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禁锢

就在古代世界的最后落幕之前，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本该有更好命运的，却英年早逝，他的名声也不好，被称为“叛教者”。

我指的是朱里安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2年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公元337年，他著名的叔叔死了，叔叔的三个儿子立刻像饿狼一般投入血雨腥风的帝位和遗产的争夺战中。

为了不让别人分得他们的财产，他们下令杀掉所有住在城里和附近的亲戚。朱里安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母亲生下他后没过几年便离开了人世，六岁的他就这样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与他分担了寂寞，两人在一起读书，所学课程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讲课的是善良但却没什么才华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在远方才不会引人注目，也不会重蹈小拜占庭王子们的覆辙。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很单调，但朱里安得到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民，善良淳朴，仍旧信仰着祖先传下来的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没有机会担任要职了。他要求能够专心研究生活，得到了允许。

他首先来到尼科美底亚，那是剩下不多的几个还在教古希腊哲学的地方之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全都被抛诸脑后了。

然后，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从事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唯一幸存的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皇族就剩下自己和这个少年哲学家两名男丁，便亲切地把他接回来，还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并派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的入侵。

看来朱里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的东西远比诡辩更有用。公元357年，阿拉曼尼人入侵法兰西，朱里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军队，还把默慈和莱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巴黎，图书馆里塞满了新近得来的心爱作家的书，尽管他平时十分严肃，但这次也是很快乐的。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代表庆祝的希腊火焰出现。相反，他们策划了一场阴谋，要除掉这个对手，因为他功高盖主。

可是朱里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当士兵听说要把他们的总司令召回（客气地邀请他回去，回去就要斩首），他们便闯入他的宫殿，当场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威胁他说，如果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里安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他慷慨领诺了。

即使已是在帝国的晚期，罗马的道路仍然是易守难攻。朱里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领他的军队从法国中部冲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过世。

就这样，异教徒再次成为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里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这样聪明的人竟然会认为，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武力而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满教授，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彼此用在地球上消失了近五百多年的语言交谈，就可以再现伯里克利时代，这也太奇怪了。

但是，这正是朱里安想要做到的。

在他在位的短暂的两年执政期里，他一直都想要重建当时大多数人都轻视的古老科学，想重新点燃科学的精神，那些人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只记录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能导致信仰的丧失，引来地狱之火；他还想竭力激发那些经历涣散缺乏热情的人学会享受生活。

如果是那些比他更顽强的人面对他这种绝望的处境可能多半会疯掉吧，至于朱里安，他更是要崩溃了，但在短时间内，他至少暂时坚持了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上，可是他不愿意惩罚这座城市。不明事理的修士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剧，但皇帝却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再有人牺牲了！”

公元363年，波斯人的一支箭大发慈悲，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异教徒君主来说，这种结局是再好不过了。

如果他活得再长一些，他那份宽容的观念和他对愚蠢的憎恶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不被宽容的人。而如今，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起在他在位的那段时光，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是，面对他这么一个博爱的胸怀，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无穷尽的仇恨。他们大肆宣扬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射死了他，还用心谱写了一篇颂词来歌颂凶手。他们说，就在朱里安倒下之前，他忏悔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基督的权力。他们使用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把四世纪盛行的贬义形容词都派了用场，极力诋毁这个过着苦行僧般简单生活的人，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让他的子民幸福的人。

朱里安被埋葬以后，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说自己是帝国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着手对付反对他们权威的势力，欧洲、亚洲、非洲任何闭塞的角落都不放过。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当政的公元364至378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罗马人向古代的神献祭。于是，异教徒们被剥夺了收入的来源，他们必须另谋生路。

不过与狄奥多西皇帝颁布的法律比，这些规定还算是很温和的，他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只能接受“统一的”或“天主教的”教规，他自己就是天主教的庇护者，天主教应该垄断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人，依旧坚持“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那些继续忠实于“可怕的教义”的人，将为他们恣意妄为的抗拒付出代价，他们不是被驱逐就是被判死刑。

从那时起，古代世界迅速地走向了死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几乎异教徒的庙宇都不复存在了。它们被工程承包人拆毁，砖石用来建新的桥梁、街道、城墙、水利工程，或者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金质和银质神像不是被没收，就是被盗，残存的雕像也被捣成了泥浆。

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憧憬崇拜的地方——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则没有关闭，继续教授古老的哲学，从地中海吸引了当地的大批学生。当亚历山大主教下令关闭它时，教区的修士们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擅自使用死刑，把最后一位柏拉图派的伟大教师希帕蒂亚凌迟处死，把她残破不堪的身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罗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朱庇特的庙宇被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基础——《古罗马神言集》，被烧掉。最后朱庇特神庙成了一片废墟。

高卢，在著名的图尔主教的领导下，古代的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因此，是他下令让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的。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冲上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那么军队就被调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暴乱”。

希腊的毁灭进程进行得较慢一点。但是，到了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取消了。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奥林匹克竞赛（不间断地持续了1170年）停止后，其余的东西毁灭起来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逐一驱逐出境，在查士丁尼皇帝的命令下，雅典的大学被关闭，基金被没收。最后剩下的几各教授丧失了生活来源，只能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收留了他们，允许他们把余生平静地花在玩一种神秘的印度游戏——“象棋”上。

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忌讳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基督徒都憎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了）在成千上万的阁楼、地窖里湮灭，被人遗忘了。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此期间，世界只能靠神学家施舍给它的一点文史资料，聊以果腹。

真是个奇怪的食谱（按医学界的话来讲），而且并不均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仍然被很多问题困扰着。大声叫嚷着，说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伏的，他是异教徒，法律站在基督徒这一边。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宣称亚历山大城的教士阿里乌斯有关基督本性的观点是对的，阿里乌斯的劲敌亚大纳西的观点是错的；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本质不同，只是相似”的问题上吵得面红耳赤；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认为内斯特所说的圣母马利亚只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是正确的；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认为耶稣具有双重性，一为人性，一为神性。这些头脑简单、武器强大的野蛮人虽然支持基督教，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对于他们，不能用诅咒或用永恒的地狱之火去恐吓他们。对待他们，必须婉言相劝，指出错误，仁慈地表达出爱和奉献精神以便把他们带回到羊圈中。必须首先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教义，明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感到，要在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上达成一致，这就产生了著名的会议，称为“全基督教大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条教义包含异端萌芽，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遗址不远处的尼西亚召开，公元56年后，第二届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公元431年，第三届会议在以弗所举行。此后的会议接踵而来，又在君士坦丁堡举行过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公元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举行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觉得虽说皇帝名义上有权召集此类会议（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差旅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的批准就没有效力，可以不执行。

于是，我们现在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方更宜人的地区去了。

有两种人，一直在宽容与专横问题上争吵，一方把宽容奉为人类的最高美德，而另一些人则把宽容斥为道德软弱之表现，对此，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教会的支持者在解释为什么残酷惩治所有异教徒时，推理方式听起来头头是道。

他们是这样说的：“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宣誓忠于教会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效忠教会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以身试法的人将自食恶果。”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千真万确、完全有道理的。

如今，一个牧师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他还可以改信道宗教派，假如他不再相信循道宗制定的教规，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甚至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世界很大，已大开方便之门，随你选择，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说不。

但这是蒸汽机、轮船、火车和充满无限经济机会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要想找一处罗马大主教够不着的地方，很不容易。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正如许多异教徒所做的那样，但旅程遥远，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就像本人和子孙后代遭到永久放逐一样。

最后，如果一个人真心地认为他对基督的看法是对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义只是时间问题，这时候，他又为什么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信徒的还是异端分子，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像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而把对方送上绞架那样，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努力把上帝的实质归纳成公式，也是荒唐可笑的。

但是，自认为正确和不宽容的风气控制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在“我们无法知道谁对谁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一般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人需要聪明绝顶，但是这样的人也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