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

谁是错的

生命的距离：因为这点距离，一个人会成为疯子。另一个呢，永远是好人。

我想，我必须去找一找路先生，向他详详细细的解释清楚。一下午来，我摆不开这件事。我像穿了双挤脚的鞋子，或系了条差不多就快断了的裤带。这樁事就如个影子，即使我不注视，它依然存在。像一根刺签在我心上，老拔不去。太阳照在窗前，一下午了！不，我一离开路先生，一说完那句话，便像雾淹住的山，那么张皇失措。原来我被自己不小心的几句话带到雾里来了。

一个下午我把自己关闭在小楼上。

一个人做错了事再也没法补偿。路先生本是个十足好人，他那么善良的问我好，问我久无消息的弟弟的近况，问我毫不在意自己衰老的父亲半年来的生涯，而我，我是多么恶毒呀，我说了那几句话，更罪过的是，我说完了那几句话时，至少正说那几句话时，还很得意！有什么值得得意？为的是我的讽刺天才还是别的？想想真难受。我向自己说：“不要想吧，傻东西。”可是，不成，只有那么老想着，我好像才可以得救。只有令自己受点苦，才可以减少一点不安。年青人，年青人，就是这么一个心，没办法的事情！

路先生实在是个好人。

他那个白得透明的脸，同样半透明的细长手指，他的柔顺的头发，细致端正的前额，他的手杖，他的帽子，他的外衣，一切凑拢来便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慈祥。每个早晨他的轻呢外衣飘动在公园的柳树绿色小风中，令我想起许多生命成熟的正经人。他一切好，只有左耳下有个樱桃大的小瘤，好像和生命或身分不大调和，悬缀在那个地方。

他那么关心的问我父亲，“他一定很好，乡下的水流使他更平静，平静使他不想写甚么信，春天了，水涨了，没了那个小石阶的最下两级，石级在水里将隐居不少日子，直到秧针发黄。鲤鱼的肚皮已经白了，它们的眼睛也不那么显著了。已经大得会大胆来触动钩上的饵，会舔洗衣人的腿了，他可以看鱼，直到它们游到很远的河里，唵，他会沿着河边，走到开满的蒿花同菜园上，哦，马兰可以吃了，牛啃着芦芽，白蝴蝶打着圈子，蜜蜂呐，多呀，多，他可以在你那个最小的妹妹吃了饭都半点钟了才回家。”

他慢慢的说，简直一沟水似的，春天的溪水，那会完结？不激动不用奢侈的词句，那么温蔼的说下去，我听着，看着他的脸，直到他说：“时候还早，你没有事吧？坐下，谈谈，石凳上，或草地里，年青人，随便一点，不用拘谨害出病来！白鹭，嗳，那个白鹭，——”我忙打断了他，一个字，一个字，丝毫不踟躇的如数把想了半天的句子说出，他才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不待他有开口机会，我扭头便走了。

我走得很快，根本没意识到草摩滑了我的鞋底，自然更不理会他如何处理自己。

我很快，轻飘而又严肃的走了。我说过，我很得意的走了。

他一定呆在那里，摇摇头，点着他的手杖，突然感到衰弱，全身依靠手杖扶他回去。半白的头发，原来梳得很好，一定会被手指搔得乱蓬蓬的。他一定想：年青人，还要革命，这就是“革命”，争的是自己说话动手机会。

他会不知如何走进他的房间里去，若不是那些路已经太熟。

他的外衣垂下了，不再飘扬。

他半天忘记抽烟，直到手捉住烟斗。

他应当会油然而兴叹起：“老了，人老了，甚么都凝固在习惯上。”因此也还找个理由原谅年青人的冒失。

虽然我没有看见，这些全是我设想的。但我可以断定这些小小细微情节，甚么也不会错。我想来这是照例的，一切又都是命定的。

我能不难受么，使这样一个年高有德的父执如此难堪？我说的是甚么话呀，我一时之间真叫鬼迷住了。

我就那么幽闭在小楼中，小楼又幽闭在大树的风雨之声中。我看见一只细腰长脚蜂在檐口椽上营窠，看它飞了来，又飞了去，不知道多少次。

我想，我秉承父亲的遗传，二十几年来都是极良善的。我并不可惜这点良善的本真一朝被那几句傻话给毁了去，我只想，怎么办，使这个长者不怪我，不必因几句傻话见怪，一切还依旧照常，在老年人的梦里，还记起“东床坦腹”的故事。我的几句话也正出于无心！

我上午出去本想买点樱桃的，琳的小几上有个大白盘子，装了千百颗水和唇的味合制的珊瑚珠子，该是多么好看，琳是路先生最小的女儿。但是，我没有买樱桃。我想，不成不成，这一切都完了，鬼教我犯了罪，于是，甚么都完了。一点不祥之感又一直把我送回来，送到这孤寂的小楼上，使我着急发疯。

樱桃在白色大盘子里，她一个一个的吃。甜东西吃得太多了，便泛酸，她忽然皱了皱眉毛，又柔声的笑了，露出两排白牙齿。她穿过一件樱桃色的上衣，走到甚么颜色里都极其鲜明，轮廓决不模糊。她有一把伞，底子颜色也像一盘樱桃。她是因此而喜欢吃樱桃，或因樱桃而挑上这种颜色，我没有问过；但我似乎从此便常惦记这种浑圆的果子。春天一来，我更等着。

看她吃东西就是一种幸福。那是她人格的一部分，身分一部分，像路先生的外衣一样，那么优美。不过不相同的是或使人爱好，或使人尊敬。难道这是我的事？分别这个不同，有甚么意思！

小楼，该死的教育我的小楼啊。

我用左手支住额角，看着肘部，它渐渐瘦了。我的眼睛花了，拿开手，我的眼睛更花了。我怎么办？这时节若有个无线电收音器，上面说：“国货公司毛巾好，爱国的人应该买一条。”也许就救了我。宗教条规或政治信仰在世界上还能发生作用，就是为这种失去主意的心而预备的。

我想抽一支烟，拿起火柴。

暗蓝色和黑色，土红色，干枯或浓得像鼾声的笔触组成的饰画。骑士，狮子，一行图案字，火柴在我的手指间沉思了，不假思索的一画，紫石英一样的火烧在我的手指间，杨木棒上蜡脂翻着沫，我的烟毫无道理地点上了，我的嘴唇不置可否地含住它。浓烟从两个鼻孔里流出来。

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

不行，我的苦痛快超过我的罪恶了，还得去，得去向路先生解释一切，请求他原谅。我需要这点勇气，我一向做事做人很果决，我拉开门，认真的走出去。并且，我还打量要带一包樱桃去，两磅重一包。

一路上，我直温诵我要说的话，又想着我要送琳的那个礼物，在吃那个时也正嚼到我一点过去的生命，过去的梦，我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件事。

我走得很快，比上午还快，以致一气走过六条街，伸手叩路先生的门环时，才知道是到了。可是我没有买好樱桃，我油然记起我从好几家水果店走过，红红的，都有一筐筐樱桃。

但我决不管它了，只要能向路先生解释清楚，樱桃生在树上，或放在筐里，或向一个人口中送去，对于我全是一样的。

路先生见我来了，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我不遑顾别的一切，只觉得他的手更较往日柔滑，也较往日温暖。我一直引他到那个小花园里。

我用力压下感情，平平静静的向他解释自己那点莽撞处。

“今天上午，我心情很不好。夜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用个大棒子打我一顿，又好像用米达尺，完全和我七岁受的处罚一样。他老了没有，打得重不重，我痛不痛，在甚么地方打的，当时有谁在场看见，我一概记不清楚，说不分明。只记得他打了我，梦也只是这么一点，那是一定的完全真的。我醒来又睡着了，这梦还又重复了一次，我很难过。我纳闷的是新做了甚么错事，犯了甚么罪，值得老人家处罚。”

他似乎要说甚么，我用动作止住了他。

“我心里很难过。究竟不知道我为甚么要做这个梦。伯伯知道，父亲一生就打过我一次，在我七岁时，用一个紫檀牙板，我鼻子碰在桌沿上，出了血，嚇得他忙着替我止血，又忙用牛皮糖哄我。这事情一直当成母亲说笑的资料，一直到她死。此后这件事就不复有人提起了。

“我很难受。这个梦自然也莫明其妙，但我的难受无疑是从这里发源的，我很难受，您大概从我的衣裳上便看出来，所以您才拉住我说话，在公园里。”

他以为我的话还很长，似乎纵不说也明白那是甚么，不愿让我说下去。他怕我把难受再上一次色，更难于消漠。他要我坐下来歇歇，我连忙接下去说，还提高了声音。

“我一整天都不知所措，伯伯您不明白，我心乱极了，但不是因为那个梦了。我难受到极点，而您偏偏不断的说我父亲，父亲，父亲！

“我因此看着您，在您身上发现那个不必要的，您的左耳下的那个肉瘤，我说，这是多余的。”

我真是错上加错。我也许想把这几个字轻一点说，含糊一点说。但终于又响亮又清晰的说出。我看看他有甚么反应。他一点都不为此有动于衷。但我不相信，他一定变了一下颜色，很快的，像天上一角扯个小闪。这可不是多余的。我说的话太多了。但怎么办，真正要说的一个字也还没有提起，我应当怎么说下去，就到那个题目上来？

“您那个肉瘤不住的动。我越看，它越动。哦，您原谅我。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厌恶。我的厌恶由此而生，但是像蒲公英的花，开足了便离开根，满天飞。我的厌恶已经脱离原因而散播。我全身都浸在颤抖里。我实在忍不住，才说了那几句话。”

他掏出烟斗，装好烟，抽上了。微笑着说：

“你说了些甚么呢？你实在并没有说甚么呀。”

“我好像说过，你耳朵后的那个东西，在你是多余的。”

“本来是多余的！”

他的眼睛，他的烟，他的花白而柔软的头发，他的手杖，他的飘扬的外衣，一切都似乎在告诉我，他没有说谎。他和我一样，并不特别看重那个肉瘤，尽管相书上称这个东西主寿，还是多余的。我开始觉得脸上发热，喉头微痛，我不知怎么好了。可是我并不窘。在他面前的人决不会受窘。

我实在并没有说甚么错话吗？我是不是这时起始来说几句错话呢？

在柳树的风雨之声中，在蓝天底下，我们一同喝茶，直到天黑。琳知道我来了，不一会便走了来，大盘子里高高堆着好看又好吃的樱桃。我们喝茶，抽烟，吃樱桃，我说了不知多少傻话，算算看，几几乎全说到了。

原来我并不是在路先生面前说错话难过，只是从无机会说一阵子傻话。

实在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也许我有过比这更大的愉快，但不能像今天这样子。——虽然一点隽永深切的悲哀已经像水浸蚀河岸将要扩大开来。

路先生谈起我父亲许多的事，有些我知道得极详细，有些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他谈我们那个村庄，那条河，也是一样。

临了，他跟我说，不要再一个人住在小楼上，最好搬个家，最好搬到他们那里去住，有一间小房子空着，只要装一盏灯就行了。等我想了半天，不知道为甚么要想，好像一定要弄清楚了他说这个话的用意，完全弄清楚了，才能够决定一样。末了，自然说“好”。他似乎还怕我有甚么事情可以带回去做成梦，拍拍我的肩膀，取下烟斗说：“明天我要去割这个瘤。十多年了，以前天天想割，近来似乎懒了下来，不常想了。明天，明天一定要割，舍不得也要想办法割去。你事情不忙，和琳儿陪我去。”

离开了路先生，父女两人也许要把我当个题目，说许久笑话，琳还是一面吃樱桃一面笑。这可不关我的事了。无意中我摸摸我的下巴，摸到一粒小小东西：是粒樱桃核儿，淡黄的隐隐还可以看出一点绿影子，一点遗迹，属于春天的。我的这一粒是琳吐的。她大概看我傻，把吃剩的樱桃核儿，大半吐到我身上脸上，别的都落下去，只这一粒还固执的干沾在下巴上。我简直能记起它们怎样落下去，一粒一粒的落到草窝里。脸上的感觉也一时忘不了。路先生一定明白看到，但他甚么也不说。父女两个都似无意又极有意！

我的心，似乎有个小小抽象的锚抛在抽象的石滩边，泊定了。我开始明白一个人发热时和神经病的关系。

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