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屈原(战国 约前340—278)

屈原披头散发徘徊于大江之北,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屈原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他是源头性的诗人,天地人神巫,五体合一。他开端性地被流放,开端性的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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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诗经》后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拼上了,拼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度还向西南扩张,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颛顼的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二十岁过后就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闭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事。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重用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谏官,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故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之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中。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据司马迁的说法:“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楚王听言,不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于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细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摩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易守难攻,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

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作为联齐派的中坚人物,屈原此番东山再起,车驾向东千里,又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了。

屈原在齐国和齐宣王谈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辞铿锵,而且他的举止多么有风度啊,齐宣王被他给迷住了,叹齐国之大,未必有这样的人才。两国订交,联手对付秦国。

屈原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几乎和君主一般,驷马高车,锦衣玉食。他登泰山临渤海,拜谒礼教之乡,伟岸的身影豪放而又潇洒。

楚怀王十六年(前311年),楚军为收复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主动出击,先后将秦军围困于今河南郑州、山西曲沃。齐宣王说话算数,派精锐之师袭击,秦军大败。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复,楚国将大面积恢复楚惠王时代的版图。怀王乐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

“三闾大夫真是了不起啊,胜过大将军……”

秦楚争雄,楚国因处江汉下游,地势不利,总是处于被动。大军远征不易,既然打起来了,就应该打到底,打掉秦军主力。

屈原和齐宣王,已经喝起了庆功酒。

这个紧要关头,秦国继商鞅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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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张仪,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秦曾身佩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相印,张仪则力挺强秦。这两个人,竟然玩战国七雄于股掌之中。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据传鬼谷子也是楚人,埋名隐姓,呆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专门研究纵横捭阖,堪称当时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鬼谷出了个大鬼才。

鬼谷先生的门下弟子无数,他却不像孔夫子,对学生管束甚多。战国后期,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常态。鬼谷子培养的策士,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七国之间。其中,苏秦、张仪最为出色。

这师徒三人的可怕处在于:他们的目光穿透力太强,真能看清天下大势,并不拘于某一国的利益。谁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谁就是大英雄。所以,不管张仪有多少阴谋诡计,他干的一切事,包括许多缺德事,倒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苏秦致力于对六国联盟的推动,而六国地连南北,称为合纵;张仪要化解联盟,令六国向秦国称臣,因秦地偏西,这一战略就称为连横。简单地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一个要联合,一个要拆解。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由此而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指挥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在华夏大地上做着空前的大动作。

苏秦和张仪,是同窗也是对头:合纵与连横不两立。但我阅读史料有个奇怪的印象,他们两人的宏伟事业似乎是可以对换的。

也许由于长期战乱,策士们不停地穿梭,靠脑袋和嘴巴吃饭,渐渐催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绝顶高手。

这时候的周朝已经延续了七八百年,一直打来打去,从七十一国打到七国,数字是朝着减少,最后将归于一统。

一统天下,好像是上天的旨意,五千年华夏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张仪初出道时,丧家狗似的到处跑。他穷,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也曾到楚国当策士,摇唇鼓舌,被怀疑偷了令尹家的璧玉,被打变形,回家还受老婆讥笑。

老婆说:“你读了半屋子的书,有啥用啊?打得身上没块好肉。”

张仪笑道:“我的舌头还在吧?只要它还能转动,我就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后世所谓三寸不烂之舌,就来自张仪。这人挺好笑的,他等不及养好伤,就带着他的舌头跑到赵国去了,转投苏秦门下。苏秦知他胸中韬略,闭门不见,抛给他的食物只比狗食略强,意在驱使他去秦国。

这个苏秦,也是叫人弄不懂,他此时身佩六国相印,合纵事业已见成效,为何逼老师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仪去秦国呢?同门师兄弟,是想下一盘大棋吗?

当时有个说法,已经在七国传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张仪到了秦国,和秦惠王一拍即合,做上了客卿,主持外交。几年来,他一直紧紧盯着楚国。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洞若观火,屈原出使齐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动开脑筋了。在他看来,军事上一时的得失是小事儿,外交才是事关长远的大事儿。

现在,齐楚联手击败秦军,他却大摇大摆到了郢都。

楚怀王以礼相待,亲自接见他,要在秦国的“外交部长”面前摆摆谱。他一向怵秦王,怕秦军,终于打了一次胜仗,不摆谱说得过去吗?泱泱楚国,怎能怕你又小又穷又偏僻的秦国呢?

楚怀王的傲慢劲儿,真是溢于言表。机会难得,他要找感觉。张仪恭维他,他更高兴了。唤来跳舞的美女、唱歌的巫师助酒兴。

酒过三巡,张仪才打着酒嗝提醒他,齐国的军事援助是有限的,打一仗可以,但要帮楚国收复失地,那不太可能。怀王一愣。张仪又说,他在齐国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楚怀王正有这个心病,不觉停下酒杯。齐楚两国,其实也是各怀鬼胎……

怀王坐立不安了,张仪才说,这一次到楚国,是带来了秦惠王的一番美意的:六百里商于之地,全部归还楚国,条件是楚与齐断绝邦交。怀王一听,兴奋得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这事今天看来很可笑,楚怀王和张仪,好像也没有签协议。当时的人,尽管因战争、因外交而智力发达,却还能讲信用,口头承诺也算数的。翌日,楚怀王竟然宣布:商于之地已重新纳入楚国版图,那块土地上的百姓,重新回到了楚国的怀抱!

郑袖、靳尚、子兰、子椒、上官大夫一帮人欢呼雀跃,纷纷向怀王贺喜。满朝大臣,唯独陈轸不贺,还在怀王面前做出吊丧的样子。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楚怀王为了向秦国表决心,专门派一个勇士兼辩士、名叫宋遗的人,飞马驰往齐国,骂了齐宣王一通。齐宣王蒙了:这刚刚联手打了胜仗……于是怀疑屈原是带着阴谋诡计来的,下令将其拘禁。

屈原傻了。他此间写的诗取名《抽思》,把内心的愤怒与愁思,一点点的抽出来。

那张仪离开郢都,亲自驾车回秦国,一路上唱着楚国小调。

不久,楚使到秦国,要那六百里商于之地,张仪称:驾车跌成了重伤。他三个月不见客。楚使终于见到他,他一跛一跛地来了,用拐杖指着地图说:我们秦国言出必行,从这儿到那儿,六里地。楚使大惊:不是说好了六百里吗?张仪眼皮子一翻:你们怀王听错了吧?我何曾说过六百里?

张仪的骗局,得自他的超前意识:一般人讲诚信,口头承诺不亚于白纸黑字的协定。可是张仪这种人,好像生下来就不讲什么规矩。他当年在楚国偷玉器,还算小偷,这回却是大偷:偷梁换柱,令齐楚反目,为秦军赢得了喘息之机。

楚怀王勃然大怒,下令攻秦。齐国作壁上观。两次大战役,均以楚军大败而告终,将士阵亡十几万。商于之地未能收,还失去汉中。韩、魏趁机袭击楚国南部。联盟内部打起来了。

楚国想跟秦国好,一脚踢开齐国,落得如此下场。

屈原回国,楚怀王愧对他,不好意思见他。但为了国家利益,希望屈原再去齐国。

屈原二话不说又上路了。

从楚国到齐国路途遥远,官车摇摇晃晃……

屈原的第二次外交努力再获成功,齐宣王着眼于大局,不计前嫌,把宋遗骂他的事儿抛到脑后。齐楚两国再度结盟。

可是张仪也没闲着。

他又对秦惠王进言:为阻止楚怀王因愤怒而再度联齐,退还汉中的一半。秦惠王依计行事。

不久,却传来楚怀王的答复:宁可不要汉中,也要张仪的人头!

此事分别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可信度很高。怀王这个人,往往在紧要关头展示他的愚蠢。他向来是软蛋,却又突然发脾气,咬牙切齿要杀人。

可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仪居然主动跑来了,带着他那颗朝不保夕的人头,这颗头还冲着怒气冲冲的楚怀王微笑。怀王盯他多时,横竖想不通:这头砍不砍呢?这砍下之后……将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怀王犹豫了,将张仪暂且监禁,观察一阵再说。

善于犹豫的人,总是要观察,看来看去看半天……

张仪有备而来,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出其不意的胆略,二是大量财宝。一切都布置在先了:他命令随从悄悄贿赂靳尚,出手便有效果。靳尚是怀王近臣,是贪官,是老贵族兼投降派。张仪上次到郢都,一眼看中他,联络上感情,发展成内线。这靳尚得了巨款,欢天喜地,当天就跑去对楚怀王说:张仪杀不得呀,杀了张仪秦王必怒,发倾国之兵攻楚!

楚怀王很自信地笑着说:寡人没杀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张仪一招得手,紧接着使出第二招:通过靳尚,复见郑袖,用上另一套言辞。他和颜悦色地对郑袖说:我这人死不足惜,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这脑袋奇形怪状,比你们屈原大夫差远了,可是秦惠王看重它呀,愿拿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一带)这块地方换它,保它平安无事。夫人您知道上庸六县吗?美女遍街都是,又年轻,一个个水蛇腰丹凤眼……

郑袖俏脸嗔怒细眉紧皱。她固然很漂亮,南国女子风情万种,可毕竟三十多岁了,她比得过上庸的那些小妖精么?

这位郑袖,几年前就干过一件事,表明她在王宫中不同凡响的生存智慧:有个大美人儿与她争风吃醋,她急中生智,让大美人儿失掉俏鼻子。事情是这样:郑袖对这美人说:你呀,生得样样出色,就是鼻子稍逊一点,你以后见君王,不妨捂着它。这美人想:不会吧?我的鼻子人人夸呢……不过她初受宠,还是谨慎为妙。郑袖所讲的,万一真是楚怀王的意思呢?她果然在怀王跟前捂鼻子,只尽量捂得好看一些。

怀王很不理解,问郑袖,郑袖笑道:她是嫌你身上有股臭味儿呢。怀王大怒,立即传令,割了那女人的俏鼻子……

张仪一席话,说得郑袖如坐针毡。她一阵风似的跑到章华台,恳求楚怀王,撒娇,哭诉。怀王原本犹豫,一拍大腿下定决心:放走张仪,讨好秦惠王。

张仪刚走,屈原从齐国回来了。一番进谏,三言两语讲清大势,怀王一顿足,明白了:原来张仪如此阴毒,真为豺狼之患!

他大手一挥:派兵追杀!

张仪快马加鞭已越过边境。

屈原回官邸,长叹,泪如雨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不相信大势已去,楚国虽走下坡路,但毕竟是个大国,还有足够的军力财力抗衡秦国。

3

屈原一筹莫展。张仪连出奇招。

时隔不久,秦惠王退还汉中的一半土地,向天下昭示,他是讲信用的。楚怀王乐了,亲秦派奔走相告,抗秦派个个垂头丧气。秦惠王趁热打铁,又提出与楚王室联姻,怀王受宠若惊,凭屈原说破嘴皮子,他也听不进去了。这里有个缘故:春秋战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国是主动和楚王室联姻的,怀王即位,秦国中断联姻二十多年。眼下强秦献媚要恢复姻亲,楚怀王怎能不心花怒放?

然而其中有诈。张仪的厉害是两方面的:既能拨大算盘,又能拨小算盘;骗了你一回,再骗你第二回。这样的奇人,古今罕见。

秦与楚修好了,不是一般的好,两三年内好得像情侣,要粘到一块儿去。齐宣王再一次冷眼旁观。

形势非常微妙。暴风雨前一派祥和。

魏、赵、韩等小国暗中摩拳擦掌,忽一日,发动闪电攻击,联手攻伐已呈颓势的楚国,吃掉好些城池。而张仪派出的策士到处煽动:秦国绝不发兵救楚。几个小国都吃过大国的亏,趁机攻楚得手。

楚怀王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亲家”看他挨打,不发一兵一卒……

楚国的小人趁机作乱。小人的眼睛,瞅时机是第一流的。

靳尚、郑袖、子兰,三个小人还领导着大批小人。他们分头行动:郑袖负责在床上施展魅力,吹枕头风,暗示屈原曾引诱她、垂涎她的美色;她的儿子子兰,其时已为楚国令尹,一心要挤掉太子横,痛恨屈原从中作梗,千方百计阻拦屈原入宫面君;靳尚则于大臣和贵族间散布流言,说屈原和将军们过从甚密,欲图谋不轨。

楚怀王听信了谗言。

做君王也难。一个九品官也会抱怨众口难调。君王所面对的,乃是人山人海。高高在上的楚怀王,其实淹没在深水中。

然而他要决断,流放他的老师、朋友和忠臣。他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308年),将屈原逐于汉北荒蛮地,掌管云梦猎区的林木鸟兽。

楚怀王的用意是:屈原这种人不配呆在朝廷,只配到荒野与鸟兽为伍。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被流放。

这一年,屈原大约四十五岁。

他在汉北呆了九年。祖国危机四伏……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謇謇:口吃貌,言屈原因强谏怀王而语无伦次。成言:既成的约定。灵修之数化:怀王屡次变化。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体解:肢解。惩:后悔。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跌宕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楚国的挽歌。诗人叩天门访神灵求占卜,忧心忡忡却又通体华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中反复提到香草,党人。香草是屈原自喻,党人指小人。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党人崇尚恶草,指责香草。党人的势力很大,家家户户炫耀萧艾,反指幽兰是恶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殉国之志昭然。一说《离骚》作于屈原第二次流放时。

五十岁知天命,屈子酝酿着问天。若干年后诗稿成形,这就是著名的《天问》。天为尊,天是不能问的,所以形成文字倒过来了。

九年间,楚国厄运不断。

楚怀王骑墙,自以为高明,却落得腹背受敌,两方、三方不讨好。有人说屈原不算杰出的政治家,此言谬矣。政治讲究“势”,屈原不屑为,是他的远见所至。当时的楚国贵在四个字:目标明确。屈原智力超群且忠心耿耿,楚怀王放逐他,意在不受干扰地骑墙,继续他的杂耍“伟业”。

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骑墙又惹祸端,齐、韩、魏以楚国破坏“合纵”为由,联军攻楚。太子横到齐国当了人质,联军方退。

怀王吃了大亏,又想起屈原了。却不能力排众议,让屈原当左徒,官复原职。

流放诗人回郢都,仍为失意的三闾大夫。亲秦派又成了朝廷的主流,每当屈原议论朝政、痛骂秦国狼子野心的时候,一度拥戴他、追捧他的大臣都远远地躲开了。他举止怪异,口中念念有词: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香草,杂草,毒草,长期共存,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自有政治的那一天起,从未出现过屈原的理想局面:铺天盖地全是香草。所谓政通人和,所谓国泰民安,无非是香草活得并不郁闷,正气能压倒邪气罢了。

楚怀王擅长骑墙术,他的臣子就学会了见风使舵。执拗的屈原能不孤单么?他可不懂得什么“大隐隐于朝”……

又过两年,秦国和楚国拉开架式大打了,亲家转眼成冤家,要拼死一搏。垂沙(今河南泌阳县北)血战,楚大败,名将唐昧丧命沙场。这场战争是秦国蓄意挑起来的,借口楚王子斗杀了秦大夫,于是,秦昭王发兵攻楚。

盟国兵戎相见,类似现代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楚国上下谈秦色变。秦强楚弱成定局。

楚怀王现在墙也不骑了,一门心思讨好秦国,但求苟安。秦昭王收起大棒,抛出胡萝卜,邀请怀王在秦地武关面谈,并表示,部分归还夺来的城池。这伎俩,纯粹是张仪的风格。其时张仪已去了魏国。他汲取商鞅的教训,秦惠王一死,他立刻走人,让怀恨他的政坛对头无从下手……

楚怀王已经吃过秦国的几次苦头了,这一次,他去还是不去?

《史记》说:“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

三十年骑墙,已成“骑势”,楚怀王下不来了。屈原劝他别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臣子遭贬黜受冷落无所谓的,对君王,仍是一片忠心。

怀王说:好吧,我听你的,不去!

然而令尹子兰跳出来,竭力怂恿他父王去武关。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这五个字,摆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靳尚、子椒等人也帮腔,陈说种种利害。怀王改主意了,心想:我儿子也劝我到武关,想必不会害我的吧。

这个男人的勇气常常显得莫名其妙,所谓软蛋发狠,要硬给天下人看。他昂然而去,却被秦卒五花大绑,押送秦都咸阳。楚国震惊,愤怒,可是……打又打不赢。子兰大喊大叫:国不可一日无君!父王被人家抓起来了,兄长在齐国做人质,这国王宝座,除了他还有谁能坐?郑袖也跳出来,母子合力,加上一群小人推波助澜,令尹子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当了几天国王。

不久,太子横回楚国了,子兰“势”未成,乖乖放弃“代理国王”,退回他的令尹位置。太子横继承王位,他就是后来经历了郢都被秦军摧毁的楚顷襄王。

齐国放太子横归楚,外交家屈原自有一份功:他本人和齐国一向关系不错。

楚怀王却惨了。

秦国仗着军事实力,骄横不可一世。怀王不堪侮辱逃到魏国,魏王不敢接纳,复被秦军抓回去,蓬头垢面狼狈极了。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双方交涉,他的遗体得以归还楚国。囚秦时他变得坚强,拒绝割让楚国的城池以换取平安。

楚地皆哭声。屈原哭得不成人样。

他和这位君王,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恩怨纠缠,欲说还休。中国古代文人和君王的一言难尽的关系,这是一个先例。

屈原第三次遭放逐,原因是他讥讽朝政,一而再再而三,楚顷襄王看他很不顺眼。令尹子兰又是他的死对头。郑袖怨恨他。上官、靳尚,一有机会就诋毁他……

墙倒众人推,政坛为甚。何况这堵老墙,早已失掉根基,轻轻一推它就倒了,倒向民间,倒向荒野,倒向草根阶层。

顷襄王十二年秋(前287年),六十多岁的屈原打点行囊再离郢都,流放于南楚洞庭。

4

屈子徘徊洞庭湖长达十年。

据考证他到过包括江南在内的很多地方,最后抵达长沙汨罗。他在洞庭湖边年复一年徘徊。当时的洞庭湖,湖面比现在大得多,四周山林,常有野兽出没。屈子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刚开始还有人照管他,苦于随他驾车疯走,后来跑掉了。他回过家乡秭归,父老杀鸡宰羊,他醉了两三次。有一天,趁着天光未明,他又悄悄上路。有迹象表明,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亲近着死亡,不然他就衣锦还乡了。胸中时有风暴,怎能安度晚年?身心趋于一致,似乎惟有踉踉跄跄。思绪心绪乱如麻,由其内在的动力,渐渐化为诗歌的节奏。楚声、楚语、楚地、楚物、楚俗……他是地道的地域性诗人,天地人神鬼浑然一体。

屈子中年作《离骚》,死亡意念已趋于明朗。他几番提到彭咸,连死亡方式都考虑进去了。彭咸为楚国先贤,同样不得志,投水而亡。“虽九死其犹未悔”,为谁死而无怨呢?既为君王,亦为天下苍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屈子的《天问》成于洞庭湖畔,一百七十多个发问,连珠炮似的射向天空。思之深问之广,后人不复望其项背。

他的追问,他的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和老子、庄子异曲同工。可惜这条路,渐渐的荆棘丛生,难以辨认。高度无人企及,人们就说它虚无缥缈。

文人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得以保存。

他不停地走,无论走到哪儿,脚下都是楚国的土地。有一天,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望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

郢都方向不断传来坏消息,我们的诗人波澜不惊。他此间写的诗,弥漫着植物和湿地的气息。国之灭与人之死,已经是同一件事。他耐心等,跟认出他的渔翁说说话。——那番著名的长篇对答,可能是《史记》所虚构,提炼了民间传说。其中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美貌而忠诚的女媭也曾经劝他、斥责他,要他回头,莫与群小恶斗,自取祸端。女媭可能是屈原的女友。屈原举史为例,向这位心疼他的女子讲了一番道理,讲完长叹说:“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

该说的都说了。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

诗人此时心境,淡如秋天之云,滔滔辩才,已随滔滔江水而去。

他吃得不错,睡得亦香。忧心如焚已成往事。——是啊,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平静过。夜来观星斗,白日看大江。他选择日期。

湘君,湘夫人……他笑了。要说那个郑袖啊,确实长得好看。她比孔夫子曾为之诅咒发誓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如何?她比周幽王肯用国家安危买一笑的褒姒如何?美女祸国殃民,其实是被夸大了,她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郑袖唱《橘颂》,十分动听呢。当时她才十六七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九歌·湘夫人》中的几句。“帝子”指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舜帝死于南巡途中,姐妹俩相拥而泣,泪水洒遍湘江边上的竹林,留下几千年斑斑泪痕,今天南方随处可见的斑竹,就是这么来的。娥皇、女英泪尽时,抱在一块儿投江而亡。后人纪念她们,奉为女神。

这又是一个死亡意象。屈原的诗篇中,死神与美神拆解不开。

坐在石头上的屈原想:怀王死去多年了,听说那郑袖倒活得挺好……

他始终望着郢都方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8年),秦军大将白起攻入郢都,又杀又烧,掀翻了楚怀王及历代楚王的坟墓。楚国所有的豪华宫殿,包括冠绝天下、耗时二百年才建成的章华台,皆成焦土。

郢都毁了。他写《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死神凌波而来。

他选择了五月五日,地点是汨罗江。

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古代的贤人君子,我明确地告诉你,将以你为同类。

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

5

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谊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谊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缥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两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缥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阅读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闲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划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他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汨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诗经》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招魂》、《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嘹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起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诗经》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画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