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初文学政教思想辨析

我国散文艺术中的论说文至汉初政论文的出现而成熟，然其内在思想，又以儒家政教观为旨。《汉书·艺文志》列汉初论说文有“高祖传十三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孝文传十一篇”、“贾山八篇”、“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等入“儒家类”。在此儒家思想笼罩汉初政论文学的定论中，亦不无疑窦。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有云：“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名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由此可推知汉初论说文大家如陆贾、贾谊辈，又非仅拘儒教而自成家数。陆贾《新语·术事》云：“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合善为法，因世权行，正是汉初文学政教思想的内在精神。这种内在精神虽然以儒学仁义德治思想为主导，但在汉初社会却有广泛的文化原因。

汉初学术形态中齐鲁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促进了当时文学政教思想的形成。追溯齐鲁文化之源，二者在先秦是独立相异的文化形态。具体说，鲁文化导源于周公旦在周初制定的礼乐制度，这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关于伯禽治鲁并融合周文化与东方文化建立“礼义之邦”的记载和在春秋时期“学在官府”制度破坏、私家讲学之风兴起后出现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之主张中，均可窥探鲁文化本于礼乐、好古敏求、质朴务实、无意标新的思想实质。与此不同，齐文化源于齐国开国侯王吕尚所施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之，齐为大国。”缘此因俗简礼和“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政治思想的形成，使齐国在学术形式方面，于战国初期孕育出“百家争鸣”的稷下学派和具有奇异色彩的邹衍“大九洲”、“五德终始”学说；在学术思想方面，则表现出不拘传统，富于创造，兼收并蓄，通变活泼的特征。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形态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初步融合的情形，而在汉初统一社会政治大势下“齐学”“鲁学”在新层次上的流变融汇，又占极重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初论说文既重仁义礼制，又重因俗简礼；既企慕前贤而表现出恪守传统的色彩，又面视现实而倡导因世权行的变革；从而会通于合善为法的当世精神的特色。

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汉初政论文的兴盛又不仅限于齐鲁文化的融汇，而具有战国诸子学复兴的意义。战国时王道崩坏，礼乐弛废，“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秦王横扫六合，归于一统，在结束战国政治纷争的同时通过禁学焚书结束其学术纷争；汉初诸子学正是从此禁锢中复兴的。而汉初政论文的诸子学色彩又不限于刘勰所谓“博明万事”、“蔓延杂说”（《文心雕龙·诸子》），其关键是发扬了战国诸子学与统治思想争锋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还是在贾山的《至言》、晁错的《论贵粟疏》中，都有极明显的表现。也正因为有此争锋精神，汉初论说文虽旨归于“明于国家大体”的政教思想，但与汉代中期论说文相比，则尤具强烈的个性和炽热的情感，这一点直至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兴起时的论说文中才重新出现。

由汉初论说文的文化基础进观艺术特征，能更切实地体悟其文学政教思想。

论点集中，富于变化，是汉初论说文艺术特征之一。陆贾《新语》博明万事，旁搜远绍，其中心论点不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道理。贾山《至言》、贾谊《过秦》，有纵横铺陈，广采博喻，蔓延杂说之风，然以变革的愿望求仁政礼教的实施，又是统一而集中的观点。但是，汉初论说文政教思想的表现方式并非僵化的说教，而是受到诸子学风影响，卓然己见而富于变化。如贾谊《过秦》，文首不言秦“过”，反言秦“功”，而由“功”到“过”，由“过”而“亡”，显示了秦王朝处于变动中的历史演进轨迹。文章明于“仁义”，又不拘于“仁义”，如论秦之败亡云：“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覆之患也。”此又明“变”重“势”，思理豁通。

论证精严，形象生动，是汉初论说文艺术特征之二。在汉初论说文中，为强化政教意识，论证精辟严密；然观其艺术风格，又有战国游说之辞，论述事理，多喻以形象。譬如贾谊《新书》，运用比喻方法阐解事理处约八十余处，如《俗激》篇以“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喻社会之忧患；《数宁》篇以“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喻形势之危殆；皆生动活泼。而晁错之《论贵粟疏》，全文以“务农贵粟”为基本论点，递进拓开，逻辑严明；而其论述之中，又纵横排合，驰骋跌宕，寓理性于形象，遣词洒脱，运思精深，得战国诸子文采风韵。

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汉初论说文艺术特征之三。汉初论说文之政教思想多通过作者之感情予以表达，故感人入深。而究其感情强烈之因，又是汉初文士以其个性敢与朝廷争锋之气势使然。贾谊之《陈政事疏》、晁错之《言兵事疏》、邹阳之《狱中上书自明》，或言辞慷慨，或痛彻反思，其陈述事理之弛张，又皆系于作者情绪之低昂。这种以情感之马驭驱理性之车，则使汉初文学政教思想与人心契合甚密，而鲜有理性与情感的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