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字问题初探

文字是一种无声语言。继口头语言之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书面的语言符号。文字要刻画、表达和记录语言，它必须具备听、读、看、写这四种功能。这四种功能既与语言结构相配套，又是语言的延伸。因此，文字是一组以听、读、看、写为组织结构的抽象符号。这一抽象符号通过图像或声像再转换为语言，它能记录人的思想、社会事件，将人类重大活动和事件在社会历史上传得更远，时间上保存得更长久，这是文字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

每一种文字发展，其听、读、看、写四种功能并不是在历史的某一时间点上同时出现的，而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根据人对社会环境信息的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认知心理发展的需求而逐步展开的。因此，人类文字的发展史，就是人对听、读、看、写这四种功能的认知、筛选的组织发展史。

汉字结构的成因，是有机体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以本民族特有的生理、心理的感知方式，在把人的思想、生活经验、新的技术记录下来，不断地积累和扩大对听、读、看、写的知识使用，使其适应外部社会环境的需求而产生的。为了这一目标，人们不断尝试对绘画图像进行改造，使其符合本民族的思考和使用习惯。因此，汉字结构是一种复杂的多面体。汉字结构既受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制约的一面，又是人积极能动创造的一面，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精华的反映。

一、史前的空白

早在远古时期，祖先就开始了“结绳而治”的记事方法。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转移到了文字创造活动上来，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崖壁、实物器皿上的绘画更能直观地帮助人们提取回忆线索，如一些重要的忌日、姓名和事件。实物契刻、印记比其他方式更容易记忆。因此，从占ト、图腾、绘画记事等方式逐步发展，这些印记逐步向一种文字符号发展。

文字是一切文化知识的载体，它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关系十分重大。汉民族很早就开始探究汉字活动的规律和特征。人们在古汉字结构的成因及其发展的探讨中，逐步形成了两条汉字探究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古汉语研究，一条是书法研究。迄今为止，这两者还是相互分离的两个理论体系，它们各自建立起一定的理论价值定向，但始终都没有形成听、读、看、写诸因素综合为一体的理论体系。

（一）以听、读、看生理机制为基础建立的说文解字理论

“说文解字”是一套较完整的古汉语研究理论体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一文中提出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等汉字结构变化，是迄今为止解开古汉字结构变化规律问题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变化规律可归结为形、义、声三端，而这三端就是与人的听、读、看的感官相对应，在其生理、心理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因此，古汉字体系就是建立在人的听、读、看生理感官与社会历史进程的相互作用关系上的。后人对古汉语研究，也就是在这三种生理、心理因素与社会发展历程基础上的重复发现。然而，困难的是，在历史社会的不同地域中，人对汉字图像刺激物的选择不同。人对古汉字结构的反应，从最初繁杂向简洁图形发展，就是生理、心理认识特征在古汉字外显结构变化上最重要的反应。而在当今思维科学的理论研究中，有关人对图像形状的认知思维研究发展极为缓慢，而有关汉字早期发展，人对图像认知心理活动而展开的相关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这就是古汉字文化长期不解之谜。

有关古汉字图像结构发展之谜，“一般认为，人类文字发展阶段一般是从表形到表意，最后到表音，汉字发展的实情亦复如是。但是多数文字，‘三表’的三阶段往往是第三阶段成立，而第二阶段消失，第二阶段确立，则第一阶段消失。汉字则不因第二阶段确立而第一阶段消失，第三阶段确立而第二阶段消失。它是全盘承袭下来，只有增加而无损灭。”为什么汉民族的文字创造会出现与世界主流文字发展方向相反，以一种特定的图像结构的文字发展呢？又是怎样一种思维活动定向和社会文化氛围导致了离散性汉字图像结构的文字发展呢？这一切在古汉语研究中还只是一种现象陈述，人们并没有对该现象的产生原因作出一个清晰的定论。

首先，有关视觉对古文字图像检测的心理需求问题。视觉在专注某一对象时，有一种专门的检测心理需求。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结构经历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等各种不同阶段的变化。

图1-1“古汉字发展活动规律简意图”是古汉语理论的精华之所在。但是，在该图表中，并没有人的视觉生理对文字图像结构检测知觉需求相一致的反映。实际上，古汉字的各种变化，始终紧紧围绕视觉生理活动而展开的。以“山”字为例，如果最初的“山”字画成三峰重叠，“河”字画成一条河流的话，那么，即使汉字发展到了表音文字阶段，该结构上的文字符号特征还是不能呈现出来。可以肯定，“三表六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人对古汉字图像结构组织的视觉检测心理的发展需求。因此，视觉生理对文字图像知觉是有功能层次的。古汉语中的各种学术用语只是古汉字某种外显结构特征的抽象，这些表象背后可能是视觉检测生理的参与和配合。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视觉在摄取社会实物图像意象作为文字图像信息时，通过大脑对形、义、声转换比重关系，以及先后字形出现的时间顺序，形成了种种抽象的命名。从甲骨文绘画文字到小篆结构的演变，也就是由初级的肖像式文字图像，向高级的抽象符号编码结构的视觉检测型文字图像的发展过程，是从可变多样向统一简洁性文字图像的转换，最终形成了一套图像结构的视觉编码系统。这一随视觉生理检测心理而发展的文字组织活动过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其次，就是老问题，有关古汉字的书写实情问题。当今我们毛笔书写使用的是“五字执笔法”，然而，古人毛笔书写是不可能使用如此规范的执笔方式的。这里肯定存在汉字书写活动方式的进化过程。古汉字书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书写结构状态？对其书写结构特征的揭示，既是寻找有关古汉字绘画性外显结构成形的原因，也为“五字执笔法”书写结构的进化由来奠定理论基础，这是解释汉字字画分离的根本性理论。虽然史前书写历来是人们关心的热门课题，但是，学术界至今尚未真正把史前、史后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分开来对待。

书写是文字结构定型工作的最终参与者。《说文解字》有关古汉字书写评价仅有一句名言：“篆字难成。”这一陈述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篆字难成，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古汉字书写活动实情。因此，“篆字难成”便成了一句历史性“断言”。以后学术界始终延续着“说文”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说教解释。由于学术界在古汉字与书写之间至今尚未建立起理论探究的方法论，这种系统化的讨论显露出古汉语理论体系的缺陷，有关古汉字结构的形成就成了莫须言的情理之中的事。显然，在古汉字结构背景中，隐含着一个重大的书写活动隐情尚未向世人昭示。这是古汉语理论体系的苍白无力，在其书写机制研究上的一个历史空白点。

（二）有关古汉字书法研究

想要得知史前人们究竟是怎样从事书写的，我们只能从古汉字书法领域的专家中去寻找答案，从他们的书写心得体会中探知信息。历史上对古汉字书法颇有理论记述的要算清代李瑞清了。李在长期古汉字临摹的书写实践中得出经验：“书学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这一书写心得非常有名，被后人奉为古汉字书法理论真髓。那么，李的这一名言究竟向人们传达了哪些古汉字书写信息？书法真的必须“神游三代”吗？

考察历代成功的书家，除了李本人之外，无一人有“神游三代”的书写经验。社会书家群体经验表明，李的陈述并不是书写成功必经之路，更不是什么书写定义。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李长期处于史前古文物环境中，但身处古迹之中与古书写文化环境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说古汉字和魏晋汉字是两种不同图像结构的书写转动匹配，“神游三代”是需要一种特殊的“游法”才能传神。李并没有对古汉字书写要求作出明确的说明。显然，李是以社会既定书写文化环境来替代古汉字的实际书写，他并不具备从已知的文字结构图像去推知当时社会文字背景中的书写手势的识辨能力，而是用社会既定的书写手势去替代古汉字书写的识辨能力。因此，“神游三代”不是书写体验感知，而是一种对虚拟古文化情景的绘画感知；“目无二李”也不是一种古汉字书写真理的发现，而是一种当时解决古汉字书写问题的一种视角，其实质是发现了一种比“二李”更为灵巧的线条式样而已，从而产生了一种审美心理感知。该陈述的本质是一种虚拟书写文化，是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要好的相对主义论。

相对论并不带来对古汉字书写“质”的揭示，但彰显了陈述者的某种自信。李的断言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古汉字书写起源的表述痕迹，而是在引导我们观察某种现象的实际存在。因为他书写所产生的古汉字韵味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模糊的，所以李的发现是建立在比其他书家拥有更广的物质基础上的审美发现，是用一种抽象线条审美替代古书法的发现。一旦李把古汉字书写转移到情景活动上，他便形成了一种独自拥有的自信，能产生一种为自我书写造势的优势心理，以自我特殊和优越的文化环境与其他书家相比而占有绝对优势。李的书写心得也只有在他本人的观察范围内才有可能发生，在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他的名言不能代表古汉字书写真谛。

李的断言在书法理论中具有典型性。他既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古汉字的原生态书写实情，也没有针对许慎的“篆字难成”作任何解答，但是李的书写经验能作为古法书写名言而被世人推崇，说明在整个汉字书法研究理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与古法书写无关的审美“话题转移”。这些理论研究者在一个偏离方向的活动中进行着不被世人所觉察的文字绘画，他们模糊了书法研究的方向，从而带动了社会上一大批类似的断言相继出笼。至于原生态汉字书写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一直隐藏在历史深处。历史之谜有待我们去探讨。古汉字研究只有在图像结构和书写执行两个系统真正结合之后，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古汉字体系。

二、有关秦隶文字性质定位上的理论谬误

秦隶是汉字史上初级阶段的书写性文字结构，是汉字书写性态滋生、阶段性使用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处在古汉字和魏晋汉字间，承上启下的文化地位。秦隶是汉字书写性态产生的历史阶段性文字结构。该文字的文化特征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古汉字“三表六书”的视觉编码体系接近尾声，汉字结构从此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二是古汉字结构上的书写性态开始滋生，是魏晋汉字的前身。这一时期的秦隶处在变与不变之际，它变的是古汉字书写结构，不变的是“三表六书”文化结构。因此，秦隶已不属古汉语研究领域，而属书法研究领域。如何把这一历史时期的汉字书写特征揭示出来，是汉字文化体系形成的理论关键。然而，当汉字进化线路研究落在书家肩上时，早期秦简书写却是书家研究的盲点。在近代书法史上，有关“龙门十二品”研究的不少，而对秦简这种蝇头小楷的研究却极少。尽管如此，为了汉字史的完整性，还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关注了这一时期的汉字发展动向，并且将秦隶的汉字研究主要归结为两套汉字进化线路：一是古汉语学者郭绍虞首先提出的汉字结构进化方案。二是《书法学》理论在郭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为全面的汉字进化改进方案。

粗略地看，图1-2b所描述的汉字进化线路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郭先生认为：“文字应用有两个目标，一个要求辨认清楚，一个要求书写便利。……一般人往往要求辨认清楚的称之为正体，而对于要求书写便利的称之为草体。”他指出正、草两体之间的矛盾是促进汉字演变的原因，是汉字进化的辩证关系。《书法学》一书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提出了第二条进化活动线路。在这两条进化线路中，繁、简汉字便充当了文字进化的有用出发点。书法学中把秦隶现象称为汉字史上的变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秦隶的变革？该书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

一般而言，在汉字的概念中，正体是方块结构，行草是圆弧线条结构。但是，在世界主流文字史上，正体和草体是统一的，统一的圆弧结构。例如罗马字母，它的正体就是在书写的草体圆弧线条上再加以几何规范。在人类文字概念上存在着两种正体归类意识：一种方块形的，一种圆弧形的。在世界主流文字概念中，正体概念是圆弧形的，与方块形态无关。而汉字的进化，它总是向着方块结构回归。这就显露出汉字文化的特殊性。为什么在汉民族文字意识中，汉字的正体必须是方块结构的呢？难道说，汉字正体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专门性认知结构？如果我们的思想仅仅单纯地停留在思考繁、简形式上，那么，汉字进化论潜藏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无法得到解释，即为什么汉字草化后的圆弧线条会向方块结构简化回归？这种笔画特征是世界主流文字从未发生过的文化现象，汉字正体是否有一个民族文化的专门性认识结构存在？这是在汉字发展中一个重大隐情，从这是一个线索出发，对这一两个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出解答，将改变汉字文化的历来一贯的理论解释。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它只能在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一是“三表六书”文化的表征需要。二是人有意识地朝着这一文化表征的书写活动方向发展。这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字思想，为了这文化结构的正确表达，人有意识地朝着方块结构的书写活动方向发展。因此，汉字所属群体的文化特征以及他们奋力改变这一书写世界的意向，导致了汉字向方块结构的书写方式进化。从小篆到秦隶，汉字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写空间环境。秦隶扁形结构是人在适应简书写环境的表现，它迫使主体重新组织书写适应性，并达到新的平衡。那么，对秦隶的考察就不是对一种孤立的文字现象的考察，而是对整个社会大环境变化的研究。于是，简这一特定书写空间环境赋予了秦隶两个重要特征：秦隶首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汉字书写笔顺，秦隶滋生了汉字初级书写笔画特征。因此，秦简具有这样一种文化功能意义，在简这一书写空间环境中，人自动打上书写活动价值和无意识书写意志冲动的烙印。秦隶具有汉字书写知识的社会环境发生式的价值、作用，是汉字书写性态滋生、初级阶段的书写型文字结构。

秦隶的变化，就是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古字“三表六书”文化传承的书写分化。在前文化期的视觉编码基础上再叠加上书写编码，是汉字书写编码的滋生和发展。这一书写分化既是前人在适应外界书写环境变化，又是社会传统文化制约，在双重背景压迫下的一种结构性转型。从秦隶、汉楷向魏晋楷书的发展传承来看，汉字的发展方向就是一种社会文字意图。而这一文字意图的具体体现，就是方块结构书写的初步成功。因此，是汉字“三表六书”文化选择的书写表征式，导致了方块结构作为汉字正体概念的意识产生。

人类文字正体结构的归类结果表明，汉字与外文，潜在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正体归类意识和两种不同结构的定位方式：一种是自动无意识正体归类，一种是书写意识正体归类。在秦隶汉字正体规范过程中，如果是自动无意识书写归类的话，那么汉字正体的定型极有可能以草体式样作为规范——因为草写是人自动无意识书写的早期行为，汉字将出现日本假名式的正体归类式样，历史上章草就曾一度被提议为汉字的标准结构。然而，汉字最终以方块结构作为正体规范，而成就方块结构的定型取决于专门的书写方法。因此，在汉字方块结构归类意识的背后，隐藏着迄今为止从未向我们显露的深层次汉字问题，即书写意识的参与。

在汉字发展史上有一个潜在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后人对汉字正体归类的理论探讨和分析，就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字讨论。而辩证思维这一“客观”现象的解释，就是以视觉“似运动”认知心理为基础的猜测心理。以至于当一种文字图像向另一种文字图像过渡时，从古汉字长形向秦隶扁形结构剧变，隶字扁形结构再逐步向汉楷书方形结构、略带长形魏晋楷书转型，这一切变化的深层次的书写原因都被忽略了。那么，无论哪一条发展线路，无论使用怎样华丽而动人的词汇进行解释，一旦进入“文字的社会根源”这一整体视野中，面对如此重大的汉字结构性跳变，该理论分析就显得十分牵强而无法自圆其说。辩证思维本身是理性的，但它在书写非理性的应用中却是唯心先验论。由于它缺少了汉字书写起源的解释，那么，在正体归类的判断上，就丧失了当时人书写意识活动对方块汉字结构定位的作用，以形态学的方法来直观地理解汉字发展史，是一种空洞化、模糊化的形式归类。辩证思维是一种十足的猜测心理，它把我们的思想引向歧路。因此，有关汉字进化的辩证关系理论是时髦的，它的思想物质基础是相当肤浅的。

秦隶是汉字进化途中的历史分岔口。对这一历史书写现象的分析，存在着历史客观发展线路和主观发展线路的现代书写心理学起源的探讨。对于汉字书写性态的滋生、书写等级结构的发展等问题，至今还没人提出，更没人进行解答。然而，对于汉字演变的视觉范畴框架内的思考，却在我们接受文化教育的一开始，就注入我们的思想。这种书写文化知识的结构性偏离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理论，对整个社会汉字行为的指导而言，是一种对汉字文化否定的潜在打击。秦隶时期的文字活动中有我们至今还无法知晓、尚未意识到的前人文字活动的动机。因此，解开秦隶形成的成因，不仅为研究汉字结构的组织书写经验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般性问题，即汉字正体结构存在着“三表六书”文化和书写性态的双复位向固定的问题，还将为汉字奠定基础理论，即填补从秦隶到魏晋、从准书写向书写性态成熟的发展的汉字知识的盲区和空白，为进一步解开魏晋书写型汉字结构成因，提供最重要的论证依据。

由秦隶所引出的是汉字正体的规范意识问题。这必将从社会书写现象一直推演到个体的书法意义直至引发思考：我们当前的汉字结构规范意识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将把我们带到本书的中心，顺着汉字发展线路的探讨，社会历史上各类书写文化都将直接受到“双复位向固定”书写文化精度的检验。想要揭示有关汉字书写发展主要线索，提供专门的汉字书写解决方案，这些就产生在对这一历史性书写结构理解的过程之中。

三、以魏、晋书法活动而展开的汉字书写文化

从秦隶扁形结构向完全方块形汉字结构的进化过程中，汉字存在着一种书写等级的递增发展，这一发展最终产生了书法文化。因此，从秦隶到魏晋，其本质就是汉字书写性态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是前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挖掘自身书写生理机制的潜在能力的过程；在传承和适应在“三表六书”文化背景下的书写可行性问题上，人有意识地向方块结构的书写活动发展。因此，汉字正体结构变化不是发生在正、草体交替进化关系中，而是随社会书写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发生在书写性态等级结构的进化中。

自秦隶之后，汉字书写在一代代书家的努力下，终于在魏晋时期发展成熟。古汉字在听、读、看的视觉编码系统完善之后，结构上的书写程序编码在这一时期也相继完成。从此，这一图像结构作为汉字标准式样，在一代代人的书写文化推崇中被确定了下来。这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是人类文字史上唯一不经过声像转换、成功地进入图像结构最高级阶段的一种文字。汉字在进化过程中有效地保持了起源时的造字意图体系。同时，与该结构相对应的书写结构复杂性也在进化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汉字结构的定型与相对应的书写文化——书法活动密切相关。书法活动对稳固汉字结构极其重要，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探究。从此，汉字文化以魏晋楷书结构的社会实际使用需要而展开，社会开始以这种书写文化模式来维持汉字结构的传承和发展。

围绕着对魏晋时期书写笔法提取的理论研究，散见于历代书家的理论总结之中，归纳为“五字执笔法”即擫、押、钩、格、抵。魏晋时期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余字总竟，然后安点，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唐代欧阳询《三十六法》中有“虚拳直腕，指齐掌空”；虞世南《笔髓论》中有“用笔须手腕轻虚”“笔长不过六寸，捉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实掌虚”“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覆腕抢毫，乃按锋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沈过庭《书谱》中有“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宋代米芾的“无往不收，无垂不缩”“八面用锋”；黄庭坚有“腕随己意左右”；明代董其昌有“时起时倒，时收时束”。20世纪沈尹默对竖掌五字执笔法的肯定，并提出“提、按”行笔论，胡问遂也有“如人步行、一左一右、一高一低”的论述等，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与同样内隐性书写生理动态结构有关。这些书写心得来之不易，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不一致的、不连续的、孤立的事件，这些陈述为理解历史书写现实提供了恰当的视角，是我们自上而下探讨魏晋书法起源的主要理论依据。

书写知识属运动程序性知识，是有关怎样写的知识，它侧重于书写技能而不注重于言传。与武术、体育等一些竞技门类一样，有许多惊人的书写成就在理论尚未成形的情况下，在魏晋时期就早已实现了。甚至，对它的社会起源，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迟迟不能完成。因此，如果仅依靠这一运动程序性理论来总结对汉字书写文化的揭示会十分不利。然而魏晋书法在日常书写活动中具有高度的重复性，重复导致了模式，而模式又导致了破译。当魏晋汉字书写在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步显露，并成为社会群体的集体经验和共识时，我们不免注意到，它还只是一个2×2=4的解答。在长达2000年的书学过程中，从唐到宋，从米芾到沈尹默，人们对书法的揭示仍停留在汉字书写活动程序编码揭示这一理论层次上徘徊。《历代书法论文选》的总结归纳，就是将一些散见的书写知识的断续性和重复性组合，而有关汉字书法产生与特定社会环境编码间的关系却鲜为人知。

汉字书写文化的核心是“五字执笔法”书写文化。这一书写文化对每一个人具有一个共同的处境，它使我们每一个关注这一文化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汉字书写的特殊执笔方式，它究竟是一种专门的书写技法，还只是一种执笔形式？如果是一种专门的书写技法，它就有与汉字结构进化紧密联系的书写技法发展过程；如果它是一种执笔形式，它就会独立在汉字书写活动之外，成为一种独立行为而发生变异。然而，汉字书写活动程序编码的发展过程相当隐蔽，在史料中往往只是A传B、B传C的传承，有关汉字书写性态发展的笔法信息、人书写心理活动历程与这一特殊书写行为的关系，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理论上的陈述和揭示，即对“五字执笔法”书写行为的社会历史起源进行任何解题。那么，这一理论空白直接影响到构建汉字书写文化范畴的理论框架的难度。社会历史书写实践表明，由一个已知的“五字执笔法”行为直接套入的书写文化知识是不灵活的，甚至不起作用的。后继社会人们对“五字执笔法”书写文化成果的巩固范围也在不断萎缩。由于汉字书写知识的社会环境发生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汉字书写就此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坎。

迄今为止，书法理论尚未涉及书写文化这一深度。在当前汉字书写发展阶段中，社会汉字表达远远没有达到当初书写活动起源相对应的活动精度，汉字书法已基本丧失了历史社会记忆。书法理论上的就事论事态度成了理论上的抽象极限和思想障碍，对于这一书写文化意义的社会学分析也就不能达到最终的精确性。汉字书写知识缺少社会学知识的参与，难以完善其自身理论精度。围绕对“五字执笔法”书写手势在历史社会上出现和组织过程的探究，详尽追溯这一书写模式的本源和传播原因，我们将会发现，在这一个已知的传统书写活动习惯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富有成果的思考。在这一书写手势中，存在着整个汉字书写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四、唐以后是汉字书写概念模糊应用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编码的增生，汉字活动出现了新的社会性“职业分工”，即书写和印刷。从此，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纯粹的书写型汉字和视觉型汉字的两大分类。视觉型汉字是专门适应视觉审美、检测需要的专门性文字结构。这一术语是本书对印刷体汉字的概括和划分，而该活动形式是社会实际长期存在的。汉字发展史实质上存在两条发展线路，具有相同的历史时间长度：一条是书写型汉字结构发展线，是一条我们意识中的“明线”；一条是视觉型汉字结构发展线，是一条我们意识之外的“暗线”。后一条线至今隐伏在汉字发展史中，而我们对于这一文字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历程却知之甚少。

唐代印刷体汉字结构的形成，说明它与书写型汉字一样，也有一个成长、发展和形成的历程。针对唐代的书写理论，我们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现代印刷体汉字的文化物种是什么？它起源于哪种书写活动形式？该活动形式与魏晋书法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然而，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时，却出现了汉字发展规律的顺序性所带来的论证上的矛盾。从整个汉字宏观发展史看，汉字的结构最终定型是由“三表六书”的视觉编码和魏晋时期的书写活动程序编码叠加而成的。按照这一文化发展顺序，视觉生理行为在先，书写行为发生在后。而印刷体汉字结构的活动规律则相反，这是一种纯适应视觉生理活动的汉字结构，它的发展过程必定需要将书写性态逐步退化干净，才能形成一种纯视觉型文字结构。这就是说，印刷体汉字结构在每一历史阶段中，都随汉字总体概念而进化。这一现象给视觉和书写的先后顺序判断带来了矛盾：是书写行为在先，视觉行为在后，还是相反？它似乎又印证了文字交替的循环变化的辩证思维的正确性。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意义都应该按其起源以及构成其背景的书写经验原初情景来理解。历史上汉字结构的变化，都暗示着社会环境编码在发生变化。一旦引进了社会环境书写发生式概念，这一问题就变得好理解了。因此，在汉字史的每一活动阶段上，都存在着社会书写适应和社会视觉适应这两种形态汉字的发展倾向。

调查书写型与视觉型汉字结构发生的社会环境条件，社会小空间书写环境总是发生在先，而大空间书写环境发生在后。书写型汉字结构总是与小空间环境范围呈相关性，相比较而言，同一文化期中发生较晚的视觉型汉字总是与大空间环境范围呈相关性。更准确地说，书写型汉字结构沿书写空间环境发展，视觉型汉字沿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发展。从文字活动的心理发展历程而言，视觉生理认知总是为先，书写认知发生在后。只要社会书写环境条件许可，视觉型汉字结构总是利用当时社会相对的优势环境，在书写初级认知阶段，就潜藏着从该文字母体结构中蜕变出来的企图。视觉型汉字结构的发展总是在社会历史一定量的书写参照系中进行的，在专门的活动场合，筛选与视觉检测心理功能相适合的特征进行重点强化，以适应人的视觉检测观赏需求。

到了盛唐时期，在社会环境编码增生的催化下，汉字最终实现了历史性“职业分工”。一般认为，唐代是汉字书法盛世。但是，唐代汉字发展实情却不容乐观。由于魏晋书写文化没有得到及时的理论总结，当唐代的人们对魏晋书写文化开始提出需求时，社会一部分人对书法普及和推广工作却转移到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上来了。当汉字书写意识加工成熟时间受社会不断增生的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条件的诱惑时，隐伏在文字活动早期的视觉行为冲动也随之不断发生。颜字就是这一活动结构的典型代表。可以肯定，颜字的书写功力被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充分体验到了，但有关颜字的书写笔法却始终是一个谜（有关颜字书写机制问题在本书以下章节将有详细陈述）。颜字的行为动机与汉字书法意义的相互联系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颜字是一种自我心理图式。这一图式由非现实书写空间的书写放大得到发展，在原汉字结构基础上实施了特殊的视知觉刺激强化，新体的书写“力”输入成分就发生了结构性变异。于是，颜字不仅拥有更多的书写感觉反应通道，而且与社会大众书写生活发生了最广泛的联系而具有支配性影响。因此，颜字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所制造出来的书写式样，深刻影响了后人对汉字书法概念的认知。它转移了人们对社会既定书写文化的看法，使得该结构式样变得抽象起来。在唐代的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中，社会人并没有真正达到对汉字书写文化精度的把握，这导致了人们对汉字“五字执笔法”书写概念的模糊应用。

书家是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对书写方法进行创新，而社会对书写文化发展总结时，总是以汉字书写活动的总体概念进行的，即它总是将视觉、书写两者捆绑在一起进行解释。因此，唐代出现了与前文化期既相似又不同的理论总结。相似的是，两者都是在个体的书写成绩上寻找汉字文化发展的原因。不同的是，两者并不是在同一集体书写经验环境中寻找书写发展动因。在前文化期群体书写中，人们寻找的是视觉、书写的平衡点，这是一种最高级汉字书写表现形式。而在后文化期中，部分书法是个体在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中发展，出现了专门以适应视觉生理行为为目的强制性超越一“排字”，汉字陷入了不能两全的境地。然而，在一个非书写意识评价态度的社会舆论中，这一个体积极性的变异性质被嫁接到了汉字发展的行列之中，颜字就是这一时期书写变异最杰出的代表。颜字就是当时社会书法活动的“影子”，社会一部分书学者积极主动地开始向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迁移，并定居在这一环境中，导致了整个社会书写文化记忆和思维守恒上的理解分歧。魏晋书写文化在新的书写环境中开始发生变异，一个新的书写文化起点诞生了——这就是颜字书写文化的崛起，它为一个社会文字发展的重新选择奠定了基础。

唐代正处在魏晋汉字书法向高级发展的准备阶段，却在此时又孕育出颜字这种绘画性书写代码表征结构。对于这样一种汉字结构连续演变的复杂情势的总结，以及社会群体受社会环境编码条件的影响而导致书写行为在微观层面上发生重大变异的分析，目前还没有受到社会书学界的重视。

迄今为止，颜字始终是中国社会一个家喻户晓的书写正面形象，然而本书的观点却与此相反。颜字书学意义的建立，在中国汉字文化史上画了一道清晰的历史分界线，人们从此又一次将文字绘画活动当作汉字书法的发展实情来看待。颜字塑造了书写文化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与书法探索的复杂性相似，但方向相反。因此，颜字几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书写文化陷阱”。导致了书学个体在新的书学环境中，对汉字书写文化知识进行了新的评估。在后续一段足够长的历史中，颜字成为一种社会集体书学上的重要遗产。颜字在社会书学群体中一直流行的原因至今尚未被我们充分意识到，而对于这一深层次的社会集体书写概念混淆和模糊，我们称之为“集体书写无意识”。如何在书学过程中，正确处理视觉检测特征和书写特征的关系，恰如其分地作出评估和使用颜字；揭示唐代视觉型汉字结构的形成机制，解开视觉行为根据空间环境不断演化的文化模式，持久地与个人功利关系相互联系的超前行为，纠正这一路汉字运动向量的实际偏差——是我们当前必须进行深入探究的一个社会性重大课题。

五、近代中国社会是汉字书写概念模糊应用爆发期

只要汉字发展历史无法解码，人们使用汉字的任意性就会不断增加。到了近代，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使用汉字的两股汹涌潮流发生交汇：一股是传统书学中虚假书写意识长期盛行，这不单使汉字失去了自身发展的活动基准，更导致了指导社会汉字结构稳固的文化根基丧失；另一股是社会日常书写群体，他们在长期得不到正确的书写文化的滋养情况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潜在性变异暗流，在外来书写文化因素的冲击和诱导下，整个社会日常书写群体便发生集体性书写文化出体——“汉字改革”。

（一）当代传统书写文化中“求变”的思想实质

从整个汉字的书写发展史来看，中国是一个可以获得很大个人化书写自由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今社会人们对汉字书法中作出反应的部分越来越小。社会上充满着无数个体之间的书写文化博弈，汉字书写文化似乎只是一种自发性个体行为和无限多样性的体系。因此，汉字书写文化发展至今，摆在整个学界面前的却是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必须对汉字书写文化的源流作出澄清。

近代社会书学所产生的书写多样性意味着什么？在书法之谜还没有最终解开之前，我们先用声学活动来比喻。在声学活动中，美声唱法就是有意识地歌唱。当人有意识地歌唱，生理发声器官、乐理知识与汉语发音达到高度完善统一的状态时，歌唱家之间彼此呈相互统一的特征。当人尚未有意识地歌唱时，歌唱便开始进入“流行”。流行唱法不单个体与个体间相互不同，而且人的肢体舞蹈活动就开始增加，最终回到歌、舞彼此不分的原始状态之中。当前社会书学现状就是这样，当人真正到达书写意识状态时，人对汉字结构、毛笔物性和书写生理这三个常数的求解中，只能得出一个“解”。因此，书法是一种具有社会书写意义的行为模式，书法是有自身活动规律和发展极限的，是一种高度统一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王字、米字、沈字、胡字等书写，就是处在真正的书法活动领域的高度统一之中。当书写进入高度完善的状态时，古今书写彼此呈现出高度统一。所谓“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就是这一状态的概括。因此，书法只有经典，没有流行。

然而，只要汉字的书写起源是模糊的，汉字演变的发展线路必然是混乱的。当今书学界普遍存在的求“变”意识，就是一种书写上的流行唱法。在这一文化活动中混杂着大量非书写性态的绘画性因素，人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书写，而是视觉绘画上的审美变化，是书写与绘画相互混合的“流行事件”。而当今社会书坛上流行的“天下三草”理论，就是社会长期书写行为演变分裂的理论总结。

在汉字书写问题的历史解题中，从颜真卿到苏东坡，每一书家在传统书法的文化连接点上不断地发生丢失，人们根据自己不同兴趣和方式来进行书写处理。苏东坡就是中国社会中被提拔上来的书写“文化圣人”。然而，这位“圣人”与社会“五字执笔法”时的书写文化的共性认识已产生了天壤之别，他所体验到的“吾书本无法”和“天真烂漫”思想，在近代社会书学领域中已分裂成无数种“丑书”的非理性行为，并在当今社会书坛上充分展示出来。因此，在研究书法文化的认知方法和心理学方法时，人们都企图从书写意义来解释汉字个体起源。在书写性态实际讨论的不断联系中，以个体社会历史中的特殊事件和动机为基础，把主体思想情绪的变化衡等于书法之“解”，是一种“精神—认知”论。而“书写要有情感”便成为当今社会书家对传统书法文化守护的一种告诫和“座右铭”。

显然，在情感因素的不确定性基础上，书法存在着无数的“解”。用情感的不确定因素来支撑各种书写的个人主义认识论和发生论，实质上就是要求个体行为和社会群体行为相分离，存在着从既定书写文化主题不断偏离出去的倾向。因此，在以非书写意识为评价态度的社会舆论中，被理论所忽略的最主要问题是，书写认知和体验的社会特征，也就是培养和发展伟人特定书写经验和感知的最初社会联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来都没有分析过。自唐代社会汉字文化分工以后，社会书学倾向于在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中发展而变得毫无方向可言。在脱离了汉字文化根基的形式书写经验中，最后社会书学在汉字历史的绘画活动因素中找到了“书法”的实际对应物。当伟人特定个体的书写经验和感知作为有关书学群体的个体态度被独立研究时，社会便会产生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当代传统是各种历史绘画因素的综合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就是一种构念性书写文化形态。

社会书学群体是维护传统书写活动的群体。它或多或少维持着这一活动结构，或朝着某特定方向发展的趋势。从魏晋一封书信，到明清一幅立轴，在统一书法概念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文化功能对社会汉字文化发展态势的影响是不同的。当汉字书写文化发生隐性转换，促进和刺激书写性态的物质基础发生改变时，汉字书写文化的发展线路便沿着视觉生理的绘画审美顺序进行。“求变”就是一种视觉操纵的书写文化态度，它最普遍的效应就是把历史上多种意义的文化要素结合起来。起初是千奇百怪，之后是尚古、碑学。当外来的日本“前卫派”文化输入之后，在这个文化群体中，一种突发性的“丑书”破坏力量爆发出来——这就是视觉生理文字活动构念性顺序。当代书法的文化功能已充分暴露出人在书写活动上的集体书写无意识。在视觉绘画变化意识的理论性引导下，该文化功能在协调社会书写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求变”心理，导致当代社会传统书写文化已处在无“根”可寻的境地。

因此，在书写文化陷阱中所发展起来的近代书写文化，它既依赖于前文化期的构念形式和趋向，也依赖于无数个体的努力。在一个以非书写意识为评价态度的社会舆论中，这一业已建立起来的文化群体，不仅拥有前文化期建立起来的构念文化遗留，而且它还有当代审美选择理论为依据，成为一种文化展望。所谓的“唐重法、宋重意、清尚古，当今社会流行丑书”，就是每一时代书学群体的书写文化质量的具体反映。为了确保书写上的脱颖而出，书学群体既需要注意社会最新的书学动向和社会书评意见，又需要一种意志和情感上的无意识潜流来维持，才能确保其书写上的新颖性和社会适应性。独特的时代书写性格的养成，就是每一历史阶段中个体书写变化上的特异性，从而成为一个社会书写文化理论的关注对象。在这一书写文化网络中，变异意识在这一文化群体内部成长起来，通过上述书学实践的无意识修正，形成了一个社会时代的持久书风。总之，在汉字书法之解尚未揭示之前，书法可能真的永远存在着这么多的个体构念性，只要不诉诸打破既存的汉字书写文化形态，人就无法实现理想的书写文化境界。各种既存的汉字书写文化形态在中国具有相当特殊的社会地位。这种在构念性书写文化的发展线路上，由虚拟书写环境所营造的优雅与崇尚的东西，与传统文化有着相似的一面，是传统文化的社会传承者、发展者，但却又无法用汉字书写文化的精度来衡量，只能在历史噪声上叠加上新的时代噪声，成为当代社会的书写历史。这种发生变质的书写历史与社会日常书写群体相脱离，反而成为社会文化的实际精神偶像和象征，成为中国社会特有的“书写文化模式”，成了一个真正的不可忽略的社会因素。

社会书学群体由于长期变化无限的自身特性，暴露出隐蔽在社会上层的书写无意识。流行于社会的书学思维习惯和思想运动方向，已形成磐石般的文化根基，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这种社会书写文化运动向量迫使书学朝着构念方向不断前行，不断改变社会汉字文化。当代社会汉字书写文化实质上已面临着根本性破坏和全面失传的危机，人们只能在汉字的传统形式化因素上建立起共识，只要这种“传统文化”理论框架的特殊性没有受到怀疑，整个中国社会便持续处于与现阶段社会的汉字思想发展不相适宜的束缚之中。

（二）近代社会日常书写群体的集体文化迁徙

当社会对汉字书写文化的精度完全失去掌控，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显得十分脆弱。近代中国，人们对汉字文化遗产所作出的第一理智反应就是文字改革。如果把书学中的“出体”看成是人们为汉字的历史重新探寻出路的话，那么汉字改革就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条件下，社会群体对长期自由放任的汉字文化开始了新的思索，并为它寻找新的出路。文字改革也因此带有一定的社会世俗性的书法“出体”性质，而这一“出体”行为的本质就是汉字文化的根本性转型。

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日常书写文化群体进一步恶化。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颖书写工具占据了世界文字活动的支配地位。新的社会生活环境迫使汉字的书写活动向西方书写文化方向急剧转型，在新的书写环境秩序中人与汉字之间突然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发生关系。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因素越多，汉字所吸收的非理性因素也越多。在长期与硬笔书写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日常书写群体既表达了他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地位，也表达了他们对传统汉字书写文化的反思，形成了与传统书写文化完全对立的思考。

汉字在历时百年之久的文字改革之后，处在一个暂时的稳定状态中。从表象上看，改革后的汉字具有以下优点：视觉对文字群集的横行向扫描量变大，与外文排列接轨。但是，简化汉字、改变行向排列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是一种中文西化的混合型文化形态，新的汉字书写活动方式与传统汉字传统并不匹配。这种改革本身并非属于汉字书写文化的发展范畴，而是属于新的生活方式的书写文化形态。因此，促进文字改革的主要因素来自外来社会因素。这意味着，汉字文化在原生态活动方式上改变了自身活动的线路。当今社会的汉字文化发展使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文化困境：无论我们从什么源头得到的汉字文化意义，也无论这些文化意义是真是假，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心理、社会功能，即把社会人群的书写活动集中到某一个希望的“环境定义”上来，那么书写环境也具备同样的方式，把汉字活动定义为日常书写活动群体和书法艺术活动群体。只不过，书写环境定义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

一般而言，书法艺术活动是一种非现实书写空间环境中的文字活动，它在形式上保持着传统书写文化形式；而日常书写是一种书写空间环境中的文字活动，但在其文字活动结构上又与传统书写文化相异。一种是传统的不实用，另一种是实用的不传统。当今社会上两大群体的书写文化冲突、两种方式都抽空了汉字书写文化的精髓，并把自身看作与汉字文化发展的实际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产物，随着汉字书写文化意义因素被排除，双方都不能从整体上代表汉字文化。这种书写功能的分离究竟孰是孰非，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

在汉字书写概念模糊应用爆发期中，汉字一度处在极度失控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当新的书写文化突然从外部世界降临到中国社会，成为社会上最大群体、最适宜的书写文化选择时，大多数人从原来的传统书写文化守护者无意中走到社会书写变革的前沿，成为汉字书写文化最大的演化群体。社会日常书写群体对汉字使用的无意识诉求在不断扩大，汉字的书写文化形态已全盘西化，经一代人的努力而推向了高潮，整个社会书写行动的终极方向已发生了180度转型。硬笔书写群体与传统书写文化相互背势，该群体对传统书写文化态度漠视又无动于衷。从而导致了整个汉字书写文化均衡发生了根本性翻转，从一种书写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急剧转型。从此，汉字的历史不再被当作时间上的线性延伸，而被一个新的名称所替代——“现代汉字”。然而，改革后的汉字并不尽如人意。显然，这里存在着人对汉字无意识诉求所挖掘的改革潜能，存在着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向我们显露的汉字活动内部规律，以及还有我们茫然无知的汉字活动的专门书写环境。因此，文字改革中有我们尚未意识的行为动机。而重新定位过去常常意味着汉字自身的改变，以至于今天汉字仍处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至今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另一方面，当中国社会经济腾飞和现代汉字文化发展不相和谐时，社会对汉字命运的干预也随之增加。现如今已不再是汉字改革的问题，而是当企图以当年的书法文化来重振汉字雄风时，却突然发现我们对汉字书写文化的了解还只停留在一种执笔形式上，而这一形式却是当今人们最讨厌的一种形式。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需要这样一种复杂书写形式进行书写？对于这一问题、对于这一结构中所存在着的汉字书写文化精度的了解，却是一片空白。当今中国书法文化已演变成一种非现实书写的文化摆设。这一文化形态已和现代汉字文化规范体系不再相和谐。在这一文化领域中，同一书法概念存在着无数细分。它不仅固定着某种确定的人群和文化形态，而且还解释着各自的文化形态的来源。汉字书法演变成一种多元文化，它们相互区分、融合、渗透、制约，形成了世界文字史中最复杂、最不稳定的一种文化形态。对历史变体的无差别认同和相对应的新的社会存在环境的相互纠缠——书法实质已进入这样一个时期，书学者已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社会起着引领规范和榜样作用，当代书法已不具备对现代汉字的实际指导能力。它的绘画意象越丰富，社会人对其理解的社会诉求也就越低下。随着社会对汉字书写理智的丧失，传承了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国书写文化，正经受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现代汉字失去了发展的方向，传统书写也失去了发展方向。当下，社会已不存在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确书写方法与其相对应，社会实质上已失去了对汉字书写文化的掌控。不同群体地位的集体无意识使用，使得彼此以压倒性优势对传统汉字书写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书写文化形态的相互冲突在进一步扩大。今天，我们的乌托邦思想已广泛、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对汉字的使用态度，整个汉字体系内部，其书写文化价值和文化理念的理智世界在消失。近代中国社会，当人们在解释各自的文化形态来源时，既扮演了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又指导着我们体验和了解汉字书写功能和行为的可能性和正确性。对这种乌托邦思想的揭示、汉字书写文化的理智统一，远比汉字书写真谛的揭示更困难。因此，整个汉字文化领域正处在一个深刻而令人沮丧的混乱局面之中。

汉字书写问题，至今还不能进行系统总结、正确理解，更不存在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然而，对于今日“书法五千年”的介绍，莫过于分析术语“书写意识”概念来得更为深刻、清晰。因为“书法五千年”是虚假书写意识的产物，在整个汉字发展历史过程中，它混淆了书写和绘画性书写两个不同概念，它没有形成一条清晰的汉字书写发展线路。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书法概念的所有特征区分开来，对书法的所有变体作出精确区分，并为书法的社会历史学分析作铺垫。

在汉字“书写意识形态”中，有两个突出的、可以被区分的概念：书写的特定概念和总体概念。“法书”一词就是特定的书写概念，而绘画性书写就是附属在书法概念内的一种总体概念。好在近代中国沈尹默先生的出现，他为我们判断书写文化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善书、法书论。在这一书写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深入到汉字书写文化的盲点——社会环境因素上来，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汉字书写知识社会学，这将有助于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汉字工作的开展。

借助于书写知识社会学观点，历史上汉字结构每一阶段上的书写现象，都是和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紧密相连的。汉字结构变化按照一种必然的顺序在社会历史中依次出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不同书写行为具有不同的启示作用；每一种书写手势的构成与每一阶段性汉字结构的作用关系以及它们各自不相同的书写意义，由历史社会环境存在形式来决定。在书写性态成熟之前，汉字以视觉活动规律向前发展；在汉字书写性态成熟之后，它又无意识地彼此相互渗透，不断向汉字绘画活动的原点回溯。

因此，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中，每一汉字结构特征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书写手势。汉字书写知识理论本身就是从社会结构中思考的结果，一种新的生活取向在这一知识理论中起作用。这一观点将化解和制止社会上长期存在的虚假书写意识所夸大的异化说教，历史上各种汉字结构的书写知识原理都可以用量化的自然学科模型联系起来，并重新进行表述。这为揭示书学中两种不同知识类型的实际历史、重构汉字思想发展过程提供最大的可靠依据，将我们在长期传统文化中所形成的书写思维习惯和无意识书写文化认同现象分离开来。对汉字尘封的历史进行剥离，将使我们对汉字书写的“事实起源”和“富有含义的起源”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分，从而达到正确判断书写行为和反书写行为的区分目的。对于长期活跃在汉字文化中的虚假活动成分的分辨和梳理，其实质就是对当代社会书学界汉字书写文化源流的梳理，这必将引起全社会对传统书写文化性质的关注。特别引起书学群体敏感的是，“书法”一词的确切书写机制对汉字文化的成就范围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