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沈曾植的西北史地学看清末民初的学术变局

整个晚清学术的变局，是以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发轫的。这一潮流的涌动，不仅重新激发起今文经学的活力，也促使一批学者走出单纯考据之路，开始自觉追求清初顾炎武等考证学的精神境界，徐松、张穆、何秋涛和沈垚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沈曾植的西北史地研究，正是对该派传统的继承。

如1880年，正当曾纪泽赴俄谈判修约引起朝野瞩目之际，沈氏在参与会试的第五策“答问北徼事”中，钩稽诸史，历考汉唐元以来西北边疆沿革和中央朝廷对该地区的行政管辖制度。中法战争时期，他又考证了历史上云南通安南（今越南）的水道，谓法国人所称之“红水河路”，“世言此道开自元人，不知伏波（东汉马援）已尝言此矣。然后世皆由陆路，而伏波议从水道，以知此江实可通舟。中国人不能通古今水道，遂使胡人先我著鞭，可叹也”。这类考证，看似谈学术，其实都带有对时事的关怀意识。应当说，这也是促使他此期学术上倾向进步的重要原因。

戊戌变法前后，沈的思想经历了一番风云跌宕的起伏。作为翁同龢系的“帝党”京官，他一度政治上倾向维新改良，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并积极参与组织强学会。1898年3月，他丁忧扶柩南下之际，目睹维新思潮日趋高涨的同时，清廷内部新旧势力的冲突却在不断加剧，预见一场政治争斗已不可避免，不免忧心忡忡，谓“中朝党论，疑忌方多，病状益深”，变法前途莫测，深恐康有为举事轻躁而致败，临行前特致以短函，劝其一读《唐顺宗实录》，注意吸取唐王叔文等“永贞革新”失败的教训。变法失败后，当他得知刑部同僚刘光第不幸罹难，不禁悲从中来，作《野哭》诗五首哀之，其四云：“草草投东市，冥冥望北辰。并无书牍语，虚怀解环人。天地微生苦，山河末劫真。一哀终断绝，千古为酸辛。”并为刘之被杀鸣冤，称“烈士宁忘死，难甘此日名”，“精爽虹应贯，虚无狱会明”。由于此时翁同龢先已开缺回籍，其余“帝党”人士亦各自散去，他本人则应张之洞聘，在其幕下任事，政治上遂日益靠向以张为代表的后期洋务派。在他看来，“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疾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戊戌之败，本原在此。以今日国势言之，譬之病后形神尩瘠，而又欲治其痈疽。痈疽不免刺割，刺割不免痛楚……贸然以毒剂腐药进，则病未愈而宛转号叫以毙者不知凡几矣。官府积弊，官吏积习，大痈疽也；变法，大刺割也。事失故业，官失定位，旧德亡，先畴改，隐心以言之，不得谓非天下一大痛楚也。故尝谓开新与守旧二说，不必并提；兴利与除弊两事，不可并进。新既开，不忧旧不去；利既兴，不忧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嚣嚣然日以诟谇之声闻天下，人慝其情，而争心并起，则无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这是他对戊戌变法失败教训的总结。他认为改良图新之道固不可弃，但举事应缓而稳，其法在于反复酝酿，征得新旧各派的共识，然后方可议行，甚至说：“勇变政者，才士也；惮变法者，不可谓非国家服教畏神、奉公守法之良士也。新政究非王道，异趣者又不可曰邪人……不得已而思调剂之，莫若仍守差遣、员缺之常，以差遣任新人，以员缺安旧人，新者有显荣之实，旧者不必靳其廉退之名。但使一切皆有章程，彼旧者何必不乐奉周旋？”指望在不损及旧势力的条件下推行某些新政，以减少阻力。可见经此事变后，沈的革新观已变得相当迂缓拘谨。辛亥革命后，沈曾植成为著名的亡清遗老，1917年更参与张勋复辟，政治上已完全堕为时代的落伍者。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氏此期的学术却并未与其政治上的落伍完全形成同步，而是依然表现出一种关注新材料和新问题的积极“预流”姿态。这一点，与罗振玉、王国维堪称同调。个中原因，颇值得探讨。

如前所说，沈曾植前期的活动，基本上可归入晚清经世学者的阵营。当维新思潮兴起之际，他确曾真心倾向过政治改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自非一般头脑闭塞之旧文人可比——即使与康、梁不属同一层次，至少也是接近“立宪派”一流的。而从学术上看，他一向关注的西北史地学，原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即从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个西北边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包括西北、西南陆路和南海交通史）和中亚西亚一带的古地理、民族和语言等研究。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既与近代以来国家边防和外交危机的刺激有关，也是日趋兴盛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冲击的结果。沈氏从1890年起，长期在清总理衙门兼职，不仅与外交事务多所接触，对国外学术信息的了解也较常人为多，故得以较早获得“和林三唐碑”印本，并通过外交使节洪钧等知悉国外蒙古史研究的某些状况。以后，又与东西方汉学家内藤湖南、藤田丰八、伯希和等相交往，对该领域的前沿渐有所把握，以致很早就产生了欲在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中“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并“参证吾国史书”，以研究成果“贡诸世界”愿望，并为此搜罗了不少俄、日文书籍。加之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蒙古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问，本来就是较早注意利用国外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一个领域，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都不能不对沈氏的学术眼光产生影响而使其表现出一定的开放特性。

这种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养成的比较开放和开阔的视野，使其对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往往保持着相当的敏感，以致在晚年政治思想落伍时依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1911年初，当国内不少学者仍对出土甲骨文抱怀疑态度时，他读竟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即驰书于罗，谓：“大著三篇，尽一日夜之力竟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金石学家忽腾异彩。公自今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矣，可贺可贺……安阳甲骨拓本，亟愿得之，多多益善，公所藏能应我求否？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示，此事让公先著鞭。读公书，钦且妒也。赏析之欢，京外殆无第二处。”后得知罗振玉拟撰《殷虚书契后编》，又致函深表关切，谓：“《书契后编》于吾国文明史上发一殊彩，亟思快睹，不知出书时能见示一部乎？”对于刚发现不久的敦煌文物，他同样十分看重其价值，特致函罗振玉谓：“英法敦煌古物，此亦吾国文明资料，必不可不设法者，然必非私人事力资格所能胜，已作书告汪伯唐（大燮），如何办法，需款若干，公能行否，请详细规划，作一文见告为盼。余年无几，即如愿亦未必能观成，姑作此百年调，亦妄心之未退者也。”并高度评价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对该领域研究所做的开创性贡献，称赞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云：“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对罗、王两人合著的《流沙坠简》，尤表欣赏。

上述现象表明，人文学术与政治虽存在着相当关系，但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盖其发展的内在要素和机理并非同构，落实到具体个人，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清末民初学术界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身上这种学术前沿性与政治保守观并存造成的明显反差，自然与当时剧烈的社会动荡有关，但此事也提醒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沈曾植的治学方法，同样带有清末民初学术变局的时代交替痕迹。他的学术，主要自然是对乾嘉特别是道咸间张、何、沈等考据学的继承。这突出地反映在其对传统音韵训诂和校勘等朴学方法的熟练运用上。这点，在前文已有相当反映，这里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典型的例证。沈氏对音韵学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说他“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在西北地理研究中，不少资料的阅读运用存在因古代语言转译造成的疑难。在不懂外文或古代民族语言的情况下，对音法确给他的史实考证提供了很大帮助。如《续文献通考》记明代蒙古地方元裔部落分布情况时提到“东有罔留、罕哈、尔嗔三部”，与《明史》及《蒙古源流》有异。沈氏详审其读音，指出：“东方之罔留三部即明人所谓‘三卫’。《武备志》：鞑靼译语泰宁卫曰往流，福余卫曰我著，朵颜卫曰五两暗。罔留者，往流之对音，即泰宁之蒙语；罕哈者，即五两暗，为兀良哈之对音；尔嗔者，我著之对音，即朵颜、福余之蒙语也……明人统三卫皆谓之兀良哈，而中分三种，此则他书所不详。”类似的考证，在涉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名、族名、人名辨析时颇多，虽不必都中，但仍给读者很大的启发。

在运用校勘学整理史地文献方面，沈氏更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有些发现，迄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如《诸蕃志》中有“中理”一条，叙事过简，为书中最短条目。且“中理”作为国名，不仅未见同书他条涉及，亦不见他书记载，历来注家多疑其有脱文，却不得其解。沈氏运用他校和理校之法，通过核对《事林广记》有关记载，提出此“中理”一条原书本无，乃从书中“勿拔”条误分而来，故应削去“中理”一目，将此两字紧接前条正文，以恢复原书面貌，说：“《事林广记》录‘勿拔’事，乳香、飞禽、打鱼、龙涎大略相同，前‘大食’国条中，‘勿拔’直接‘甕蛮’，亦无‘中理’之目。盖抄胥误析一国为二条。当削去‘中理’国，以‘为事中理’为句乃合。”这条校语为解决此疑案提供了相当有说服力的意见，值得今人参考。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沈曾植的史学观念和方法虽具有相当浓厚的传统色彩，但也开始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如《元朝秘史》记蒙古族祖先为狼鹿相配而生，对此，沈氏认为：“狼鹿相配，蒙古后人亦自讳之，故《（蒙古）源流》不用此说也。俞浩谓蒙古本唐世室韦蒙瓦部种族，当属东胡。今据狼种推之，又当与突厥高车同种矣。域内之国各有所尊，中国尊龙，天竺尊牛，北狄尊狼，皆非倮虫之类，各以所敬畏者为神明，因尊所以敬畏之人为神明之胤，北俗言狼种，正当犹中国龙种耳。此嗤鄙隐讳均陋识也。”这种看法，显然已受到近代民族学有关原始部落氏族图腾制学说的影响。

又如在解释《圣武亲征录》中“拜答剌边只儿”地名时，沈氏联系沙漠地带的自然变化现象说：“蒙古语河身曰别竭儿，《三史语译》改巴齐儿。此‘边只儿’《秘史》作巴勒赤儿，即别竭儿、巴齐儿之异文也。漠北之河时涨涸，故有拜答剌河身之称。又案‘拜答剌’，《秘史》作巴亦答剌，今拜达里克河。”在《岛夷志略广证》“北溜”的考证中，他还注意从海洋季风、水流方向变化去分析古代海舟航经地和泊船处。这里，已多少反映出其自觉运用有限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考察地理现象的用意。

此外，在研究中，沈氏还试图用语言比较的方法去探求古代民族族源。如指出，蒙语与东胡后裔鲜卑族语的关系密切：“《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云云，以《至元译语》证之，胡洛真即蒙语出军人曰巢剌赤之‘巢剌赤’；乞万真即蒙语通事曰乞里马赤之‘乞里马赤’；守门人曰可薄真，即蒙语把门曰匣儿甲赤之‘匣儿甲赤’；诸州乘驿人曰咸真，即蒙语使臣曰宴赤之‘宴赤’。惟台使为拂竹真，与蒙语谓宣差为‘达鲁花赤’不合……准此推之，鲜卑语殆与蒙古语相去无几。”关于蒙古族源问题，目前争论尚多，但多数学者认为与鲜卑等东胡民族关系较密，其依据正是通过对其历史活动区域和语言比较方法来求得的。

自然，沈曾植运用对音等方法对古代中外地名和人名史迹的考证不免存在一些误判，其吸取近代科学知识和观念治史亦处于较浅的层次。但如果将他的学术放到整个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向现代转型的初期形态去看待，对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便能多一份同情与理解了。

沈曾植知识渊博、学术精湛，年轻时已得到诸多名家如李慈铭、李文田、洪钧、文廷式、张之洞的推崇。进入民国后，同辈学者大多去世，使之一度成为清学硕果仅存的“鲁殿灵光”式的人物，受到东西学者的瞩目。王国维至称其不但精于经史，且“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不及……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

王氏本人治学，就曾得益于沈。其《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即因沈的启发写成。至其后期的蒙古史和西北史地研究，也与受到沈的影响有关。还在1914年，沈氏就在致罗振玉的函中向王建议：“静庵故尚有意乎？若条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尔后王之世系，若月支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故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王国维随即复函称：“大抵吾国史籍可得与外国史书参证者，惟元代以后确有大补益处，隋唐以前裨补实少……如匈奴与大月氏分布西域情形，西人议论虽多，恐不过据吾国史书上数语与近来所得地理上、古物上之材料，以声音相比附而已。此外根本材料亦复不多。先生半生探索，必有精思卓说足以指导世界。”并表示：“国维于西域史事，隋唐以后实未研习，其于西人之说亦未尝寓目。兹事体未敢引为己任。惟写官之役，所不敢辞。”这些话，虽态度谦抑，却已表露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之意。1916年归国后，居于沪上，与沈氏过从甚密，曾手抄其所撰《穆天子传书后》与《和林三唐碑跋》细加研读，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和《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等。其中《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作于1925年冬，认为月氏即《穆天子传》中之“禺知”，其部周末居雁门之北、黄河之东，秦汉间居敦煌祁连间。汉文帝四年（前176）为匈奴所败，乃西居且末、于阗间，后复西击大夏而臣之。这些看法，显然是对沈氏《穆天子传书后》的进一步发挥。1979年，徐中舒发表《夏史初曙》一文，继续对此有所探索，基本认可沈、王的看法，认为：“汤灭夏后，虞夏两族相继西迁，夏称大夏，虞称西虞。虞夏原是古代两个联盟部族，夏之天下，授自有虞。夏既灭亡，虞亦不能幸存，所以他们只能向同一个方向逃亡……秦始皇琅邪刻石说秦王朝疆域‘北过大夏’（《吕氏春秋·古乐》也说‘北过大夏’），这是秦时大夏尚留居中国北方最有力的说明，而这里也正是匈奴之所在。西虞也是有虞氏由中国北境西迁以后之称。”并指出，《穆传》之“禺知”即月氏，实为古代有虞氏之后。足见沈说影响之深远。

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中对穆王西征路线的探究，对后人也有相当启迪。当代史家岑仲勉的《〈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即引沈文中的相关观点，以为“去事实不远”，并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中说整个《穆传》的地理比定，外人未有尝试，我国学者则说各不同，就中以沈曾植吉里吉思高原说为最稳，惜语过简略。此篇通过古今地之比定，证明沈说大致不错。

如此看来，沈曾植的史学，不但在我国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上具有上承清学、下开新域的意义，也反映出清末民初学术变局的某些时代趋势和特点。这正是我们讨论其史学的学术史意义所在。

（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