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恐惧中的隔离与绝望中的治疗

监视与隔离

隔离令必须由政府签发，它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目的是为了截断传染源，使更多的人免于死亡。尽管隔离通常能有效保护公众不受传染病的危害，但它可能是一件双刃利器，一旦被滥用，它本身也会杀伤人类。

在微生物技术成熟之前，人们对待瘟疫的惟一办法，就是将受难者隔离开，监视他们的生活，让神灵的惩罚减少威严。

中世纪的普遍做法是：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那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者的房子和尸体之间活动的“乌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他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死亡寓意。油画作品。这件作品准确了描绘了处于隔离状态下的人的精神焦虑。画幅中间这位病人正在消毒池中进行例行的消毒程序。紧闭的窗户外面是空寂的院落，另一座肃穆的楼房也体现出隔离的冷寂。隔离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40”，是指14世纪从鼠疫区抵达威尼斯的商人和海员被强制关在圣拉撒路之家观察的天数，在被扣押40天之后，若这些人有鼠疫，则必死无疑，若没有鼠疫，他们自然会活着走出来。

监督不停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机警的监视目光：“一支由可靠的军官和富人指挥的民兵队伍”，在各个出入口、市政厅和各个区进行警戒，以确保民众的服从和长官的绝对权威，“还严防一切混乱、偷盗和勒索”。每个城门设一个观察站，在每个街口设几个哨兵。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在他们可以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在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在城里，人们把瘟疫特别猖獗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隔离区的居民在心理上会蒙上恐惧的阴影，指望从彩色花窗里窥见自由的天堂。他们从来没意识到天堂离他们这样近，它就在旁边那未被隔离的区域里。反过来，未被隔离的人一想到被隔离者比自己还不自由，内心里会燃起一线生机，这有助于在瘟疫时期调节自己的心理。

这种监视建立在一种不断的登记体制的基础上：里长向区长报告，区长向市长报告。从“锁门”之时起，每个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个确定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被登记注册。不得拜访病人。这是为了“防止有人背着市政长官隐藏传染病人或与这种病人打交道”。病情记录应该不断地汇总。每个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经过当局，经过他们所做的记录和决定。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锁孔封好后，点燃香料。

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视、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

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当肉体混杂在一起时，瘟疫就得以传播。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淫无度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与此截然相反的关于瘟疫的政治梦想：瘟疫期间不是集体的狂欢节，而是严格的隔离；非但法律没有遭到践踏，相反，通过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对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位置、“真实”肉体、“真实”病情的排定。

一般情况下，人一旦处于隔离状态，时光就停止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干，静候着死神的到来，并且以为死神就在旁边跳着不祥的舞步。如果有人愿意倾听被隔离者说话，他们就大声倾诉自己的愤怒或恐惧，于是愿意倾听者便越来越少了。整个隔离营就会处于一种默不作声的可疑的静寂状态。几乎每个被隔离的人都是目光呆滞的。由于老是想到死，他们很容易丧失思考能力，丧失思考的兴趣，死神的幻觉因而会越来越清晰。

如果说，麻风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隔绝”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麻风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和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和连接。一方面是大隔绝，另一方面是规训。一方面是麻风病人及对他的隔离，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对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记，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风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为了使权利和法律能够完全按照理论运作，法学家陷于关于自然状态的想象；为了看到完美的纪律发挥作用的情况，统治者设想了瘟疫状态。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正如被切断一切与人的接触的麻风病人的意象，构成各种排斥方案的基础。

在基督教国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施行了隔离，接下来就是依圣经的训令处理麻风病人。第一个对来访船只实行隔离的是意大利的拉古萨，那是在1465年，接着是1485年的威尼斯，在随后的世纪，在地中海，隔离最终慢慢成了很平常的事。要求船只在一处孤绝之地抛锚停留40天，不许一个人上岸。不幸地是，孤绝的可以停泊之地并不常有，该项规则不能贯彻始终，而老鼠们带着它们的跳蚤，完全能游上岸来。在中世纪“大死亡”期间，被吓坏的公民偶尔会自己执行一种更为粗暴的隔离：他们简单地把染病者的家门钉起来，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这件后现代美术作品，很准确地描绘了死神借时尚的名义如何与隔离者玩恐怖游戏的状态。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很容易进入突然的静止状态，从而在一个高难度动作中让身体变得僵硬，恍若死神真的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