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大丰收

市议会公布拖车营命运的那天，托宾穿的是POLO衫、驼色休闲裤和棕色渔夫鞋。他坐在旁听席前排长凳的中央，太太跟律师陪在一旁。宽广的粉色大理石柱向上延伸至看得见横梁的天花板，上面有精巧的红黄色图案。房间的前端安放着一张大大的橡木桌，正对面是为十五位市议员准备的小橡木桌，一人一张排得很是紧凑。前一天晚上，律师递交了一份附件给市议会，由于送达时间太晚，大多数市议员还没来得及看，于是托宾的律师起身清了清喉咙，口头说明。按照他的解释，这份附件包含了托宾将立刻（或者尽快）采取的十项措施：托宾会报名由市政府开办、时长一整天的房东培训课程，并跟全天候服务的保安公司和一个独立的物业管理公司合作，驱逐妨碍居民生活的租户，同时处理园区内有关房地产法的违规事项。律师说托宾不会报复那些开口批评过他的租户；并且，一年之内他会把拖车营卖掉。

“拖车营所在的园区里住的都是弱势群体：老人家、残疾人、小孩子。”除了做出这样的结论，律师也不忘强调托宾已经“积极配合”维特考斯基议员“拟定的协议”。

对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案，市议会并不买账。阳光穿透彩色玻璃窗洒进议事厅，厅内的市议员们开始各执一词。一名议员说托宾提出的方案证明他是个君子，另外一位同僚则质问，此例一开，以后每位公民被追究责任的时候，都只要能弄个十条改善方案就好了。最后维特考斯基议员也忍不住开口发言。

“沙尔尼先生放任一个原本很好的移动房屋园区变成今天这副样子，”他毫不客气地说，“我的选区内有四间拖车营，只有他这间有这些问题。”他的视线穿过眼镜上方，看向托宾的律师。“大律师，园区里住的并非全都是老人家、残疾人或小孩，”他转头看着他的议员同仁，“但确实有些人的手头不宽裕，也没什么工作能力。到时候他们就得搬迁。”维特考斯基不是托宾的盟友，但他表示愿意接受附件提出的条款。

议员间再度唇枪舌剑起来，大家精力充沛且针锋相对。托宾还是牵着老婆的手坐在后头，看起来忧心忡忡。

主席宣布进行表决。

听证会结束后，托宾开车来到拖车营。他既没有集合大家来宣布议会的决议，也没有瘫倒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愁眉苦脸。他的当务之急是驱逐。市议会同意让托宾保留营业执照，条件是他要积极改善园区内环境、整顿治安状况，包括把会惹事的家伙清一清。

市政府或州政府的官员给房东压力——要他们聘请外面的保安公司或派房屋检查员去彻查他们的物业——很多房东就把压力转嫁到房客身上。[1]重新取得控制权也是同一个道理。要声明、维护土地所有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叫人“离开”。[2]

“我的二十八天驱逐通知单放哪里去了？”连尼问。他在办公室里一通翻箱倒柜，只要搬出预告二十八天的“无理由”终止通知，房东就可以任意进行驱逐，不需要再跟房客解释什么。要把惹人厌烦但又没有欠缴房租的房客赶走，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连尼转头看向托宾：“这下子你可要填一大堆二十八天通知单了。”

“他们还欠我房租，”托宾答道，“给他们预告五天的通知单吧。”

托宾口中的“他们”，是指帕姆和她的家人。在开车载帕姆去完驱逐法庭后，托宾曾请她去跟媒体讲讲话。帕姆现年三十岁，怀孕七个月，说起话来有美国中西部特有的鼻音，长着一张像是从高中毕业册上复制粘贴下来的脸蛋。帕姆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托宾现在不得不清理门户。

托宾抬起头来。“连尼，钱没有因为这件事收不上来吧？”他说。

“没有，我自己也吓一跳，”连尼答道，“报表我刚弄出来，情况还不错。”

办公室苏西也补了一句：“我这边也是大丰收。”

为了让托宾改变心意，帕姆把刚收到、还热腾腾的1200美元支票转让给了托宾。会有这张支票，是因为奥巴马总统在2008年推行了一项“经济刺激法案”。她以为这1200美元应该够了，主要是她以为自己只欠1800美元。但托宾却说她的欠款已经接近3000美元。另外，办公室苏西说帕姆“还在吸食快克可卡因”。托宾收下了帕姆的支票，但驱逐令还是照样执行。帕姆一家已经在拖车营生活两年了。

帕姆跟男朋友奈德·克罗利（Ned Kroll）会落脚在托宾的拖车，是因为托宾将一辆拖车“送给”了他们。帕姆跟奈德一直都想要从格林湾（Green Bay）搬到密尔沃基，以便就近照顾帕姆生病的父亲。当时，他们在地方报上看到了托宾登的出租广告，于是开车前来了解。

帕姆跟奈德来到学院路移动房屋营的时候，托宾跟连尼表示他们适用“修缮专业人士特惠方案”（Handyman Special），可以免费得到一间移动房屋。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租户会成为拖车屋的所有人，托宾则单纯是提供拖车停放地的地主。因此托宾收的不是房租，而是地租。虽然名字换了，但地租的金额跟一般租户缴纳的房租是一样的。要说哪里不同的话，那就是拖车屋的所有人反而得自行负责拖车的维修保养。理论上，手握所有权代表你可以任意把拖车移到别处，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拖车的所有者对此心知肚明。首先拖车牵引费的起步价就是1500美元，重新将拖车屋固定又得再花两到三倍的钱。要是遭到驱逐，车主也只能无奈地把拖车留在原地。到时候托宾就会回收这个大型的“废弃财产”，再依样画葫芦地“送给”下一位住户。

在帕姆面临被驱逐的同时，园区里有将近二十辆拖车为租户所有。但要说拥有拖车有什么好处，顶多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而已。“我搬到这里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就算是建在轮子上的家我也认了。”帕姆的一个邻居常这么说。[3]

托宾的“拖车屋大派送”让园区里的拖车屋都不会空太久——只要一有拖车空出来，即便烂得像个大型垃圾车，他也一样能在短短几周或几天内找到下家——当然也有些特别穷的家庭会自己找上门来。

在全美包括密尔沃基在内的各个城市，租金合理的房屋存量越变越少，乃至于消失，低收入家庭开始抢占便宜的住房资源。放眼全美，廉价房的空置率已经降到百分比的个位数。[4]在连尼的办公室里，天天都有人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空房（车）。拖车营上新闻之前就已经如此，上新闻之后也还是这样。消息在电视上播出来的那个月，托宾的拖车营一位难求，全部满租。“园区都住满了，”连尼说这话时还呵呵了两声，“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停过。”连尼替托宾保管的租约清册显示，平常每个月只会有五辆拖车屋空着，换算成空置率，连4%都不到。[5]廉租房的供不应求也让房东们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每一个租房家庭的背后，都还有几十个同样的家庭在排队等候。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想象房东们会愿意降租、原谅租户拖欠房租，或是有动力去修缮房屋。

“果然不出我所料。”奈德叼着根烟嘟囔。他会这么说，是因为发现帕姆又怀了个女儿。他十六岁就有过个儿子，对方是他在ZZ Top乐队的摇滚演唱会上认识的墨西哥女生。只不过女方的家庭觉得他是个污点，压根不想承认他，后来除非收音机上响起ZZ Top唱的“La Grange”，奈德很少会想到自己的那个儿子。“在这之后，可能是老天爷惩罚我吧，”他曾经打趣说，“我怎样都生不出儿子。”加上帕姆肚子里的那个，奈德马上就是五个女儿的爸爸了，当然这还得算上帕姆之前跟别人生的两个黑人女儿，而奈德并不是每次都会把她们算进去。

帕姆跟奈德在格林湾认识，机缘是帕姆的爸爸让奈德帮他调校自己那辆哈雷摩托。奈德比帕姆大十岁，指甲缝里总是积满油污，棕色的胡楂又短又硬，留着一头长头发、头顶微秃。另外他还是那种上厕所不把门关好，在大庭广众之下抓屁股痒，看起来还美滋滋的那种人。

帕姆已经有两个女儿：二十三岁时生下的布利斯（Bliss），还有比布利斯晚两年到来的珊卓拉（Sandra）。她们共同的黑人父亲是帕姆十九岁时认识的毒贩。帕姆后来才知道自己虽然名为女朋友，但对方其实脚踏好几条船。

“能讲讲那次爸爸用瓶子砸你，你的头都流血的事吗？”有次在开车去食品救济站的路上，珊卓拉这样问帕姆，说这话时的珊卓拉才六岁。

帕姆很辛酸地挤出个微笑。“你当时还那么小，怎么会记得这种事情。”

“我记得很清楚，”珊卓拉回答。在其他女生边发抖边抱成一团的时候，珊卓拉是那种会随手抄起鞋把蟑螂拍得粉身碎骨的女生。她跟布利斯是拖车营里仅有的两个黑人小孩。有一回园区的邻居在窗前挂了幅纳粹旗帜，像这种事情连尼是不允许的；不过南北战争时的美利坚联盟旗倒是可以挂，前提是上头要搭配“古老的荣耀”。

“不可能，你当时还是个婴儿而已。布利斯倒是有可能记得，她都习惯了，经常看到我身上冒血，已经见怪不怪了。”

帕姆想办法离开了那个男人。在这之后她成了一名有资格认证的助理看护，工作内容包括倒便盆、把地板上的呕吐物打扫干净，还有帮无法自理的人翻身以防他们生褥疮。私底下她还学会了怎么煮一大锅意大利面和通心粉沙拉。帕姆的妈妈还没来得及教她做菜，就出车祸过世了，那年帕姆还是名高中生。帕姆的爸爸也没空管她，因为他长年在监牢里，罪名不是吸毒就是酒驾。帕姆的兄弟渐渐回到正轨，努力上进。目前他正在服用美沙酮戒毒，还说自己一点也不怀念吸海洛因的感觉。

那是段充满希望与重生，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安稳日子。只是没想到走着走着，脚下又地动山摇起来。帕姆有天接起电话，就听见另一头的人说她兄弟死了。帕姆问是怎么死的，对方说是吸毒过量。他才二十九岁啊。帕姆先是冲着电话嘶吼，然后将其挂掉。但她随即又抓起了电话，拨另外一个号码。仿佛马上就要溺水身亡的她需要一根浮木，而这根浮木就在电话的另一端。

毒品的各种别名“快克可卡因”、“石头”，会让人误以为毒品都是些看起来节节疤疤的毛糙东西，可一旦你把它们握在手心，就会感觉它们既滑顺又优雅。这些毒品会让人想到一颗颗芝兰牌（Chiclets）口香糖——从25美分的投币机里吐出来的、小朋友用双手接住的那种糖果。明明跟毒贩交往了那么多年，帕姆却一直没有碰过毒品。她知道毒品会让人变成另一副模样，她亲眼看过人为了吸毒所做出来的事情，也亲眼看过毒品是如何帮人把糟心事忘个一干二净。“当时我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每天都在搞砸事情，”帕姆回忆道，“有时候我会想，‘啊，我甚至没有为这男人哭过。’确实没有。要我为他掉眼泪，我宁可去嗑药嗑到嗨。”

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奈德。

跟奈德交往的第一年，快克可卡因将两人拧成了一股绳。他们为此而活，也以此为生，同时带小孩。没多久他们就从吸毒变成贩毒。认识满一年，两人双双被捕、被定罪。奈德因为有过毒品前科，所以必须入监服刑。帕姆因为是第一次犯重罪，所以被判缓刑四年，但还是得先在监狱蹲十个月。在牢里，她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出狱之后，帕姆努力想跟毒品撇清关系，她找了个在格林湾最不可能吸毒的朋友当室友，但没想到在她坐牢期间，这位朋友也“沦陷”了。“我在格林湾认识的所有人都他妈的在吸毒，无一例外。”帕姆气呼呼地说。她请她爸爸汇500美元给她，好让她有钱搬家，她爸爸还真的汇了，这点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但格林湾是个小地方，帕姆很快就又跟之前认识的某个毒贩“狭路相逢”了。“他立刻唤醒了我的毒瘾。”

等到奈德出狱后，帕姆又跟他复合了，接着帕姆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奈德要求做亲子鉴定，结果孩子是他的没错。他们给这孩子取名为克里斯廷（Kristin）。没隔多久，奈德跟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女儿劳拉（Laura）也跑来跟他们同住。劳拉有个小巧的鼻子跟满脸的雀斑，年龄比布利斯大一岁。劳拉搬来同住的几个月后，奈德把劳拉、帕姆，还有帕姆的两个女儿扔在一个他刚在毒品圈认识的女人家里，自己一个人跑了。帕姆带着三个女孩儿在陌生女人家里住了好几夜，最后出于无奈，只好陪着劳拉去她母亲的住处敲门。帕姆记得自己当时站在门口对劳拉的母亲说，“我肚子里的孩子快要生了，但我现在无家可归，因为你以前的男人把我甩了。我身上没钱、没吃的，什么都没办法给你的孩子。我真的很害怕……你可以把女儿带回去吗？”[6]

从头到尾都在通电话的劳拉生母，没有挂断电话，只是拿了包罐头给帕姆跟劳拉，然后就把门合上了。帕姆跟三个女孩儿只好继续住在陌生女毒友的家里。奈德回来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

托宾带了一票保安，告知帕姆与奈德，退税的支票得归他，而且他还是要执行驱逐程序。虽然托宾最后只给他们二十四小时搬走（否则就要打电话叫治安官来），但事情并没有搞得很难看。要不是因为奈德身上还背着另一宗贩毒起诉还有尚未执行的逮捕令，他一定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境地，帕姆跟奈德开始互相责怪。

“都是你搞砸的。”奈德斥责帕姆。

“搞砸的是你好吗，”帕姆反击，“你好意思说我。我可是把钱都交给你管……结果你把我们搞到要被驱逐。”

“那就搬吧，臭女人。”

“都是你害的，奈德！”

“你可以搬走啊！”

“我没办法，都是你害的，”帕姆停下来，“我也不知道。有问题的是我吗？我也搞不清楚了，也许是吧。把事情搞砸的真是我吗？”

他们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电视跟电脑，还有帕姆的圣诞节礼物。他们需要现金。帕姆每个月得工作30个小时，才能拿到673美元的社会福利支票，另外的390美元会以食品救济券的形式发放。奈德替人改车或修车，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个50美元。他们俩的钱各归各管。二人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所有的费用都是AA制，一人一半。

坐过牢后，毒品前科让帕姆不好找工作。最后肯用她的是“夸德制图”（Quad Graphics）这家商业印刷公司。夸德一向以愿意聘用没有高中学历和有前科的人闻名，前提是他们得轮大夜班。帕姆愿意。于是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的早晨七点，帕姆会在那些高温且嗡嗡作响的印刷机台前工作。

夸德制图位于密尔沃基西北方的萨塞克斯（Sussex），从拖车营开车要四十分钟。帕姆很珍惜这段通勤的时光，因为这段时间只属于她，她可以暂时丢下奈德和孩子不管。

然后她的车子选了个最烂的时机抛锚，正好是冬天，而冬天他们的手头最紧。奈德原本在一个工地的建筑队工作，但天冷的几个月工程几乎全部停摆，他们又拿不出钱修车，于是帕姆就这样丢了饭碗。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拖欠托宾租金。政府发放的“紧急援助”（Emergency Assistance）帮助他们撑过了第一个月。几个月后，到了二月，帕姆把退税的1000美元给了托宾，但他们还是入不敷出。帕姆其实可以多还一点，但她想要回去印刷厂上班，这就意味着她需要辆车。于是她花400美元买了辆二手车，但才过了一周，奈德就听见引擎盖里咔嗒作响，他叫帕姆赶紧将老爷车脱手，否则难保车子不会半道抛锚。

毒品上也没少花冤枉钱。有时候上完大夜班回来的帕姆一早抵达家门时，发现奈德要不是在海洛因苏西那儿，就是在自家客厅里瞪大眼睛醒着等药劲过去，沙发上还会有几个不省人事的女人，一副通宵开“毒趴”的模样。某些晚上，则换成帕姆自己嗑药嗨到连路都走不稳。

把电脑跟电视都变卖掉的帕姆，将剩下的东西塞进大垃圾袋里，走去找住对面的司科特（Scott）帮忙。帕姆问他可不可以收留她跟她的家人，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或至少让他们住到把孩子生下来。快四十岁的司科特有吸海洛因的习惯，另外还有一名上了年纪的室友叫泰迪（Teddy）。司科特跟泰迪是在住“旅馆”期间认识的，就是救世军的收容所。虽然司科特曾当着他们的面昏倒过一回，但帕姆还蛮放心让女儿们待在这两个男人的身边。对于帕姆的请求，司科特跟泰迪都一口答应，完全没提钱的事情。

这件事透过办公室苏西之口传到托宾耳里，让托宾非常不悦。对托宾来说，他的拖车就是租给司科特跟泰迪的，可没说拖车里还可以住别人。托宾于是对司科特跟泰迪也发出了驱逐通知，并且把帕姆跟奈德欠的租金都算到了司科特跟泰迪的账上。驱逐就是这样互相传染蔓延的。

注释

[1]美国历史上，城市的政客们为了制约房东的权力并改善租户的生活做了许多尝试。从拆除贫民窟（slum clearance）到实施建筑法规——好像问题的根本不是美国存有大量的贫穷现象且欠缺廉租房，而是无序和低效。政客们的处理方式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许多房客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Marc Bloch，Feudal Society，Volume 1，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147；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House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135-45.

[2]个人对于土地持有的权利，最为有力地彰显在驱逐行为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被驱逐的应该是亚当跟夏娃。参见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New York：MJF Books，1961），107-10。关于权力与驱逐之间的关联，参见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Orlando：Harcourt，1968）。

[3]对美国人而言，不管是穷人或是中产，都有一个非常清晰而强烈的愿望——拥有一个家。从拓荒时期以来，自由、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这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重中之重。要成为美国人，就必须是一家之主。租房子被认为“不利于自由的发展”。1820年，托马斯·哈特（ThomasHart）在国会发言：“租房会为社会内部的分离埋下恶果，会摧毁爱国之心，会削弱独立精神。”引自Lawrence Vale，From the Puritans to the Projects：Public Housing and Public Neighbo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96。

[4]以全美300—349美元之间的月租水准而言，出租房的空置率从2004年的16%左右下降到2011年的不到6%。这份计算是根据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2004-2013）得到的。

[5]拖车营的空置率是通过租约清册（2008年4月到7月资料）计算得到的。

[6]这个事件发生在我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前，并非我亲眼所见。引言的内容基于帕姆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