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恐慌为何“传染”？如何应对？

姚琦 闫新 张文

2020年的春节真的很特殊，新型冠状病毒侵袭全国。伴随疫情蔓延的，还有民众的恐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关于疫情下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民众面对疫情体验到的最强烈的情绪是担忧和恐惧。正如武汉协和医院一名医生所说：“我的感觉，当前疾病是一分，而恐慌是十分。”

社会心理学研究显示，情绪可以跨个体传播，在群体和社会中产生共享情绪的聚集。恐慌，不仅发生在个体层面，而且发生在群体层面；同时，集体恐慌并不等于个体恐慌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人际、群际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宏观的心理关系。群体恐慌一旦产生，会像病毒一样影响群体成员，因此，相较个体恐慌，群体恐慌对群体行为与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强烈。

身边的人是否过度恐慌？

疫情蔓延之际，人们比平时更加敏感、脆弱。谈“鄂”色变，各种谣言在网络上盛传，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被一抢而空……这些曾在“非典”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的现象，现在也在我们身边发生。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集体恐慌是有规律可循的。

恐慌是危机发生时的一种社会行为，是人们面对想象的或现实的威胁时所产生的特定心理反应。适度的恐慌是正常的，并具有适应性，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疫情；但情绪反应过度，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造成社会混乱。当恐慌被某些群体成员共享时，即形成集体恐慌。此处的群体指心理意义上的群体，不需要客观的共同社会身份，只要组成成员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群体的强制力就会产生。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所言：“无论组成群体的成员是谁，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和智慧是否相似，一旦卷入群体中，他们就具有了一种集体意识，使得他们所感、所思、所为均不同于他们独处时的所感、所思、所为。”

为何大家恐慌，我也会恐慌？

恐慌如何被群体成员共享，形成集体情绪？社会心理学的解释主要有两种。

一是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情绪传染是指情绪表达者将其情绪扩散给观察者的过程。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会通过面部表情、姿势和身体运动等非言语线索，自动化地感知周边人的情感变化，并无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从而与周围人保持一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情绪传染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新近的一项基于脸书（Facebook）上近69万用户的实验研究发现，即使是暴露在完全缺乏非言语线索的网络环境中，人们也会无意识地体验到与其好友表达的情绪相同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互联网上也可以发生情绪传染效应。

同时，人们对社会信息的认知加工具有选择性，消极信息比积极信息更能引发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对于可能危害生命安全的信息，人们会更敏感；而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大了有关疫情的消极信息在人们日常接触到的信息中所占的比重，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恐慌情绪的传染。

二是工具性情绪调节（instrumental emotion regulation）。这是指人们可以根据特定目标主动调节体验到的情绪的类型、强度和时间等，即使这种情绪体验是消极的。当前疫情具有突发性和高不确定性，人们通过与他人反应一致，一方面能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即判断自身的情绪类型、情绪强度是否恰当，是否对当前环境作出了适当的反应；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归属需求，提高安全感，即“我和大家一样”“我不是个特例”。

值得注意的是，不光个体情绪会受集体情绪的影响，有时，个体情绪也会反过来影响集体情绪。例如，某微博大V发出“今天确诊病例翻倍，疫情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上，万一感染上了怎么办？害怕和焦虑，吃不下睡不着”的言论，网友们看到后很容易受其影响也感到恐慌、焦虑。另外，情绪传染可以在多人间交互产生，并不断增强，不仅通过直接的交互作用实现，而且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成对周边人的交互影响。

如何应对集体恐慌？

首先，政府信息要透明。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情况下，集体恐慌最容易产生。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人民日报》专版刊发长文，总结抗击“非典”疫情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特别指出，民众的恐慌程度是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成反比的。在重大疫情面前，恐慌无法避免；恐慌就像病毒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控制它。政府及时、有规律地发布权威疫情信息，维护政府公信力，是保障良好社会心态的定海神针。

其次，发挥媒体和权威公众人物对大众情绪的引导作用。集体恐慌与信息传播关系甚密，个人情绪和集体情绪相互影响。因此，一方面，媒体要做到宣传正面、准确、透明化；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权威公众人物对大众情绪的引导作用，比如当前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2020年春节几时能动？钟南山说动才动”。

再次，适当减少信息输入，避免信息过载引发的恐慌。网络时代，我们时刻都能从朋友圈、微博上捕捉到关于疫情的信息。但是，在“自我隔离”期间，过多的信息未必有利，反而可能加重已有的焦虑情绪。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存在强迫性刷手机行为，不妨给自己规定：只在特定时间关注有关疫情的信息。另外，我们接受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真实的谣言！谣言具有发生在危险或动荡时期、内容繁多、传播迅速、传递恐慌、有一定真实背景等特征，而谣言“半真半假”的特征正是恐慌心理的催化剂。因此，要学会信息管理，关注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理性甄别信息，不要随意传播无法确定真实性的信息。

最后，要拥有理性、积极的思维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提出情绪ABC理论：人的情绪不是由某一诱发性事件本身引起的，而是由经历了这一事件的人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和评价引起的。正是由于人们常有的一些不合理信念，才使我们产生情绪困扰。例如：

（1）绝对化要求。对于此次疫情，有些人认为，“为了保障我的健康，武汉人一个都不能出现，我不能和任何人有任何接触”。这部分人把“希望”“想要”等绝对化为“必须”“应该”“一定要”等，这是非理性的。

（2）过分概括。此次疫情源于武汉野生动物市场，有些人就认为，“武汉人都吃野生动物，全都十恶不赦”。这部分人将“部分武汉人”过分概括化为“所有武汉人”。还有，部分武汉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有些人就认为所有从武汉回来的人都是病患，因此非常恐慌。

（3）糟糕至极。某市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病例，有些人会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速度快且治不好，会致命，我们逃不过的，全完了”，这就是“糟糕至极”的不合理信念，就是把不好的事情想得非常糟糕，这是非理性的，会导致个体过度恐慌。反之，有些人会认为，“死亡患者可能因为伴随其他疾病或自身抵抗力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还是可以控制和医治的”。

不合理信念有时会使人产生一些过度的、不合理的情绪，因此，辨别不合理信念，改变不合理信念，也是避免过度恐慌和焦虑的方法。

借《七律·送瘟神》，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手绘1：不理性的判断与决策

很多时候，人们对风险与信息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这导致人们会作出不理性的行为。在危机事件中，这些有偏差的判断与决策对个人与社会都有危害。然而，理解人的判断规律并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有助于形成利人利己的行为。

这里介绍三种不理性的判断与决策现象，并针对这些现象给出防疫心理提示。

心理台风眼效应

指离危机事件的中心越远，人对危机事件的反应就越强。例如，在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中，身处非疫区的重庆民众的焦虑水平远高于身处疫区的北京民众。

旁观者效应

指当关注紧急情况的人数增加时，人们施予帮助的可能性会降低。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伸出援手的责任会扩散到旁观者身上。面对疫情，人们可能会产生“反正别人会捐款”“抗击疾病是医护人员的责任”等想法。

幸存者偏差

指人们很容易接触到灾难幸存者的所言所思，却无法得知逝者的其言其事。因此，只是片面地了解幸存者的信息，会让人的判断出现偏差。例如，有病人服用某种药物后康复了，也有病人服用这种药物后死亡了，如果只听康复者描述药效，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出门没戴口罩，也没被病毒感染”，你只听其言而忽略其他未戴口罩者的情况，那就落入幸存者偏差的陷阱。

策划：陆静怡

文字：陆静怡 李婕

手绘：喻里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