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美刺与致用

朱自清《诗言志辨》云：“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诗大序》改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如果说“以声为用”是先秦言《诗》致用的方式，“以义为用”是汉代言《诗》致用的方式，则汉初“美刺”言《诗》正是由“声”向“义”转变过程中“以义为用”的开端。严格地说，汉初“美刺”是由先秦之“比兴”演变而来。

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实于汉初已基本展示。如《诗·国风·硕鼠》，鲁说云：“履亩税而《硕鼠》作。”齐说云：“周之末涂，德惠塞而耆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是也。”《毛序》：“刺重敛也。”韩说同此。四家诗说皆借硕鼠贪婪之形象把握周衰重敛、民困于下的时代特征，以逆诗人创作之志。而结合汉初同样存在着的“赋敛无度”现象，也就不难看出治诗者的解《诗》大义和致用目的。又如《诗·大雅·公刘》，《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易林·家人之临》存齐说：“节情省欲，赋敛有度，家人给足，公刘以富。”韩说与齐说同。鲁说以此诗专美公刘，不关戒成王，亦不言召公作（详《史记·周本纪·索隐》），与《毛序》略异。然诸家共存美公刘之德意，又契合于汉初德政未兴之现实。当然，汉初“以意逆志”解诗，亦颇多妄断臆测，穿凿乖谬。清崔述《读风偶识》曾论《关雎》云：“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崔说甚得诗旨，且对汉儒说诗强加以道德政治观念而伤其诗情，殊为切中肯綮之批评。尽管如此，汉初《诗》学旨归于致用，仍不失为一种当世精神的表现。

美刺致用不限于四家言诗，而是渗透于汉初文化机制的文学政教意识的普遍反映。陆贾《新语·慎微》：“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邪僻，砥砺钝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贾谊《新书·道德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皆出自心志的感发而寻求诗人之性情，美刺时政，实为止境。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解说三百篇之“神理意境”，概括出“关系寄托”、“直抒己见”、“纯任天机”、“言有尽而意无穷”四种表现方法，而前两种正属汉初美刺言诗的方法，这又突出表现了当时论诗重刺之实用价值。

从“直抒己见”来看，汉初解诗学者与政论作家同具刚正而不阿谀，刺世而求治世的精神。他们以《诗》为现实谏书，“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裴子野《雕虫论》），甚至不惜危及身体发肤、名誉地位。如传鲁诗的王式以诗进谏，及至“刑余”亦不渝其志。而在治鲁诗的韦孟的创作中，这种积极意义又化成一首直接批评楚王孙刘戊荒淫不遵道的《讽谏诗》。诗中云：“不思守保，不唯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唯囿是恢，唯谀是信。”激烈陈词，舍身取义。《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云：“夫理情性，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乐。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曰风。”《诗纬·含神雾》谓：“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二说进一步推阐了“以意逆志”方法达到通经致用目的之道理。

然而，汉初《诗》学是通过对旧籍的研究表达思想的，所以研究也就具备了《诗》本身的“依迷讽谏”、“主文谲谏”的艺术功能，亦即汉初《诗》学“关系寄托”、“隐言美刺”（惠周惕《诗说》卷上）的理论风格。汉初《诗》学之“美”“刺”以及“规”、“诲”、“戒”、“疾”、“乐”类的分析中，显示了这种不同于“直抒己见”的隐喻寄托之表现力量。可是，正是这种委婉之风在汉代诗学发展中出现了因“温柔敦厚”而失去“讽谏”内核，以至“谄谀取容”的现象，这又是文学落拓于政治窠臼的一大悲剧。因此，尽管“不务胜人而务感人”（焦循《毛诗郑氏集》）的谲谏艺术在文学审美取向上有较高价值，但在汉初，美刺致用思想仍以直陈为主流。

由汉初奠定的美刺言诗文学观直接影响着汉代《诗》学思想。在西汉，董仲舒之“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司马迁之“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史记·十二诸侯表》），扬雄之“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伤始乱也”（《法言·孝至》）诸说；在东汉，王充之“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论衡·谢短》），班固之“周道缺而刺诗作”（《汉书·艺文志》），张衡之“伟《关雎》之戒女也”（《思玄赋》）诸说，致用思想因时而异，美刺之说则一脉相传。这对我国文学思想中“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政教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