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的思想、生活

杜甫与农民 论杜甫的世界观与其诗风的关系

杜甫诗歌的题材是相当广泛的。宋人编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将一千多首诗分为七十九门，就是证明。但若就杜诗的思想内容说，重要的还是其中反映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时事政治诗（据我粗略统计，约有三百首）。在这类诗中，又以反映农民的生活、情绪的诗最重要。因为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体，因而农民问题就成为封建社会里的人们政治倾向的试金石。封建时代的任何诗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以其对农民的态度表露自己的诗作的民主性的有、无、多、少，从而表明它在文学史的天平上的轻重。

对农民的态度，不是简单地指对农民的重视或轻视，而是复杂地牵连到对封建皇帝的态度，对封建王朝的官吏的态度，对剥削生活的态度，乃至对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等的态度，一句话，牵连到一个人的世界观。

正如杜甫以其诗艺的多面性吸引着他的读者一样，杜甫也以其世界观的复杂性使研究者感到为难。本文试图从杜甫反映农民情绪的诗篇，一探杜甫世界观的秘奥，并论他的诗风。

一 杜甫对农民的两种态度

唐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年）八月，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县）人袁晁领导农民起义，陷浙东诸州，有众二十万。《资治通鉴》第二二二卷叙此事始末云：“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八月，台州人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九月，袁晁陷信州。十月，陷温州、明州。”“（代宗）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按《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记此事极简略，惟称袁晁为台州人，今即据以补《通鉴》之缺）

广德元年，杜甫年五十三岁，在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写了一首《喜雨》诗，略云：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诗末自注云：“时浙右多盗贼。”杜甫所谓“盗贼”，正是袁晁领导的二十万农民起义军。杜甫要求用霹雳之威，去消灭浙东义师。他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虽然是重要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杜甫同时又十分关心农民的疾苦。即如此诗的“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就是在为农民诉苦。一方面仇恨农民起义，一方面又极力为农民叫苦，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应该分析这个矛盾，要问一个为什么：杜甫思想上的矛盾能否从他的世界观得到解释？或者说，这个矛盾是由什么生活根源、思想根源和文化历史根源交织而成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杜甫同情的是哪种农民。

今天我们一打开杜诗，就发现许多反映农民生活贫困、受剥削压迫的诗。杜诗中出现的农民群像，有各种各样的兵（兵无非是穿上兵的衣服的农民），有贫苦农民，有富裕农民，有农村妇女。我粗略地统计：杜甫反映农民苦、乐的诗或诗句，如苦征役、忧赋税、喜息战等共有一百篇左右。白居易论杜诗，以为“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我们如果以白氏提出的“惟歌生民苦”做标准，那么《塞芦子》论战略，《留花门》论回纥不宜留驻畿辅，均不是专言“生民苦”的，与三吏、三别不同。说“生民苦”其实就是说的农民苦。白氏所举太少；我的粗略统计，要比他说的三四十首多几倍。

农民阶级，依照其经济状况，可以分为富、中、贫阶层，这是古今都适用的。杜甫诗中反映的主要是贫苦农民的生活和情绪。他所最同情的是穷而无告同时又是驯顺善良的农民。

让我们大略来看一看杜甫给我们描绘的农民群像吧。

首先杜甫写了从军的农民。诗篇主要有《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三吏、三别等。《兵车行》可以看作概括的从军农民的表象。如父母妻子的痛哭送行，从军的农民从十五岁到四十岁，从尚未成年到头发都白了还不得免役。他们都像鸡犬一样被驱向战场，变成一堆堆白骨。至于他们的家庭呢，在胜任耕作的丁壮抽走之后，一样要缴纳租税。“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唐玄宗李隆基好大喜功，轻开边衅，不顾人民死活，驱之死地。弄得广大后方田土荒芜，造成人民的无衣无食，流离失所。这首诗已概括无遗。而且指责的矛头是直接向着皇帝的。“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论其识见，远在诗人的朋友高适、岑参之上。

至于《前出塞》九首，则是写具体的个人。它的主旨仍是反对“开边”。王嗣奭说是歌颂一个“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战士，是错误的。看他第一首就直截了当地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和《兵车行》的“边廷流血成海水”二句均直刺李隆基。试比较白居易同是刺开边的诗《新丰折臂翁》，便见得杜甫更为刚直。《前出塞》第九首，归结到这位战士从军十几年，历尽艰辛，战功完全被主将或他人攘夺，聊以“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自慰。赞美战士，意在指出边塞军中赏罚不明，边将骄庸。《后出塞》五首，其最后一首说：“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因此冯文炳亦说这个主人翁是农民。所谓“我本良家子”，照《汉书·地理志》如淳注：“医商贾百工，不得预也。”在唐代也不过是清白人家的泛称。诗的第一首说：“千金买马鞍，百金装刀头。”应是沿袭古乐府中的夸饰语来（如辛延年《羽林郎》写胡姬首饰之类），不可执实。那么，主人公该是一个家庭很富裕的农民。《后出塞》诚如注家所说，有指安禄山反迹已露的意思；但内容也不止一端（如第三首刺开边，第四首讽赏边之滥）。若从杜甫写农民的角度看，诗人显然是同情诗中主人公的。把《前出塞》和《后出塞》合起来看，诗人是在告诉我们，从军的农民无论贫富，结果都是一样：既捞不到功名，还落得孑然一身，家室荡然。

三吏、三别，自来是传诵之作，用不着引证和解释。从诗人写农民、反映农民情绪看，六首诗中的农民群像包括老翁、老妇、瘦小不到丁年的“中男”、少妇、老兵等。《无家别》说：“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痛切愤激，有如身受。假如对农民没有真正的同情，是写不出这种诗的。

以上所论，都是杜诗中反映战争给当时农民带来的惨毒。现在我们再看杜甫所描写的一般农民。

杜甫在成都时（宝应元年，七六二年）曾作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略云：

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

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

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这是一个比较富裕而又颇豪爽的老农形象。他是赞美当时的成都尹严武的，“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论严武这个人，颇能治军，后破吐蕃军七万余众，使蜀边暂得安宁。在政治上也有所改进，又兼任两川节度使（时玄宗合东西两川为一道，以武充剑南节度使），自然省去一些劳民的调遣，农民对他有一些好感也是可能的。但严武贪暴，“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匾竭”（《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对这样一个成都尹，赞不绝口，是这个“田父”的较富裕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恐怕也有诗人溢美之词。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两句：“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这一联要说歌颂严武，真已尽美化之能事。它无异于说，严武的政治措施做到了“效死而民弗去”。但另一方面，也颇有微辞。差科到了要命的程度，这不是说严武的横征暴敛让人活不下去吗？看杜甫《说旱》一文，对严武还不至于无条件地歌颂，那末，说诗有微辞，还不至于是臆说。这一联的重要，还在它透露了杜甫喜欢的是驯服老实、“效死勿去”的农民。

从杜甫写农民的诗的数量上看，写富裕农民的诗是绝无仅有的。诗人最关心的是受尽剥削的穷苦不堪的农民，试看也是在蜀时作的《枯棕》诗：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

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

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这是杜甫时代的农民的共同形象。杜甫写农民多用写典型的手法。上面已举的《前出塞》《后出塞》《石壕吏》《无家别》《垂老别》等都是用典型的写法，即寓普遍性于特殊性之中。《枯棕》用的却是比喻的写法。比喻（或单说“比”）是诗的重要法门。《礼记·学记》篇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注：“依，广譬喻也。”比喻诗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典型写法。《枯棕》诗的意义就在诗人概括了他在四川的闻见。西川自北周宇文泰以来，就是关中地区的后方。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西川人民更担着军需民食的重担。加之严武、章彝之类的官吏，贪婪暴虐，使蜀民吃尽了苦头，所以杜甫的艺术概括就具有普遍意义。用剥棕做比喻，既生动地表达了“民不堪命”的痛苦，又辛辣地指斥了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称得上奇作。

杜甫还写了逃难的农民的困厄。《三绝句》的第二首是这样写的：

二十一（或作二）家同入蜀，

惟残（唐俗语，现在说余或剩）一人出骆谷（骆谷是陕西四川的通道）。

自说二女啮臂时，

回首却向秦云哭。

啮臂，示诀别时盟誓之俗。《杜臆》说：“二女啮臂，恐不两全，故弃之而走。”二十一家人从陕西逃到四川，到诗中主人再奔回陕西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连两个女儿也不得不硬着心肠丢掉。这是何等样的惨剧！

由于封建社会的极不稳定性，农村户口逃亡是常见的现象。原因很多。如逃避苛重赋税，逃避兵役，逃避战乱；或由于豪强兼并，失去土地；或由于天旱水灾，收成无望，农村人口都会出现大量流亡。唐代武则天时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到玄宗开元末年起，又出现过。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祸重赋，农户逃亡更为严重。据《新唐书》卷五二载：乾元二年（肃宗年号，七五九年）（天下户口）比天宝（岑仲勉证为天宝十四载）户口，约损七百万（户）；三千六百万（口）（详见岑仲勉：《隋唐史》，一九五七年版注文，372页，注〔22〕〔23〕）。这个数字还不包含安、史所盘踞的广大区域（约唐室所领的一半）。《三绝句》写作年代，注家有定为上元（七六〇年）者，还在乾元二年之后一年，杜诗反映难民情况是历史的生动见证。

杜甫还写了一个贫苦的挨饿交租又不逃走（或无处可逃）的老农。《甘林》诗略云：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

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子实不得吃，货市送王畿。

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

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

“慎莫远奋飞”者，大有人“远奋飞”可知也。杜甫最同情、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种老实怯弱的农民。这绝不是个别农民的形象。要知道当时农村的生活之惨、租赋之重，可引元结的《舂陵行》为证。元结诗序略云：

癸卯（按唐代宗李豫广德元年癸卯，七六三年）漫叟为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诗略云：）州小经乱亡，遗民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树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邮亭来急符，来往急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欲命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杜甫《甘林》诗作于大历二年（七六七年），后于元结诗三年。唐室内政紊乱，外寇侵凌（仆固怀恩叛，引回纥、吐蕃等入寇），四川汉州刺史崔旰攻西川节度使郭英义。柏茂琳又攻旰。两川人民，如火益热，绝不会比湖南人民的处境好些。二诗写法不同，看元诗益可体会杜诗的沉痛。

我们不妨再举一首杜甫带着愤激之情写的《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纲罟冻，莫徭（长沙一带的少数民族）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太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诗把矛头直指达官，指出他们就是迫使农民卖儿卖女的祸根。就在作诗这一年（大历三年）前，元载、裴冕、第五锜、黎干各出钱三十万宴郭子仪。这一次酒筵花去一百二十万钱，可购当时大米（以每斗五百钱计）二百四十石，对照此诗中什么都没得吃的渔父、莫徭，官僚们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

贫富对比，是杜诗惯用的手法。“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大家熟知的。此《岁晏行》亦用对举，又《驱竖子摘苍耳》诗说“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客观上起着揭破阶级矛盾的作用，是绝无“温柔敦厚”的气味的。

杜甫在写给严武看的短文《说旱》中，末段劝严武要体恤农村的老男老女。杜甫对农村妇女，亲见她们的痛苦，是一向注意关心的。为世传诵的“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是最早的诗。他到夔州后有《负薪行》，略云：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有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

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再有《遣遇》诗，中间说：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

采蕨负薪，同是供官府剥割。或嫁或不嫁，同是过着不如富贵人家的狗马的生活。

但所有这些写农村妇女悲惨生活的诗，又都不及杜甫告诉我们的那个邻居——扑枣妇人的形象动人肺腑。诗题是《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不仅在它的内容是正义的，同时还在它是艺术品，就是说，真正的诗。它没有比兴，但白描勾勒的这个孤苦伶仃的妇女形象，却连同她的心理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瘦语（不用辞藻）盘空，委婉曲折，给宋诗人开了一条新路。思路却又清晰异常，绝无晦涩处，是一种独创。

综上所引，可以看出杜甫在所描绘的各种农民中，他最同情和侧重的是那种温顺善良的农民。《遭田父泥饮》中提到“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甘林》中又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他为什么表彰、鼓励农民的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和他坚决反对农民起义实在是一个盾的两面，一根棍的两端。要说明杜甫的喜嗔两端实同出一源，就必须剖析杜甫的世界观。

二 杜甫世界观的矛盾

从写农民的诗中，最能说明杜甫的世界观，它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或阶级根源，最能说明杜诗的倾向性的民主因素；杜甫的世界观的深刻矛盾和它及于他的创作方法的深刻影响。

无论唐史专家们意见如何不同，但从总的趋势看，唐代地主阶级内部，是有士族（或世族）和庶族间的猛烈斗争的。士族代表上层地主阶级的利益，思想偏于保守；庶族，以进士出身的人为主，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革新，比较接近农民。杜甫虽说是“名家”之后，且常以世族自豪，形于诗歌，但他并不是富裕的，所以天宝五载（七四六年）到长安时，他已经相当穷困了。诗人自己说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又说“难甘原宪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情况大致近于真实。以后他也一直未显达快意。就他的经济地位说，他实在是属于庶族地主阶层的，尽管他不是进士出身。第二，杜甫幼年时期的唐代社会对他的思想也有影响。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是农民所欢迎的，但其实施在全国颇不平衡。关东地区（黄河南北）均田政策执行得最彻底，所以经济很快地便由恢复走向发展（详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204页）。按照法令：丁、中男（十八岁）受田一顷（百亩），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杜甫生在河南（巩县），正是均田法实行得比较彻底、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所以杜甫幼少年时期所见所接触的农民，都是自给自足、生活比较宽裕安定的小农。杜甫“少贫不自振”（《新唐书》本传），其经济状况实和这种小农相去不远，尽管他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比小农高得多。庶族地主阶层一般都同情农民，替农民说话，实在是出于庶族地主自己的阶级利益。马克思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派”时说，“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六二年中译本32页）。同样的道理，唐代的庶族地主阶层不可能像士族地主那样迅速爬上最高级的统治集团，所以社会安定（主要是农民安静）的这个一般条件，正是他们飞黄腾达、生活优越那些特殊条件的保证。唐代举进士的人，口头上总要说他们能够力致太平，其实这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任务和做出的决定”（借用马克思〔上引文〕的话）。杜甫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并非好为大言，一个清明安定的政治环境，是想靠才华起家的庶族地主所必需的。第三，杜甫的经济思想也是重农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来源于孟轲。《孟子·尽心章》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代贾谊、晁错，都强调重农贵粟。其意总在巩固宗法的小农经济。他们都知道这种宗法小农经济是王霸事业的基础、根荄。《南史》卷五五，《邓起元传、附罗研传》记，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研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范祖禹《唐鉴》卷二二说：“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业）者众也”（范祖禹所谓“盗贼”，当然就是受尽剥削压迫忍无可忍奋而起义的农民）。杜甫对儒家思想是虔诚信奉的，对汉代政治家的思想是佩服的。他先在长安，后历豫秦、陇、蜀，对于农民的疾苦是亲见饱闻的。他深知，庞大唐王朝正是建立在广大的小农身上的，皇室的安危完全系于小农的苦乐。要是统治阶级不知道克制自己，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他们，一旦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那末，整个“煌煌太宗业”的大厦就将被碎成齑粉。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杜甫的世界观具有两面性。一面他反对农民起义，是和皇帝、贵族、达官、豪强一致的。另一面，他和他们又不一致。他认为只要有圣君贤相，实行俭节，轻徭薄赋，偃武修文，百姓自然悦服，不但“叛乱”可以避免，而且可以“开万世之太平”。杜甫的庶族地主阶层的利益，决定了他呼吁只有恤民牖民，才是长治久安之策。同时劝告农民，不要逃走，更不要反抗。这是杜甫与世族豪强的不同处，也是他世界观的特点或突出的一面。这种观点，借用儒家的话来说，叫作“（行）王道”。这和小农的思想是很接近的。马克思论到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时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97—98页）当然，中国的小农毕竟也有不同于法国小农的地方，如中国农村是儒家思想（忠孝）和迷信、族权的统治区。但马克思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孤立和涣散性所作的精辟的描绘，对中国宗法农村也大致适合。马克思所说的那个高高站在小农上面的权威，在中国就是皇权。只消看历代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定时候就会称帝改元，就足以证明小农的皇权思想是何等深固了。诗人杜甫的“忠君爱国”或“王道”思想是颇合小农的口味的。他一味寄希望于皇帝。“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又，“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他为农民疾苦写诗，不是给农民看，而是和白居易一样：“唯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后来《水浒》中阮小五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和杜、白的名篇巨制，有“雅俗”之殊，论其精神，实在都是小农思想的反映。

三 杜甫的写实创作方法的力量

杜甫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是充满着矛盾的。上面仅就他的世界观的两面性作了一点探讨。作为诗人，杜甫的创作方法和他的世界观一样，是有矛盾的，而且牵连得似乎更广。

杜甫比起唐代其他大诗人来，似乎有一特点，就是他尽管颠沛流离忧谗畏讥，却始终坚持着写实的创作方法。他的写实创作方法，当然也是根源于他的世界观的。它不但有从传统哲学、文学借鉴来的思想、技巧，而且它的根苗，深深地存在于他的家族、青少年的社会环境及其广泛曲折的经历中，所以很有力量。这种力量，常常跟他的世界观中的正统思想闹独立，有时就脱颖而出。

第一，杜甫的写实精神根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的繁荣的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上文论他的世界观时，只论这种发达的小农经济和杜甫的破落世族家庭的经济地位相去不远，目的在说明杜甫的同情小农有他经济上的根由。现在要讨论的是这种小农的精神状态所可能给予杜甫的写实方法的影响。杜甫是有很强的记忆力的人。开元五年（七一七年）杜甫六岁，曾在家乡河南郾师看过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后他还记得清楚，加以回忆描写。他青少年时又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好动不好静的小伙子，不大像一般世家子弟，不是娇骄，便是“少年老成”。他么，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枣栗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

据现代心理学，人类十四岁前是基本性格形成时期，杜甫这样记忆力很强、精神健全活泼的少年，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一定像海绵吸水一样，是饱含各种社会生活印象的。《忆昔》可见一斑：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洲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农村中，人们生活物资都能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久了就形成一种淳朴褊狭，同时又愉快幽默；善良保守，同时又刚直自信的性格。当然我们是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法农村的最正常的情况构想的，但也不是向壁虚造。注1我们不可能指出而且也不必要去排列杜甫的某种性格是受小农的性格影响的。我们却可以肯定：诗人既然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就必然会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时七十岁）曾有两封论易卜生的信，对我非常有教益。第一封信是六月五日致保尔·恩斯特的。恩格斯在信中说：

注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人的性格，相传的《击壤歌》（旧云尧时谣，不足信）可代表乐天狭隘一面，杜的《遭田父泥饮》可代表生活富裕农民豪爽的一面，《陈涉传》可代表强毅一面，所引《朱陈村》，可代表淳朴安静一面。杜《寄薛三郎中璩》诗：“忆昔村野人，其乐难具陈。蔼蔼桑麻交，公侯为等伦。”亦属此类。

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恩格斯告诉恩斯特：“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是寸步难行的。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小市民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挪威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和独立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09—412页）

恩格斯的第二封信是同年八月九日致弗·阿·左尔格的，摘要如下：

杜西和艾威林星期三也已经去挪威。我觉得奇怪，这样热烈崇拜易卜生的人怎么能至今忍得住不去访问新的乐土。……无论如何，不管美国在社会关系方面，或者挪威按它的天赋来说，都是庸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堡垒。每隔两三英里，可以看到在峭壁上有小块的松土，地块的大小按它的收获量来说大概够养活一家人。的确，在每一块这样的土地上，生活着与整个世界隔绝的一家。这里农村的人，很漂亮、健壮、勇敢、偏狭，而且狂热地信仰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35页）

恩格斯的两封信，可以归结为如下的意思：①作家是深受他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的，而且他生活在怎样的人民中间，他大概就会形成怎样的性格和文风；②各国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的状况是不相同（当然也可以相同）甚至是悬殊的。研究作家或作品，一定要着重他所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特殊性，不能用一个公式去剪裁历史；③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小农经济社会，只要它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是可以产生文学的繁荣，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家的；④恩格斯以一个社会中人“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和独立的精神”作为这个社会是“正常的状态”，是上升和发展阶段的证明，这就给作家形成有个性的独创的文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背景和条件。

现在我们再来谈杜甫的事。唐代从开国到开元（六一八至七四一年）这一百多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最高集团或亲自领教过农民起义军的威力或经过一些政治风浪，比较谨慎，因而政治稳定，赋税也比前朝为轻，均田法实施得较为彻底，大河南北、长江流域的经济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唐代的富力比两汉高出一倍以上（详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200页）。我们可以说，唐代前期的小农社会是处于正常状态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学，就反映为百花盛开，诗人都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性格和不同的文风或创作方法。杜甫的性格就是恰当的例证。杜甫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各体诗都独创一格，所谓“欲语羞雷同”。和他比较有密切关系的朋友都各有自己的性格，如杜诗所称“飘然思不群”的李白，“有似幽并儿”的高适和“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的郑虔。他于晚年见诗倾倒的则有元结、苏涣。常言道“观人者必观其友”，杜甫自己的性格也见得很突出，如豪迈倨傲，热情执着。他的写实精神就是他的人格的表现。还有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忘记，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首领有百多人，山东西及河南占了过半数（详见岑文勉：《隋唐史》，73—81页），而著名的“瓦岗寨”，即在今河南滑县境，此外王世充据洛阳，李密据洛口，均为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洛口，就在巩县，也就是在杜甫生长的地方。起义军事才过去百年左右，流风余韵，岂无存者。这可以说明杜甫为什么痛恨苛徭重赋，污吏豪强，而对农民逃亡最为敏感，对于清官极为推重（如《同元使君〈舂陵行〉》）。第二个影响杜甫的创作方法的是他的经历和闻见。房琯的贬逐是受到李辅国那个腐朽势力集团的打击的。诗人自己也受到连累，终身潦倒，“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使他在饱看长安十年之后，更有许多机会接触下层人民。他自以为洞见天下症结，他在作谏臣时，自说“虽乏谏诤姿，惧君有遗失”，是不愧“直臣”的。去官以后，他常常“以诗歌为奏议”（杨伦语），凡事关国计民生，都奋笔直书，希望于时有补，《江汉》诗末联说：“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以识途自居，与屈原《离骚》中的“来，吾导乎先路”正尔相似。第三，作为诗人，杜甫在古代文学中继承的风、雅、建安诗风，是构成他的写实方法的重要因素。《陈拾遗故宅》云：“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雅。”别裁就是区别裁择。伪体，指浮华无实之类的文学作品。“亲”就是继承。《诗经》中的风和雅两部分诗，主要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尤其是变风变雅，更多指陈时弊之作。杜甫称赞苏涣的诗说：“突过黄初诗。”《偶题》说：“多谢邺中奇。”都说明杜甫是重视建安诗风的。刘勰的“建安风骨”一语，简明说来，“风骨”就是言之有物。“有物”是主要的，“言”自然也须得着比兴、词彩。杜甫继承风、雅及建安诗风，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有些诗质朴少文，用俚俗语词，所以宋杨大年不喜欢杜诗，诋为村夫子（见《刘贡父诗话》）。二是讽刺时弊时人，词意尖锐直截。宋洪迈《容斋续笔》二“唐诗无避讳”条略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讳。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按谓诗句直刺时事者，列举颇多，兹略）不能悉书。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我们知道，这不是宋代诗人不如唐代诗人大胆，而是宋代的社会不如唐代的社会正常或比较健康。继承优良的文学遗产虽属个人的事，但首先必须社会环境允许，这是自明的道理。最后，杜甫个人的性情对他的创作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文已提到杜甫为人，豪迈倨傲，热情执着。追究这种性格的来源，第一，是上文所已指出的开元年间的社会经济环境。第二，也许和他的家风有关。《唐书》一九〇上《杜审言传》，称审言“恃才謇傲”又矜诞自高，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州司马周季重等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燕。审言子并，年十三，手刃季重死。杜甫诗文中对他叔父这件事，只字不提。但他在《义鹘行》中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表示了他对行侠的态度，再则历史上的士人习气，对杜甫也不无影响。如曹魏正始放纵之风和北朝旧族以门阀自高，傲视权贵这种倾向，杜甫显然是有的。《新唐书·杜甫传》记甫褊躁傲诞，几为严武所杀，即是其例。他的诗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驰驱丧我真”，“由来意趣合，直取性情真”。又自称“狂夫”，都表示了这种倾向。

上面举了四条理由，论证杜诗的写实创作方法有其社会、经历根源，古代文学的影响，个人性格等因素。四条当中，社会经济和接触经历是主要的，其次是继承古代文学的因素。这就是杜甫写诗坚持写实创作方法的原因。

结语

我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指出杜甫世界观的矛盾着的两方面。按照士族地主世界观，他写诗只能“雍容揄扬”“润色鸿业”。即使忧时陈谏，也应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总要“温柔敦厚”，才算克全大体。但是杜甫的诗常常词旨激讦，违背了儒家的规矩，就是说违背了他的本愿。这个现象表明了，杜甫的世界观的正统（或士族）的一面，和他的世界观的民主性（或庶族）的一面，总是在不断地斗争着。当前者战胜了后者的时候，就是一个庸人杜甫在说话；当后者战胜前者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反映农民疾苦的诗作中，同样亦形成两个方面，在前者的场合，他就写出“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萧涤非解释，“远奋飞”就是起义，见《杜甫研究》上卷51页）。甚至写出“安得驱雷公，滂沱洗吴越”这种诗句。在后者的场合，就出现了一系列富有生气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和诗句，如《兵车行》、三吏、三别、《枯棕行》、《白帝》、《又呈吴郎》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朱凤行》），等等。杜甫的胜利，就是写实主义的胜利！试查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一首像王维、储光羲那种歌唱“田家乐”的诗吗？

我当然不是说，封建时代的诗人如果不写反映农民疾苦的诗，他的诗就绝无价值。题材是重要的，单是重要题材却不足以构成好诗，诗作绝对要求它同时是艺术品。杜甫写农民的诗也只占他的诗的少数，在这些诗中，也不全是好诗。而且杜甫的名篇巨制（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和其他传诵的诗多不是以农民疾苦为题材的。但就研究杜甫说，把他反映农民情绪和描写农民形象的诗集中起来看，最足以说明他的世界观的矛盾的实质；最足以说明深入生活和写实的创作方法对一个诗人是何等重要。再说，杜甫反映农民情绪的诗，就其名篇之多，传诵之广，影响之深远，无疑是一个高峰，也有加以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些农民群像必然是最使诗人激动的，当然是探究诗人心灵的最重要的材料。读这些诗，不但可以看见活生生的开元至天宝时期的社会现实，胜于读那些枯燥的历史和经济著作，而且还可以隐约听见遥远的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战鼓声。因为杜甫的写实不是某个时期的照相和风俗画，而是诗人的心与时代脉搏相应的呼声。不过由于诗人始终越不出地主阶级思想的界限，他自己意识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