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纪录——介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在庆祝建国十一周年这个欢乐的节日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将掀起一个新的学习高潮，热烈欢迎这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辑了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一段时期的重要著作。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最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鼓舞着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进行英勇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方才得到的。不论困难有多少，困难有多大，只要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总是无往而不胜。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为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所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军事进攻完全粉碎，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指导这次革命胜利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内容非常丰富。不论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它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着凶恶的敌人，敢于同他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它深刻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在极端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如何纯熟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前三卷一样，都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是指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又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作一项重大任务，以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

以下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些简略介绍。

一、对付反动派的方针和策略，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说：“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这个斗争构成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

蒋介石卖国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抗日战争一结束，就要从人民手里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老早打定了主意，用打内战的办法，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当时他们还不能立即发动全面的内战。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受到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政治力量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要争取时间，准备内战，等到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一下子把革命力量消灭干净。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在日本投降以后不久，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停止内战的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就在谈判的同时，国民党不断地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一方面装出和平姿态，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一方面积极进攻解放区，积极准备全面内战，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反革命的两手政策。

国民党的反革命两手政策，是由它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于反动派的本性作了彻底的揭露。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派是坚决与人民为敌，坚决要消灭人民的力量，“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他用“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这句话刻画出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消灭人民力量的本质面目。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它的反革命目的，常常施展各种欺骗阴谋。它是既残忍又阴险，既凶恶又狡猾。毛泽东同志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本性的时候，特别指出，不能幻想反动派的本性会有什么改变，任何善良的愿望也改变不了它的阶级本性的一丝一毫。毛泽东同志在去重庆的前两天及时地提醒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

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我们党历史上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使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他说：“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不但确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根本方针，而且提出对付反动派的灵活的革命策略。反动派对付人民用了两手，一手是和平欺骗，一手是军事进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这是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同志针对反革命的两手提出了革命的两手，这就是：一方面，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利用和平斗争的方法，实现社会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规模内战作充分的准备，当敌人用反革命战争进攻人民的时候，就领导人民起来坚决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

坚决反对内战，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以来一贯的要求和主张。抗战一结束，我们党就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谈判中间，我们党作出许多努力，在1945年10月终于达成“双十协定”。接着又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共同的决议。从此，就为着维护和坚持这些决议而奋斗。这一切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希望和平，坚决反对内战。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党在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又准备另一手，即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作充分的准备，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准备敌人发动军事进攻这一点上。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的两手政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民是采取了多么严肃负责的态度。人民渴望和平，我们党、我们的领袖，就向反动派力争和平；人民受到内战的威胁，我们党、我们的领袖，又勇敢地领导人民准备对任何反革命的武装袭击，给以坚决的回击，保卫人民的权利。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又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保持警惕，在工作上作好充分准备。这样，和平也好，战争也好，我们党总是处于主动地位，美蒋反动派却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以及对于这个策略的运用，精辟地说明了关于反对反动派的战争阴谋、争取和平民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首先，关于怎样争取和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内和平的实现，不是依靠“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而是依靠人民力量的壮大，依靠对于内战挑拨者的坚决打击。他时常提醒全党，绝对不要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同敌人的谈判上面，更不能把它寄托于敌人“发善心”。他在《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的评论中写道：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又说：“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可不可以向敌人作一些让步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作某些必要的让步是容许的。例如，我们党在重庆谈判中间，就让出了八个解放区的地方。但这种让步，“必须以不伤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原则”。这种让步，必须是有利于革命而不是不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而不是不利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写道：在谈判中“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至于人民的武装，那是“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如果想用牺牲人民根本利益的办法，用对敌人“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的办法，甚至把自己的武装都让出去，用来换取和平，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的。

其次，关于怎样对待同敌人谈判的问题。为了寻求和平反对内战，我们党采取了各种方法和途径，其中也包括和平谈判这样的形式。在谈判中，努力地和耐心地争取同国民党达成一些有利于和平和民主的协议。但是我们党从来没有幻想协议一经达成，和平和民主就轻易地到来。相反，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不要轻信反动派的诺言，谈判中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当反动派不需要它的时候，会随时撕毁的。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的前两天就指示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了对于反动派反人民政策的斗争。我们党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间，要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真相，以便教育广大人民。因为人民在不觉悟的时候，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受到了他们的欺骗。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把谁是真要和平、谁是假要和平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世，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同志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谈判，无疑是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但革命事业的发展，根本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斗争，而不是同敌人的谈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有过两次跟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这些谈判都配合着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斗争，使得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是有利于反动派。

最后，在争取和平中间，要不要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争取和平，进行谈判，绝不能麻痹自己，必须同时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使人民对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有充分的准备，这是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的一点。事情很明显，人民对于和平的愿望是一回事，和平能不能实现又是一回事，内战打不打得起来，毕竟不完全决定于人民这一方面。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就再三再四地指明了内战的危险，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思想准备。他说：“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内战危险既然存在，就应当告诉人民，否则就会麻痹人民，涣散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人民在凶恶的敌人面前解除思想上的武装，内战一旦爆发，就处于毫无准备或者准备不足的状态，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警惕，毛泽东同志又特别重提1927年我党由于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而遭到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地把内战危险告诉人民，而且不断地教育全党同志、全体战士和全国人民：如果美蒋反动派一定要把内战强加在人民头上，那么，人民就要敢于拿起武器，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事实证明，这样做，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革命意志，“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当不守信义的美蒋反动派撕毁和平协定，燃起全国规模的内战烽火以后，由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党和人民，并没有被战争吓倒，而是用自卫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打垮，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就诞生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反动派战争阴谋问题上的一切论断的英明正确。

二、不抱幻想，不怕恐吓，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到底

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压榨和侵略，使得中国长期处在极端落后、极端贫困的境地。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由“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结论，除了坚决同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作斗争，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推翻，别无出路。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最后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是一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伟大纪录。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许多重要著作中，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根据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丰富斗争经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被压迫的人民应当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怎样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许多极为宝贵的论述，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反帝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这些论述，又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指导原则。

不抱幻想，不怕恐吓，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说过：“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

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就是说，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对帝国主义抱幻想，不受帝国主义的欺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本性，是由它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任何愿望为转移。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早已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直到他们灭亡。

对于帝国主义的本性，中国人民并不是一下子就认清了的。经过长期的斗争，积累无数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才做到这一点。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这种反面教育的作用，对于帝国主义抱幻想的人们，在中国，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还有幻想。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里，针对这种思想，作了尖锐的批评，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中国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幻想帝国主义者会改变侵略本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又说：“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

帝国主义者对于在中国的失败，是绝不甘心的。他们绝不会从失败中得到教训，由此而改变他们的侵略本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唤起人们警惕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对中国人民的报复阴谋。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讲话中说道：“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一些人为什么会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的观察总是不正确，因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

帝国主义究竟可怕不可怕？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8月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他说，从长远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举了俄国沙皇的例子，举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都是曾经被人们认为很有力量吗？但是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历史证明它们都不过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又特别指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它们也将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被证明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就是说，从全体上，从长远上看，它们是外强中干的，没有力量的，人民终究要把它们打倒，所以必须如实地把它们看成纸老虎，轻视它们，蔑视它们。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同时，他又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又是会吃人的真老虎，又要从这一点上来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就是说，在具体斗争的时候，又必须重视它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总之，就是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成纸老虎和真老虎的矛盾的统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早在1936年他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就指出了：“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后来，他不断用这个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在195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从战略上轻视它们，充满革命信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术上则又必须重视它们，采取谨慎态度，善于斗争。中国的革命就是在这个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人们的头脑中，似乎美帝国主义强大得不得了；各国反动派也正拿着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人民。为了戳穿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真面目，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对于美帝国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集中地说明了它在实质上绝不像一些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强大。它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

中国人民从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摸透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脾性。帝国主义就是欺软怕硬。只要不怕它恐吓，敢于同它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历史总是违背着帝国主义的愿望。它越是要征服人民，就越发激起人民的革命精神，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走上绝境。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中国覆灭的条件，就是帝国主义自己准备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而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半殖民地大国的胜利，又大大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灭亡，促进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三、依靠人民革命战争打碎反动派的国家机器，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根本道路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就是意味着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旧的国家机器，是代表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要革命，要夺取政权，对于旧的国家机器，不是改造它，更不是利用它，而是把它打碎。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确立，后来又被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的一条革命真理。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这个真理得到发扬光大。

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让出政权的。归根到底，不实行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人民的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给人民以幻想，似乎反动派可以和平地让出政权。中国的历史证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美蒋反动派在他们还占着军事优势的时候，不用说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当他们已经处于劣势，甚至快要灭亡的时候，还是不肯向人民屈服投降，把政权交出来。相反，还施展一个“和平”谈判的阴谋，作为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的幌子。中国共产党也曾经试图通过和平的方法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的改革，但是与人民坚决为敌的美蒋反动派打破了人民的这个愿望，是他们首先进攻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是他们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革命的事实多么鲜明又多么生动地证明了列宁的话：“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决定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各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忠实于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基点放在敌人和平让出政权上面，而是对于敌人的“首先使用暴力”作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中，用生动形象的话，表达了必须用革命暴力解决政权问题的思想，同时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靠政治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错误想法。他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同列宁认为军队是保护旧制度的“最坚固的柱石”一样，毛泽东同志说，军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命根。所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最根本的是解决反动武装的问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中国的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最后决战的时期，谁胜谁负，决定着政权是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还是掌握在蒋介石的手里。这是决定人民能不能走上解放道路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全力领导了这个革命战争。关于战争问题的著作，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在解放战争的开始，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总的说来，敌人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敌人有四百三十万军队，而且已经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拥有三亿人口的地区，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们还从日本军队那里接收了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更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这就是蒋介石敢于发动冒险战争所凭仗的力量。而人民解放军呢？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万军队，不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远不及国民党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只有一亿多一点，而且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还保存着反动的封建势力，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在蒋介石刚一发动内战的时候，就向全党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这个严重时刻，毛泽东同志以敢于革命的气概，革命必胜的信念，不断教育和鼓舞全党同志、全体战士和全国人民；着力批判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自己力量，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抱着悲观看法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同志后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从内战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

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是正义的，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对比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时候，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解放战争是为解放人民而进行的战争，也是依靠人民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它具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打败任何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战争的性质而不是军队的装备，是人而不是物，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从来就反对那种只看到武器的作用而看不到或者没有充分看到人的作用的唯武器论，而是在战争中充分依靠广大的军民群众，不断提高军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懂得为什么打仗。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列宁在讲到战争胜负决定于人民群众的时候说过：“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始，蒋介石的军队，在装备上，比起人民解放军优良得多；但是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指出：“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就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日本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此中国抗战必胜，日本侵华必败。历史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预断发展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这样，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是这样。我们说，战争决定的因素是人，丝毫不是说武器不重要。相反，我们的军队总是不断努力改进和提高武器装备及军事技术。我们是说，必须把人的作用和武器的作用统一起来，而以人为主导作用。这才是全面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依靠了一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有许多特点，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把军队的政治工作看作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积累了新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些经验，规定了部队内部政治工作的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以来所实行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三大民主。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实践，找到一个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新的形式，这就是采用群众诉苦和三查的方法所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他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从1947年以来在全军普遍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直接为人民解放军夺取几个大的战役的胜利和全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从军事方面说，是由于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革命力量新的成长和敌情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抗日战争时期以打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而到后期，人民解放战争则已经发展到使用大量重武器和进行攻坚战术的大兵团作战了。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军事方面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根据敌军处于优势，我军处于劣势这一情况，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这样，在全体上，我军处于暂时的劣势，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我军却占着绝对的优势，把敌人一个一个地消灭掉。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实行了这种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初期退出了一些城市和地方，而在运动战中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使自己越战越强。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就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接着，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直到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作了系统的科学总结，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他说，这些原则“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解决军事问题的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中的极宝贵的财富。这种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是不可能利用的。

总之，人民的革命战争，依靠党所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有着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和战术，这些就是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最根本的办法。

四、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任何一个真正的彻底的人民大革命，没有不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分界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同那种不敢发动群众、阻止群众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反对过陈独秀的不敢支持已经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过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一些同志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的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根据七大的方针，我们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了最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群众大发动的革命形势。我们所以能够在强过于自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站得住脚，敢于而且也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靠这一条。这也就是我们党制订整个战略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同志1945年底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说过：“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敌人发动全面进攻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都是我们党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指针。

发动群众，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首先是广大的贫农和雇农。农民是民主革命中决定胜负的基本力量。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依靠了农民的支援，人民解放军的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不发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了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使解放战争获得巩固的后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初期，及时地把在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提出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号召。毛泽东同志指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彻底的土地改革成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作了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说明。他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根据这个总路线，他又制定了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和策略。所有这些，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把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作为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任务，这就把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群众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同时，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又采取坚决团结的政策。这样，就在农村中建立了十分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很少，对他们又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把主要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反动最顽固的分子。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使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开展，迅速发展。从1947年10月颁布《土地法大纲》以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区就有一亿人口的地区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广大的翻身农民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坚决地站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方面，踊跃地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这个事变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打败蒋介石，不但因为有了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而且更因为建立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思想。他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们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出现了一个空前广大、空前巩固的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青年学生、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这些人加在一起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取得胜利就是依靠了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力量是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从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虽然都不是主要的力量，但也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力量，应当团结他们。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分析了它的两面性，制定了对于这个阶级的基本政策，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政策生动地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反对了一切离开这个政策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由于美蒋的迫害和限制日益加剧，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的斗争，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便有可能和有必要去团结他们，不争取他们，不团结他们，是不对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那种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毛泽东同志在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革命或者在革命中采取中立态度的同时，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必须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也反对过那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错误思想和主张采取右倾迁就主义态度的错误。这种错误实质上是一种党内投降主义的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每当革命形势向前推进的时候，特别是要到最后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中间，总要暴露出和提出各种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企图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表现。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同帝国主义相对立，同时又和工人阶级相对立。它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但其革命性跟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解放战争初期，即革命力量对于反革命力量还没有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候，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曾经把自己放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间，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企图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政权。这是一个反动的政治主张。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妥协的、反动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我们党都及时地进行严肃的必要的批评和斗争。这就是说，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点也不模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的原则区别，并且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和平的斗争，使群众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样，才保证了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也才能在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基础上，更好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它不同的阶层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这个阶级的三种力量，即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左翼分子，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右翼分子，和在这两者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态度的中间派，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予以分别对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则是采取政治上孤立和打击的方针，揭破他们在群众中散播的各种反动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对于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工农联盟，一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加上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就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党怎样实现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总结过去的经验，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重要的公式：“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党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各项政策，反对美蒋的革命统一战线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扩大。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就是这个统一战线不断巩固、不断扩大的过程，也就是美蒋反动派一步一步地被孤立直到最后被彻底孤立的过程。

五、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军八百万余人，把世世代代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推翻。这看来似乎是一个神话。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就把这个神话实现在人间。这四年复杂而又曲折的革命斗争，最有力地说明，中国革命要胜利，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说：“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有明确的纲领，有一整套完全正确的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需要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克服党内出现的一些缺点。这就是党的建设工作的任务。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于党的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关于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关于整顿党的组织，关于反对党内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关于健全党委制。

党要领导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必须不断地纠正党内一切离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倾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是同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初期，主要批判党内一些同志由于惧怕敌人而不敢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不敢夺取革命胜利的右倾错误。到解放战争取得很大胜利，土地改革进入高潮的时候，在继续反对右的偏向的同时，又着重地对土地改革中、执行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中、统一战线工作中，以及新解放区的工作中，所发生的某些“左”的偏向，及时地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关于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时，坚持了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著名的战略战术思想，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犯右倾错误的同志或者是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恰恰都是违反了这个思想。犯右倾错误的同志，总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不是从战略上藐视敌人；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则是在战术上，即在每个具体斗争的问题上，不重视敌人，不采取谨慎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时说：“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进攻的新的形势下，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这对于保证全国的胜利，对于纠正和防止党内错误倾向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党内一度发生的某些右的和“左”的偏向，既从思想根源上作了批判，又从政策方面作了纠正，这样就使得全党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大大提高，保证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从1947年冬天起，各解放区农村中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开始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组织建设工作。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整风运动，使得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那么，这次的整党，则使得过去所没有解决的存在于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关于为什么要整党和这次整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1948年，我们党在加强全党的政策教育的同时，又反对党内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为加强党和军队的纪律性和集中性而斗争。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也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个形势，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一切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完全一致，要求全党全军必须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集中性。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党，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他在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所规定的建立严格的报告和请示制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党中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这个决定，总结我党长期以来党内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批评某些组织中存在的违背集体领导原则而实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现象，并且提出保证党委实行集体领导的具体办法。这个决定，对于健全党委制，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起了重大作用。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加强集体领导，绝不是削弱个人的作用，而是要使这两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决定又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如果说，中央关于反对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使得党从组织方面保证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那么中央的这个决定，则使得党从加强党的领导方面，保证了这个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防止和纠正党内的错误偏向，整编党的队伍，加强全党的统一性和纪律性，党委制的进一步健全，这样，就实现了全党空前未有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加强了党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建设，我们党要担负起率领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将是很困难的。

六、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任务。在革命转变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既反对混淆两种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否认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实现社会主义前途的右倾机会主义。早在抗战初期，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十年后的1949年，在中国人民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及时地把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同时又阐明和规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和具体道路。

什么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是这样的条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摧毁了它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它的军队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政权中确立了领导地位。这样，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革命是一个彻底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对于旧的国家机器摧毁得越彻底，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越巩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越顺利。只有解决了政权问题，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手里，才可能进行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必须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就是说，在中国，已经有可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而夺取了全国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既已解决，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不需要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流血革命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手里；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如果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混淆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两篇著作中，关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将由中国人民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要逐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为党制定了解决这个矛盾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政策，一方面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的现代性工业……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又是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所以，国营经济，特别是国营工业必须优先发展。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在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上，必须确定把国营工业的生产放在第一位。他批判了那种认为在发展工业方向上，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发展的右倾观点。反过来，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如果认为只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也批判了这种“左”倾观点。

关于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农民，特别是广大的贫农和雇农，不但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而且也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又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指出改造个体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同时，还提出实行这一改造的必经之路，就是组织各种合作社。“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成为我国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指导原则。

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两重作用，并且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他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上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目的是为了改造它，最后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我国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最主要的过渡形式。所有这些思想原则，都为我们党后来制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步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重要的文献中，对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主要内容，已经作了原则的规定。这样，就使党在民主革命接近完成的时候，对于摆在面前的新的革命任务，在思想上，在工作上，有所准备，不致迷失方向。毛泽东同志总是这样，在一个革命任务一完成，根据对于客观形势的分析，接着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上是这样，在一个大的革命阶段里面的一些小阶段的发展上，也是这样。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革命高潮推进到另一个革命高潮。不断革命，不断进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的榜样。我们应当以不断革命的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推进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胜利地走向我们的目的地——在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