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大西国皇帝张献忠（1606-1647年），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响应王嘉胤起义，自号“八大王”。初属王自用麾下，后自成一军。崇祯九年（1636年），低一辈分的李自成继高迎祥后称“闯王”，浴血转战，向北京进发。张献忠则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度接受明廷招抚。养精蓄锐于翌年再举逆天大旗，势力迅速扩大。崇祯十六年（1643年）攻下武昌，在湖北、湖南一带夺得地盘，六月改称“大西王”，以武昌为京城；权力中央设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等，并开科取士（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2版，197-198页）。
大西国首次考试在武昌，以监军李时华为主考，录取进士30人，廪膳生48人均授知州或县令。状元为60岁的汉阳人陈珏。
张献忠以摧枯拉朽之势，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其势力发展到长沙，又在长沙搞过一次开科取士，其主考、取士数及状元未见记载。十月，进入江西袁州、吉安等地，也搞了一次科举考试，吉安人吴侯原在明朝多次参试均落第，这次被取为三甲进士，被任命为龙泉县（今江西遂川县）知县（同上书）。
次年初，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国”。张献忠只能一头向西，挥师入川，于同年十月建立“大西国”，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顺”，并立即举行科举考试。他在位两年零1个月时间里，此间又举行过两次乡、会联试和一次制科考试。时间是大西大顺元年（甲申年，1644年）、大顺二年（乙酉年，1645年）、大顺三年（丙戌年，1646年）。
历史的视线，聚焦于在成都举行的大西国第二次乡、会联试及制科考试，皆因考生不肯配合，而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学术道德家的理由，没有“考生不肯配合”的事情，既来之则考之，何来“不肯配合”？一次集体性灭绝，仅仅是有一个考生的言行，触犯了皇上威严。另外一次集体性灭绝，则纯属张献忠的个人心态变异所致。
据《蜀碧》《平寇志》《寄园寄所寄》等书记载，这两次杀戮考生，一次就在2万人以上，另一次在5000人左右。
有人劝皇帝息怒，张献忠，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广安州人欧阳直的笔记《蜀乱》（亦名《蜀警录》《欧阳遗书》）记张献忠事较为详细，当时他被迫在大西政权任职，其记载的具体情况并不复杂。
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所谓“特科”，是张献忠在顺治二年举行乡、会两科之后开设的。根据张献忠下达的“特科诏”规定：“凡有前朝在籍乡绅及未仕两榜举贡，监生、吏农、新旧生员、童生、民间俊秀子弟，下至医卜僧道，与夫深山穷谷隐逸硕士，凡有抱一长、挟一技，堪为帝王师佐、鹰根帷幄者，着地方官敦崇礼请，汇册起送来京。候朕临轩策试……或礼请举报有名，而本人规避高蹈，将本人以观望重谴。”（《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53页）
这段话，软硬兼施。一方面求贤若渴，另外一方面有清晰的威胁：“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学子既然来到成都，但并非情愿，张献忠很快发现了问题：各地的士子多半观望，间有一二赴选者，又皆庸碌，非老即幼，且浮夸不实，无一真材。到京数日，即谋不轨，杀监兵数百，夤夜伙逃。幸督臣王尚礼察觉，擒缚首逆一百五十九人正法外，方移诸逆入城内大慈寺居住，以候考选。（《纪事略》载《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55页）这批被张献忠称为“诸逆”、囚禁在大慈寺的士子，懵懂之中，于顺治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一早遭到了集体性灭绝。
欧阳直记录说：“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则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南城验发。如发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某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散去。”这一记载的问题也较多，大开杀戒肯定存在，是谁统计的死亡数据呢？
这两次突然性的对巴蜀读书人的灭绝，结果是“弃笔堆积成冢”，可谓血腥气笼罩了科举试场，二千年巴蜀文脉彻底断绝，滚滚血海淹没了墨砚。在张献忠短暂的据川过程里，真正有效的科举，只有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举行的那一次，产生的武状元为张大受，文状元为龚济民。
当然，对此次科考也有不同记载，比如《科举奇闻》一书认为状元姓樊，为汉州（今四川广汉县）人；《小腆纪年·附考》则云“状元姓刘”；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说“以汉川樊某为状元”，可是汉川在湖北，士子不可能追随张献忠到四川应考；《明末农民战争史》又说“状元、榜眼同出一州”，但是未指出姓名；《蜀碧》卷二正文云：张献忠“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以汉州樊姓为状元”。此处注曰：“一云姓刘。”接下正文又说：“榜、探皆具……所取状元后随川北，不知所终。”其卷三则又引《寄园寄所寄》云：“会试得进士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这些记载，多为道听途说，显然是将大西国科举设立的文、武二科混为一谈了。
张大受的传奇
清代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随意杀戮，但姓张的往往获免；捣毁神佛塑像是大西军的习惯，但在梓潼县七曲山大庙，听说供奉的文昌帝君俗名张亚子，张献忠便下令不毁；点状元也特意选个姓张的……这符合张献忠的价值逻辑。
张大受（1617年-1644年）成都华阳县（1952年撤销县治归入双流县）人，字号、生年未详。大顺元年（1644年）十月，大西国称帝后的首次贡举，张献忠亲自拟题，强令士子就试。首先进行乡试，然后举行会试，取进士120人（《科举奇闻》说此次录取进士50名，《寄园寄所寄》引《张献忠乱蜀始末》《蜀碧》卷三、《平寇志》及萧源锦的《状元史话》等都说是120人）。
大西国武科考试武生时，特地挑选劣马数百匹，使应考者骑上劣马，同时命鸣放巨炮、营内士兵大声喧噪，往往马惊人坠。这一幕，虽然不同于古罗马大斗兽场，但滑稽出丑的效果很好，看得张献忠意气风发，大呼过瘾。看起来，戏弄读书人，历来是“泥腿杆子”的嗜好。
但张大受经受了严峻考验。他当年尚不到30岁，腰力十足，身长七尺，仪表丰伟，器宇轩昂，诗词书画兼通，亦颇善弓马。最最关键在于，他姓张。
张献忠一见“家门”非常欢喜，似乎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第二天张大受到设立在蜀王府内的金銮殿谢恩，大西皇帝沐猴而冠，先赐金币刀马十余事，接着赐御宴，同坐。事毕，又将席间金银器皿尽数赏赐，这显然是张献忠高兴得有点失措了。第三天，张大受又进殿谢赏赐之恩，张献忠又命画家为之画像，这是“绘图紫光阁”的无上待遇啊，下诏传之远方；并再赐美女10人、甲第1区、家丁20人。一时间，张大受荣华富贵，可谓登峰造极。大西国列位“臣工”见此纷纷祝贺张皇上，称颂“陛下今得奇士，实天赐贤人，辅佐圣朝”，祝贺大西国得了一位奇才，不日必将荡涤天下，张献忠听罢，踌躇满志。
张献忠赏赐武状元张大受的“金币”，或指其他金钱，但多半是指“西王赏功”金钱。此金钱十分稀少，仅限四川。
第四天，张大受还得进殿谢恩。正传呼间，张献忠却说他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他突然下令，干脆将他收拾掉。结果张大受一家老小及刚赏赐的美女、家丁全部遇害。这个当了3天的状元，不当反而好得多啊，但也成就了一项历史的吉尼斯纪录：中国武举史上最短命的状元。
大西国文状元龚济民则很少被提及。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对大西政权的科举倒是有记录，提到的唯一状元就是龚济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200页）。
据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记载，有个叫龚济民的儒生，被称之为“汉州劣生”，那就是如今的广汉人。人品学品如何个“劣”法呢？原来，他在应试策上热情歌颂张献忠品德超越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不识字，听人一说，立即心花怒放；更觉得他的名字是个好兆头，大西国必将济世安邦。便将他第一个“抓举”为状元及第。来自什邡县的老童生熊炳，中了探花，自然也是功成名就了。在廷试策中，他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于蜀中作井底之蛙，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富有四海。张献忠怒不可遏，认为这是讽刺自己鼠肚鸡肠，立即将熊炳凌迟处死，将其女眷打入娼门。看起来，熊炳死得比张大受更为悲惨。
需要注意的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汪绪慧在《张大受考》一文里指出：“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还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为大西国武状元，字君可，号鸿漾。明朝常熟人。不过此张大受生年不可考，卒于1644年，张献忠因喜怒不定的性格，杀了在当时曾红极一时的张大受。199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曾将明武状元张大受与清朝常熟张大受混淆……明朝武状元张大受和清朝张大受二人除了生活年代不同，著述、科第、字号均不相同，由于二人均生活于常熟，所以也容易引起人们混淆。在此论述，希望引起注意”（《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12期，160页）。
这一考据，显然与出自成都华阳县的张大受貌合神离了。但是，武状元张大受，也可能祖籍就是江苏常熟，不然，何以成都一地从无其家族的半点传说呢？！
华阳县自古人才济济。景祐二年、三年、四年停贡举，景祐五年（1038年）即改元宝元元年，这年科考，省元是范镇，状元为吕溱。就是说，范镇为省试第一名，含金量似乎比张大受要高。
后来，张献忠认为这些考试“未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也。”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在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崇祯求贤若渴，于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本年，特开“奇谋异勇科”，诏下，可惜无应试者。这样的“特招”，大概也只有李自成、张献忠之类枭雄，才能够在“奇谋异勇科”中胜出。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大西国如昙花一现，科举更是白驹过隙。从张大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到全家无辜被杀，以及大西国在四川举行的第二次乡、会联试与最后的制科考试均以大屠杀告终来看，张献忠的科举考试，初衷只是萧规曹随，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之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接连举行三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要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考试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其实，张献忠需要的人才，与绝境中的崇祯皇帝的需求——奇谋异勇，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而已。
大西军在云贵举行的科举
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年龄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近十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他们派人向永历帝建议，愿意和他们联合抗清。经过一番艰难的考虑，近乎是光杆司令的永历帝明白形势危急，只好依靠大西军，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晋王”。
1656年，永历帝朱由榔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在明朝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真龙天子现身偏僻地域，昆明百姓欢呼雀跃，“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李定国和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置身云南的李定国，准备好好经营这块根据地。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了“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招募傣族人参与训练战象，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
为了把愿意抗清的知识分子团结到抗清队伍中来，大西军在贵州、云南先后举行开科取士，录用知识分子。在贵州举行开科取士时，还号召在四川的士子前往应试。“孙可望令全蜀乡试于贵州。两省合取中试者40人、拔贡20人”。
这些士子，似乎已经忘记了张献忠在成都对前辈士子的杀戮。中国有句古话：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人的价值逻辑就是如此功利。既然明朝这个朝廷已经不在了，大清这个新朝廷尚未到来，谁看得起我，我就跟了他！读书人还有更强的现实逻辑，怎么才对得起自己的十载寒窗苦读？何以才对得起家中父母妻儿？！
吴伟业撰《绥寇纪略》记载孙可望在昆明开科取士情况：“甲午岁，孙可望自贵州还兵，就食要道，日加操练，听候调发。晋王（李定国）守南宁，蜀王（刘文秀）守云南……是岁春，命学道孙顺考滇南士子，随即开科。以西寺作贡院，命监税司史文为监临。减三场为二场，减七篇作五篇，头场三书二经，二场策论、表并诗二首，其题：‘官柳连雪，滇南纪胜’。取解元高应雷等三十二名，照给头巾，青袍，与明例埒。自是，士子书声不辍。”
这表面是南明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其实均是大西军操办的。
为了更广泛地笼络当地读书人，把他们吸收到抗清队伍中来，又规定“凡科目居家者，胥以官”的政策。昆明考生高应雷应试被录取后，还参加了大西军。“应雷应举授官，从军赴黔楚”，直接参加了抗清战争。
1650年（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滇南应试被录取的部分生童，集体前往李定国府致谢。李定国不仅奖给了每人三百串钱，而且鼓励生童们，“用心读书。”如此语重心长，听起来倒是让人浮想联翩。高应雷是云南名人，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个案。
高应雷出生在昆明一个富裕之家，据说长得修长俊美，仪表堂堂。他读书也有天分，博闻强志，擅长作文，广交天下朋友。1659年，他所在的大西军惨败于湖南辰州。高应雷死里逃生，捡回一条性命，从此隐居于湖南溆浦，把身世感想寄托在诗歌写作中。人们称赞他的诗有荆轲刺秦王一般的悲壮气质，有屈原投江一般的忧郁失意。（《滇南碑传集》卷十，原文出自2009.6.23云南日报网）
高应雷后半生过着近乎隐士一般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缘于他参加了南明的科举考试，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反过来再看“学而优则仕”的现实性逻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首先得弄清楚这“帝王”到底是谁，显然比考得好不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