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情商的迷思

情商，在一种反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像巴比伦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响的因素的杂烩。

——我

1.1 从这里说起

窗户蒙上一层水雾，模糊了窗外挤在街上挪不动路的车辆和黑压压一片来接小孩放学的家长。上午最后一节课上课铃打完，也到了沿街小饭馆起灶的时候。教室里暖气烧得噼啪作响，被加热的空气里掺着沿街小饭馆劣质油烟的味道，重油重盐。

王老师正在讲课，她尽职尽责尽可能地多说，可说得越多，能得到的听众就越少。她瞄了一眼教室，五六十人的课堂，认真听的只有几位，还是那种每个字都听得见，却一句话也不懂的。

王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年过半百的女士，清汤挂面的短发，身材瘦小。王老师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三年下来，她的课早有一套不成文的约定。课听也可，不听也可，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我考我的升学考，她领她的柴薪银。

下课前十五分钟，王老师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今天到谁演讲了？”

多亏了“演讲”，王老师的课终于和素质教育挂上钩。每到有领导视察，她都会钦点“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课代表准备一篇立意高远、辞藻华丽的演讲作为保留节目。其他时候，按学号轮，只要题材不反动，她都会说好。

“是我。”我抄起抽屉里那本《人性的弱点》就往讲台上走。那会儿街面上特流行这类题材。书店里畅销书架上十本有八本都是类似《人性的弱点》《让你受欢迎的××个诀窍》的书，剩下多半是关于养生和排毒的。

“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则《倾听的艺术》。”

“美国内战情况最黑暗的时候，林肯写了封信给一位老朋友，请他来华盛顿讨论关于解放黑奴的问题。林肯滔滔不绝地把这项行动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以及社会上的评价都加以研讨，老朋友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样谈了几小时后，林肯和这位邻居老朋友握手道别，送他离开白宫。林肯并没有征求这位老朋友的意见，所有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说出这番话后，心里似乎舒畅多了。这位老朋友后来这样说：‘林肯跟我谈过这些话后，他的心情舒畅了不少。’是的，林肯不需要这位老朋友的建议，他眼前所需的是有一个倾听的人，借以发泄他心里的苦闷。当我们在苦闷、困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你如果要别人喜欢你，第四项原则是：做一个善于静听的人，鼓励别人多谈谈他们自己。”

讲完之后正好打下课铃，是《土耳其进行曲》。老师一如既往带头鼓掌，同学们鼓掌、收拾东西、张牙舞爪，尽可能地闹大动静，宣示对片刻“放风”的主权。沸沸扬扬里，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大家喜欢这个故事。”我想。

午饭的时候多给自己加了一块鸡排。

老实说，我那时候还挺信卡耐基那一套的，不过，有时也会有疑惑，比如这个故事里，卡耐基一个做演讲的，上哪去追索百年前林肯和一个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老朋友”的故事？就算历史上有证可寻，卡耐基他老人家怎么就能拍着胸脯说，林肯先生“只需要一个能倾听他心中苦闷的人”，凭什么就不能是“林肯先生觉得面前的‘老朋友’并不能给自己什么建议，只好礼貌地把他请出白宫”？尽管如此，我还是虚心在校园生活中践行这些“谆谆教诲”，并一度自我感觉良好。

那时候，这种感觉良好，不论是在“演讲”后还是生活中，都有挺大的认知偏差。我的初中作为一个小社会还是很有代表性的：线性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好好学习，提高成绩。就像小庙，清茶淡饭，板鞋破钵，清规戒律，晚睡早起，甚至发型都很相似，只为悟得大道，修得正果。如果六根不净，四大不空，那注定是要在魔道中轮回，看不破人我两忘，得不到涅槃超脱。这里，交际也好情商也罢，既无从谈起，也无处稽考，毕竟大多提升情商的尝试，在这种环境下都罕有有效的反馈，而你也不能否认尝试做一个人情精明的小和尚是不太受待见的，除非熬成了老方丈，屁股决定脑袋，免不了沾一沾滚滚红尘。

高中不一样了。

我的高中还是兼有人文情怀和烟火气息的。国庆节一场雨雾之后，青灰的墙外，枣红的屋顶下，满地的梧桐落叶，掩不住的民国气息。放学铃响后，学生汹涌而出奔向后门口的小吃街，还有小情侣淹没在人群中，狭窄的街道溢满油香和少年心气，枝繁叶茂，万物生长。这种雾气和烟火气恰到好处的比例，是其他学校无法相提并论的，比如隔壁那所驰名中外的学校，身后成了城市里酒精和计生用品消费最多的天堂。

这种烟火气当然不限于后门的小吃街。更多元的生活维度，更广泛的交往空间和更大的自由度，遇见烟火气一点就燃，燃成一种“剑与斗篷”般的“戏剧冲突”。这并不意味着假仙假怪地把生活酿成一出戏；相反，你不能否认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和形形色色的同类，产生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冲突。这种冲突未必非要是“与天斗、与人斗”，它也可以小到尘埃里，如高尔基所言，是一种个体之间的性格信仰、精神世界的不合，是鲜明性格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一个高度线性化的环境下可以被掩盖（比如我小庙一样的初中），但是当（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探入更深层次的社会互动的时候，这种性格和精神的“冲突”必然不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它是无处不在的。

至于我，高中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偶尔马失前蹄，被一语成谶“乖孩子容易犯大错”。但很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有意识地认识到社会生活中“冲突”溢于言表的美感，那种在冲突里芸芸众生相的千姿百态、纷繁复杂之美。

如果说，在社会中生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这套逻辑体系有如下相互关联的特征：

1．它是由自我认识、世界观、心智与行为模式等组成的，而其基础往往是经验。

2．它是有有效边界的。

3．它是自洽的（越过有效边界则可能导致不自洽）。

那么高中一系列的“冲突”（当然不必是苦大仇深的冲突，也可以是心思浮动、乐此不疲的小斗争）则横刀立马地突破了我之前戒律清规中树立的“有效边界”，在“自洽”失序中，我懵懵懂懂建立起了一些认知和思索，这也是这本书一些章节的前身，包括但不限于：

1．思考“人”的共性与个性。在人类层面上，个体在何种程度上和所有人相似，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在何种程度上和某一个群体的相似，体现出这个群体的特征；在个体层面上，他具有怎样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特征。

2．认识论的转向。生而为人，却不一定理性。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好像并不能用理性去解释，而唯有诉诸这样一种概念：它是笛卡尔的错误，叔本华的“意志”，诺奖经济学家追捧的非理性，凯恩斯的“动物精神”。

3．尝试对情商进行刻画，用“输入维度”，即对情感的敏感与捕捉能力以及“输出维度”，即对情感的影响和型塑能力，两个维度进行描摹；并在这两个维度背后，寻找一种规律，即“共情”。

一方面，这些小思考燃起了我对人文领域的兴趣，直接促成了我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哲学（PPE）的决定。当然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思考虽然未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却也已经有很成熟的实验、实证分析，甚至数学模型去研究与刻画，进而让我产生了一面失落一面庆幸的心理活动。言过其实地说，就像杨小凯出狱后，发现自己在狱中推导的边际效用理论、纳什议价模型，已经被发展成系统的数学模型的那种怅然若失。

另一方面，回到之前“演讲”的故事，我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包括类似《人性的弱点》《让你受欢迎的××诀窍》，还有数不胜数的微信公众号等等一类的励志情商指导手册的通病，包括：

1．重经验说教（anecdotal descriptions），轻逻辑推理，无批判思考。直接的不良影响就是，读者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用哪些有关情商的技巧，尤其当社会互动探入更深层次的时候（缺乏可操作性或统御性的原则）。

2．不能从认识上让人“醒悟”，无法让人产生一种社会互动中的“敏感”（缺乏直觉上的认识或认识论的基础）。

即如果将关于情商的一切知识比作一座金字塔，诸如《人性的弱点》或提供了金字塔的砖瓦，即“器”层面的技巧。但金字塔没有封顶，塔尖是空缺的，换句话说，在对情商的认识上，“道”层面的认识是遗漏的，这种“道”层面的认识包括但不限于：

1．情商是什么？它能不能被严谨定义？（第一章后半部分）

2．如果情商的意义在于推动人与人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的前提，即人的认知和行为的基础是什么？（第二章将议论为什么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情感和不理性对人类行为的意义）

3．鉴于人认知和行为的基础范式，“有一言于情商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即情商的核心是什么？这种核心能不能形成一种对于情商技巧统御性的原则？（第三章尝试从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亚当·斯密和儒家思想］中提炼“共情”的概念；第四章探讨作为社会互动核心的共情机制；第五章呈现关于共情机制在实证研究中的证据）

4．人文、艺术、社会和自然科学生气勃勃的争论的主角总是“人”（尽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随着后人类主义的崛起也在面临冲击）：人是什么？人何以成其为人？（第六章既是这本书的终点，如果有幸，也能成为某种人本思索的起点，来响应苏格拉底的号召：“人啊，认识自己。”）

到这里，故事讲完了，这本书的架构和部分章节的关联也铺陈得差不多了。

这个章节剩下来的一半，就用来讨论这一个问题吧：“情商是什么？它能不能被严谨定义？”

1.2 情商的迷思

（注：迷思，英文Myth，又译作“神话”“谬误”）

泡在政治经济学的三年里，我遇到过一些有意思的著作。这些著作除了洞见深刻兼有可读性，愣是能把宏大又抽象的发现写成悬疑小说。比如，帕特南研究现代意大利制度改革20年时，发现南北发达程度、制度给力程度大相径庭的原因，或许来自公民在文化上的宽容与信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能追溯到1000年前，意大利半岛北部不同的制度，即城市共和国或是诺曼王朝专政，所型塑的公民精神的差异——《使民主运转起来》。又或者，阿西莫格鲁、简森、鲁宾森发现南北美洲的富饶，在欧洲殖民者出现的数百年后轮回，而这种轮回起源于殖民者在南北美洲，机缘巧合建立起的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又和本章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按照这些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路，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因为某些偶然因素渐行渐远。而概念，比如我们将要讨论的情商的概念，也很类似。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样一种概念可能演化成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要研究和区分这些概念，去伪存真（不要忘了我们这一章需要界定一种能被严格定义的情商），那么一种回溯式的研究，就像这些制度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既是有帮助的，也是有趣的。

情商概念发展的一条路径

通向幸福和快乐的秘诀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点俗气，我知道）

这是一个从古希腊开始，先贤就争论不休的问题。20世纪末，一个混合着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和媒体组成的群体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情商。（这个答案让我有五味杂陈的感觉）

尽管情商这个概念的踪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在心理学文献中初露端倪，一直到1995年，它才随着丹尼尔·高曼的位列《纽约时代杂志》畅销书榜首的作品——《情商》而声名鹊起。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大量关于人际交往、自我激励、情绪自控等读物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一概念以及相关读物，也被作为灵丹妙药，兜售给从商业管理到医疗护理，甚至是教育改革的各个领域。从来没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如同情商一样，被全社会上上下下，乃至整个世界广泛接受，以至于美国用语协会（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将“情商”列为“后90年代最常使用的新词”。

一个更细致的对“为什么情商如此风靡”的问题的检视，可能会颇具讽刺意味。因为这个检视（这种情商的发展路径）和反智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反智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1963年普利策奖作品《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明晰了作为一种概念的“反智主义”，即“对智性和知识的蔑视”，并剖析了潜藏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反智主义的根源（在其他社会中也有借鉴意义）。根据霍夫施塔特所述，这种反智主义的源头或来源于清教文化传统、实用主义思维与平等主义信仰。第一批来到美洲大陆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移民，而在他们的知识与文化结构中，清教中流行的“你越聪明和智慧，你越符合撒旦的需要”的思想深入人心。这种思想与美国开拓发展（尤其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相辅相成，即开发建设需要强健的体魄，而非哲学头脑，而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也被广泛认同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任何不能被迅速变现或是利用的知识，都没有意义。即使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仍然如影随形。美国意识形态的另一种重要组成，即均等主义，同样被视作美式反智主义的源泉。这种弘扬“进步主义”“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遇上带有欧洲色彩的“出身、阶级论”，便产生了一种矛盾性。这种“出身论”更广义地来说，包含了智力禀赋的概念，代表着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普通阶层对立的精英阶层。在普通禀赋、普通阶层和天赋异禀、精英阶层的二元对立中，一种对知识有厌恶之情的反智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这种反智主义典型的一例就是美式教育的“双系统”。一套培养所谓素质快乐教育，在这里，啦啦队和橄榄球总是比数学与文学更受欢迎，而一个“学霸”常常会被排斥，被称作“书呆子”，尽管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出色。而美国的公立教育机构也乐于推崇“素质快乐教育”，培养巩固普通中产阶级，这也是美式“素质教育”声名在外的原因。另一套教育系统，则是更接近于中国的、竞争式的、更推崇“智性与知识”的精英教育了。

反智主义和情商风靡的关联性就在于，相较于先天遗传（即作为一种禀赋的）的智商，情商作为一种可习得的、助力成功的关键，更适合在一种均等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生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首先是智商流行起来的时代。赫恩斯坦和莫里在其著作《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浓墨重彩地推崇智商在预测个人成功、职业发展乃至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暗示，那些出生在经济上更富足、父母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的个体，更容易在未来取得成功。而这些人，愈优秀，愈是在钟形曲线的一端，作为社会中的少数人，此所谓高处不胜寒。

然而这种精英主义的、反均等主义的思想不受待见是必然的。情商，作为一个同样（被鼓吹）是工作和生活中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它是可以被后天习得的，甚至只需要通过阅读畅销书就能习得的万灵药，异军突起，在“唯智商论”思潮下饱受困扰的人中所向披靡。尤其当情商被议论为“比智商更重要”（这也是丹尼尔·高曼畅销书的副标题）时，你不能否认这是鼓舞人心的。而在高曼的那本开天辟地的畅销书中，也不乏“一个智商卓绝的学霸，因为情商不达，在学校和生活中饱受困扰”这样的故事（相信类似的故事也早就耳口相传了）。

在这种语境下（也可以理解为，在这种情商概念的发展路径下），情商，在一种反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像巴比伦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响的因素的杂烩。高曼自己也对他那套混杂着认知、人格、情感、动机和神经科学的定义犹犹豫豫，反复自我否定，这也是他在学界最饱受诟病的地方。

而市面上流传最广泛，也是最广为接受的，对情商的定义，从比较基础的克制情绪，到有感染力、好脾气，甚至到精通办公室政治、钩心斗角，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举个例子：什么是情商？

答曰：情商是人情精明，是人事练达。（这种答案类比于重言论“什么是好学生？好学生就是做得好的学生”；“2x=2，x等于几？x等于2x=2的解”）

很典型的，这里，情商是除了智商之外，对为人做事一切积极的思想和行动的杂烩，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参考价值。

情商概念发展的另一条路径（一个引子）

到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情商光鲜的外衣下，似乎也有一些讽刺性的存在，或是讽刺性的基石，而这些存在是从情商被创造伊始，到情商被不断神话的过程中相伴相生的。既然如此，情商这个概念还是不是得体的（legit）？不要忘了冰块漂流的另一条路径。在这一小节中，我会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窥探，在第二章中，我会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情商存在的另一块基石，即一种向唯心主义认识论、非理性主义的转向。

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混血儿，它混合了“情”（情感，emotion）和“商”（智性、理性，intelligence）。这种矛盾性在西方历史中尤为尖锐，即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理性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传统悠久，从古希腊到近现代一以贯之。在柏拉图那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智慧的热爱体现在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即“从可感知的世界，上升到可思考的世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他富有诗意的描述下，神先创造了人类的头脑，赋予其最神圣的性质——理性。而关于不理性或是情感的一切，都归给“酒神、爱神、诗神”，轻蔑之。斯多葛学派，作为古希腊另一影响深远的学派，同样主张以一种理性克制情欲、冷静而自省的修行，荡涤灵魂，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中世纪，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诞生了托马斯·阿奎那。他试图调和宗教和科学、信仰与理性，而这种调和仍聚焦在理性，即“不只是信徒，任何人只要运用理性——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礼物，都可以获得真理”。

继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将信仰从外在教条转化为内在世界后，近代科学的始祖——笛卡尔又以理性为本质而取代信仰。笛卡尔用“普遍怀疑”打下了理性哲学的根基，他主张“将一切未经理性彻底检视的思想全都清除，就像建筑一座大厦，必须要把杂物和浮土清除干净，才能找到坚实的根基”，而除去理性之外的、通过感官得来的知识，都不可靠。即使对于上帝，笛卡尔也不忘“用理性检查一下是不是一个骗子”。

自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更是迎来最辉煌的时代，登上哲学界的王座君临天下，成为衡量一切的律法，而一切都被押上理性的审判台，接受理性的拷问。理性主义下，世界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只做机械运动，而生气和灵气就少了许多。

当然，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中，一种唯心主义的、正视非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从未消弭，而这种思想在19—20世纪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第二章我会从更久远的地方进行梳理，这里只做抛砖引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思潮活跃起来，有崇尚情感的浪漫主义，高扬“意志”的叔本华与尼采，推崇直觉的伯格森，重视本能与欲望的弗洛伊德，珍视生命感性存在的存在主义等等，让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界的霸主地位危如累卵。

20世纪后半叶，对二战的反思、冷战的阴云以及一系列人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叛逆思潮具象化了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与反思。当这种哲学思潮蔓延到社会文化中，人们愈加发现，这种纯粹的理性的确要走下神坛了。长期以来只手遮天的理性，往往导致一种对情感的忽视、对自我认识的片面和社会互动的懈怠。而在这种对情感和社会互动的重视，或者一种日益以“社会人”而非“理性人”为中心的时代精神下，情商这一概念，便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般地登上了社会舞台。

（至于这种对纯粹理性的反叛是不是言之有理，第二章会做一个梳理）

1.3 作为“智性”的情商

我们现在初步地回应了令人失望的第1.2节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情商有没有一种名正言顺的哲学、社会文化基础。还有另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在第1.2节中提到的，一种开放的、松散的对情商定义，既无益于推演出一个关于情商一以贯之的、统御性的原则，又在现实中因为其理不清的千头万绪而缺乏价值。因此，一个关于情商严谨的定义是亟待解决的。这也是这一小节要达成的目标。

将“智性”带入情商

要用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去严谨地定义情商，那就是迈耶-萨洛维-卡鲁索模型（Mayer-Salovey-Caruso模型，简称MSC模型）了。如果说上节提到的丹尼尔·高曼选择了一条通俗流行的道路来推广情商，那么迈耶、萨洛维和卡鲁索则选择了一条更严谨艰深的学术道路来研究情商。其中，迈耶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萨洛维是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现任耶鲁大学校长，卡鲁索则是一名组织行为学家。MSC模型是第一个在心理学和科学视角下研究情商的尝试，其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学术领域的认可（引用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出其右），模型的另一大特色——一套量化的情商测试（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简称MSCEIT）也是当下在社会组织视角下研究情商的主要工具。

这套模型最具生命力的地方，还是在“将智性带入情商概念”。我们依然把情商拆分成两部分来看。对于作为一个概念的“情感”，不定义它比定义它来得实在，毕竟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概念，这也是众多研究的共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智性的内涵，这也是理解在MSC模型中被严谨定义的“情商”的关键。

关于“智性”，从根本上说“智性”是一种“能力”；具体来说，它意味着“理解、运用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理解“智性”的办法是拿它和聪颖做比较。后者更接近于在学习效率、知识悟性，或者更快速的思维反应这些意义上有较高水准，而前者刻画的是一种更加全面的、深入的洞察力和综合性的问题解决能力，有一点之于中文语境下大智慧和小聪明的意思。

“智性”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起源于对人类“适应能力”的探究：“智性”作为一种怎样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达成目标，并且最小化外在环境的阻碍？

早期对“智性”和“适应能力”的研究（如斯皮尔曼的g模型）选择了一种“简化”的立场，即寻找最小数量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适应能力”。其结果就是，智性基本被狭窄地定义为“抽象思维、逻辑分析和记忆能力”。由于这种定义简单明了、可被测量的特征，基于简化定义的“智性”测试被广泛采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美国征兵和就业市场通用的标准化“智性测试”。一战时，由于参军人数过多，军方为了知道哪些人可以学习得更快，从而可以从特殊的领导训练里获得收益更多，急需一种测量方法筛选学员。于是当时一批心理学家便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编制了这些测试，这也是后期为人所熟知的“智商”概念和“智商测试”的前身。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尤其得益于统计分析的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被狭隘定义的“智性”不能涵盖一个人智性的方方面面，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或预测人们的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情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依托MSC模型走进了学术和大众的视野。

将“智性”带入到情商的概念中来，意味着情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能力，而这种定义衍生出了一系列特征，包括：1．能力有适应价值——情商能够在涉及情感的任务中帮助我们达成目标并最小化外在环境的阻碍；2．能力有高低之分——情感不能被量化，但情商可以被测量；3．能力有提升空间——情商可以通过训练提升；4．能力是意义有限的概念——情商作为一种能力，它的意义是有限的，它也不能和其他的概念混淆。前三点的内涵是显而易见的，第四点的内涵会在我们接下来对情商和其他概念的区分中显露出来。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情商的特征前，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MSC模型中，“智性”如何被带入情商概念？或者说，“智性”如何与“情感”结合在一起？

MSC模型几经变迁，但它的实质，即对“情商”作为一种“对情感信息接收（input）、处理（process）和输出（output）”的能力从未改变。更进一步的，这种能力可以分成四个象限。

这四个象限的模型基本可以做到对涉及情感的能力不重复、不遗漏地进行归纳。在学术领域，每个象限又向下延伸出若干指标，形成了一套类似金字塔形的情商测评体系，而其可被量化的特征也为关于情商的实证研究铺平道路。但作为一个导论，这一节在关于情商类型学的问题就止步于此了。在直觉上建立起一套关于情商的坐标系，就足够方便我们在生活中有条理地检视自己的情商表现。

这一节还有一个遗留问题。上文在说到“智性”衍生出来的情商的特征时，第四点，即“情商作为有限意义的能力”并没有被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接下来对这一概念做一个澄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把情商与一些似是而非的和情商有关的概念区分开来。

情商——能力、意愿和人格

把能力和意愿区分开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你常会听到“我家小孩可聪明了，就是心思不用在学习上”。一个推论就是，个体的行为未必与他的情商相称，毕竟这涉及意愿的维度（即“愿不愿意”的问题）。但一个更有趣的推论则将情商和道德联系起来。

情商作为能力是中性的，而意愿的坐标系上不只有行动和不行动，还涉及指向性的问题，比如如何运作情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情商固然重要，但就第四象限（社会影响）维度来说，鼓舞他人和操纵他人只有一线之隔。

伦敦大学的基尔达夫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过分追求情商可能导致的害处。他们发现，许多高情商的人善于伪装、隐藏真实的自己，为了个人利益故意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从而操纵他人，这样的桥段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当人们过分钻研如何使用情商，会有操纵他人的危险，心术不正的人完全可以控制他人的情绪，诱导他们做一些有违自身利益的事情。

一个例子有关语言。高情商的人，善于在谈话、演讲时使用技巧感染他人。如果你的沟通是抱着高尚的目的，就会取得好的效果，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然而，剑桥大学的门杰斯发现，当一名演讲者饱含激情地讲述鼓舞人心的内容时，听众们不会注意其实际传达的信息，而会很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和触动。

一个历史的案例是关于希特勒的。他花费多年的时间来研习身体语言对煽动情绪的影响力，不断操练自己的手势、身体动作。他在演讲时策略性地表达情绪，需要的时候，会流下动情的泪水，获得无数拥趸。

意愿（或指向性）更多地涉及人格（性格）维度，情商作为一种能力则不然，换句话说，情商不同于人格。比如高情商未必是世故圆滑，或者外向开朗，而没教养也不都能被视作性格耿直。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误区有关讨好型人格，比如人们会说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甚至时常忍气吞声的人情商很高，但这最多只能说明他在自我心理管理维度（可能）有不错的表现，但要与高情商画上等号，他至少还要能合宜而准确地表达情感。

因此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欠缺良好的情感表达能力，情商较低的人倾向于封闭自己的情感，因为表达情感会使他们暴露自己的弱点，并造成安全感的缺乏；反过来，情商更高的人也更乐意于表达情感，并通过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来提升其在不同场合的适应能力。

另一个关于情商的，即使不能算作误区，也是有争议的方面，和世故圆滑（乃至道德性）有关。正如我们之前强调的，情商作为一种能力是人畜无害的，但它遇到马基雅维利型人格（可以理解为“喜欢冷酷地欺骗和操纵他人的人格”）会产生不那么社会正能量的影响：他们会为了私利而混淆视听、操纵他人的情绪、阻碍他人的思考，上面的希特勒就是一例。

也许，我们对情商的盲目崇拜行为，本身就容易滋生对情商的滥用。正如洛桑大学的安东纳基斯所说，“人们还未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对情商的趋之若鹜和实践操练已经走在了前面”。

但另一方面，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有效的对他人心理的影响能力，而让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充满“言不由衷”和“无心之过”，从结果上看，这会比马基雅维利主义更值得颂扬吗？我在这里就用《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收个尾：

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结局是一般比较“感人的”。

在这一章中我们对情商发展的大致脉络做了一个了解，也对情商的边界做了比较清晰的划分。但对于情商发展的另一条脉络，或者支撑情商的另一个基础（为什么、凭什么需要情商？），即一种唯心主义色彩的，正视非理性的认识论，我们之前的论述还不够丰富。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章中要探究的对象。

要点梳理

1．情商，在一种反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像巴比伦塔一样，似乎成了一切不是智商，但对成功有正面影响的因素的杂烩。

2．情商这一概念登上社会舞台，源于一种对纯理性主义的反叛，一种对情感和社会互动愈加重视和正视、日益以“社会人”而非“理性人”为中心的时代背景。

3．将“智性”带入情商的概念中来，意味着情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能力，这决定了情商既不同于人格，也和道德无关。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内向安静的人完全可以比一个外向开朗的人有更高的情商，而用情商让他人的生活如沐春风和水深火热同等可能。

4．作为能力的情商包含输入和输出两个维度，其中输入维度包括对自己和他人心理意识的捕捉能力，输出维度涵盖对自我心理意识和对他人关系的管理能力。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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