人家后来做到没有。不过，以现在的房价来看，他老人家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为房发愁的还有赵绍老和夫人，作为京城四大名医汪逢春先生的弟子，出身三代御医之家，他是最讲究边幅的老先生。夫人也是位名中医，家世还优于赵家，言谈举止颇有格格的派头。赵绍老是愁房“多”，当年他和夫人娘家的私房甚多，号称半条街。但“文革”中，他和夫人家里的房子都充了公。没有病人的时候，他会发愁怎么打官司把那些人强占的房产要回来。唉，若是无这些琐碎缠身，那些老先生们可能更加成就斐然。我在还位于西苑医院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部读硕士的时候，忘记是哪位师兄答辩，请了赵绍老作主任委员，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先生。虽然夫人已经病故，但老先生依然是在座中最衣着笔挺的人，只是脸上居然有一处胡子拉碴，显得苍老许多，惹人心酸。之后没过多久，我再听到的，就是他奄然物故的消息了。我从他那里学习的，是温病学派四两拨千斤的手法。遇到他当年治过的类似病患，我的用药往往轻巧灵便，一周的药费也不会超过百元。

学习内科的时候，董建华老曾为我们上过一节课，好像是胃脘痛。由于担心学生们听不懂他浓重的家乡话，大内科的主任田德禄教授亲自来为我们这些学生当翻译。不过，听多了这种江苏话，却为我以后跟随同样是江苏籍的程院士学习打了好基础。

大三的时候，我们被派往怀柔中医院临床见习。如今的怀柔，山清水秀，是旅游度假胜地。但20世纪80年代我们去的时候，还只是树小墙新，满目风沙的景象。我们白天在医院见习，晚上便住在山神庙改建的集体宿舍里。但那时候，每周王永炎院士会应李祥书院长的邀请去出中医院一次门诊，使我又有了跟王院士偷师学艺的机会。听他讲四六句的骈语写脉案，看他以熟练的西医技能为神经系统患者查房，真是莫大的享受。实习结束回到东直门医院后，王院士每次查房必点我回答问题，变相的“逼迫”，使我丝毫不敢懈怠，努力小跑着前行。

大学期间，我也曾跟着西医皮肤科老师许连霈学习过三年。他当时是东直门医院皮肤科的主任，从协和医院调来，也是新中国皮肤病学创始人马海德先生的弟子。许先生创造性地将封闭疗法应用于顽固性斑秃的治疗。我大学时的一位舍友，正值风华正茂，却不幸满头青丝一丝不存。因此，每周必向许老求诊。那时候，大约每逢许先生门诊，都会有不少脱发斑秃的患者前来求医，许先生都是亲自动手，很少假手护士。每次治疗后，病人虽然表情痛苦，但不少人看到青丝重生，内心仍旧喜悦。

自从开始临床课程学习，我便一直生活在东直门医院的大院里。那里的老师，都待我如子侄，至今在院内见到他们，我还都躬身问候。但是，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关系，我鲜能再跟他们抄方学习了。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偷得浮生半日闲。我顶着似火骄阳，再次来到西苑医院，跟着我心仪的一位妇科专家姜坤老师出了半日门诊。她已七十多高龄，一日看六十余人，一下午三十一位妇科病患者，加一位不孕妇女的丈夫，患精少症。我侍诊在旁，闻得她用药诊断与我同者，心中窃喜不已；有不懂者，及时发问。姜老师知无不言，毫无保留。时光仿佛倒退二十年，有个能请教、探讨问题的师长，真是人生幸事！

穿越的感觉，真好！

亲炙受教

陈佑邦教授是针灸界的前辈领导。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在东直门医院针灸科的临床一线干过二十年，和我的导师程莘农院士、杨甲三教授、姜揖君教授、袁九龄教授等名医一起工作，参加过全国的群英会，是国家级的劳动模范；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也是一直在做医政工作，在全国中医院范围内建立示范中医院，被人公认为有领导能力又人品端正的好干部。同时，他也曾是世界针灸联合会的司库、中华中医药学会的秘书长和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

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65岁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之后，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安享晚年，而是去了瑞士重新做针灸医生，一做就是8年。回国后，他常跟我提起，在瑞士的8年，比他在领导岗位上的20多年更让他对中医、对针灸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体悟。在瑞士的诊所里，没有药物的辅助，没有太多公费医疗的保障（在瑞士，医疗保险会报销10次针灸的费用，超出的部分都是自费），一切全凭医生的疗效，如果你能用针灸的方法帮病人解决了问题，病人就会认可针灸中医的治疗，诊所就得以运营下去；如果你的疗效不行，你就只能关门大吉。而且，如果病人的问题解决了，几乎100%地可以认为是中医的作用。因为那边的病人绝对不会像中国的病人那样，拿着公费医疗或医保，今天看这个大夫，明天看那个大夫，死了不知是谁治死的，好了也不知道是谁的功劳。

在瑞士的8年，陈教授看的病人的疾病范围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内医生已知的范围，许多被瑞士或欧洲其他地方西医宣判的疑难问题，他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奇迹般地帮病人解决了。这8年的收获，使陈教授产生许多感慨，也对国内针灸临床的科研与临床研究产生许多新的想法，虽然他现在不在临床一线，但这些宝贵的见解对于我们后生晚辈也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比如，在我跟他汇报最近在美国《循证替代医学杂志》上发的一篇文章：“从微血管的变化观察针灸的镇痛效果”时，他谈起针灸的迟发效应。有一位瑞士妇女患严重的幻听，看遍了内外精神等各科的医生，还是时时能听到她男朋友或是其他人跟她的谈话，抱着一线希望，来请陈教授帮她治疗。陈教授按照自己对疾病的理解，每周2次帮她针灸，当10次的医保限额用完之后，病人的病情依然没有起色。由于病人不愿意自己负担针灸的费用，治疗被迫中止了。但几个月后陈教授偶然在镇上碰到这位病人，她却高兴地告诉陈教授，自己的病已经彻底好了。陈教授问她是由哪位医生治好的，她说：“就是您啊！从您那里结束之后，我就再没有看过任何一位医生。但是1个月后，我的症状就渐渐好转了，到现在也没有复发。”

其他还有许多病例，都说明，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后的短期内疗效不显著，但并不说明针灸没有效果，有许多针灸的疗效是迟发的，这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

看不完的经典

作为中医人，常被人说保守，因为无论干什么，《灵枢》、《素问》、《伤寒》、《金匮》等经典都片刻不能离——可离非道也。也会有人诟病，中医不发展，就是因为太过重视经典闹的。

因为工作与科研的需要，我常常看这些经典。饶是我大学期间已学习过两遍《内经》，研究生和博士期间又系统由名家讲解过两遍，日后工作中也常常不离这些书，但仍然觉得常读常新，书中字句沁人肺腑，又发人深省，对临床科研都有莫大的教益。这些书，不亚于西方教徒手中的BIBLE（圣经），是中医人的精神支柱。

2014年，给京东商城投资了3000万赚了22个亿的今日资本集团老板徐新回母校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的榜样就是巴菲特，我读巴菲特的书和他写给股东的信就像读圣经一样，是每天必看的。读他的书，就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英雄所见略同。”

哈！英雄，真是“所见略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