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缘起

戊戌变法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发起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其失败后的三年内,中国人民又遭受了八国联军的侵辱,清政府再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势日危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继续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步萌发。—些要求进步或革命的学者,深感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封建的旧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都想试着探索“新文化”之道。于是“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出现了一股求“新”的思潮。这在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历史教学也随着改革的时代潮流,被提到重要的地位。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在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理论指导下,把政治改革的一般要求,提到了行动的日程上来。

在教育领域,他们引西方教育制度为鉴,看到本国以往空谈辞章之学及以八股试士所带来的弊端,纷纷上奏折,请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借以“启民智”“兴民力”,达到教育救国的补救办法。在康、梁等维新之士的敦促下,光绪帝下诏:改试策论,省府县书院改为学堂。于是地方官绅“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

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亦相应得到改革。当时学堂的“一切规制取法泰西,学科课程虽有损益,然大致无甚差异”(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序》)。课程最多为七门:一经学,二史学,三格致学,四政治学,五兵学,六农学,七工学。因“泰西普通学科首重舆地历史”(同上),所以史学一门在其中居重要地位。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于是,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通过学堂设立和学制改革,一些学者纷纷着手编写历史教科书,以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这样,陆续产生了一批不同于旧史的新体历史教科书。其来源,一为官编教科书,一为学堂自编讲义,一为私家编纂之课本及官方、私家译本。其种类,单就中国史范围而言,有中国古代史、清史及自古至清的中国通史,亦有《扬州历史教科书》《广西乡土历史教科书》等乡土历史教材,别有《蒙学历史舆地歌诀》《蒙学史论课本》等蒙童习咏之通俗读本,以及《中国史研究法》等辅助教材。储丙鹑在《掌故时务教科书》的“教科书缘起”一节中所谈:“学堂渐兴,而教科书亦风起潮涌,或译本,或著作,各擅所长。”即反映了历史教科书盛行的局面。可见,历史教科书是随着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为适应新兴学校和社会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