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迫于“外患”的兵法史著作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内外战事频仍，清政府出于“剿贼”和“御侮”的当务之急，以练兵为“第一大政”，企图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军队，来达到强兵治国的目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非常重视兵学，并注意译介刊印西方近代的军事著作，如当时刊印的《防海新论》和《临阵管见》等英、德译著，还是洋务用军必读之书。特别是甲午战败，使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清廷迫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压力，不得不故伎重演，再次推行“富国强兵之计”。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统治集团，一面重弹治国以强兵为本的洋务派老调，一面采用西法，广设文武学堂，从“育材兴学”做起。张之洞在奏设湖北武备学堂时说：“当此时势多艰，亟宜开设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作士气。查近时外洋各国，于兵事讲求日精……盖兵事为国之大政。”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专节论述兵学，并在《书目答问》中特别开出兵家目录，列为士人必读之书。他还编有《西洋兵书十种》。张之洞照学堂办法整顿书院时，提出增设兵法课程，讲授中外兵史。这些措施得到洋务派知识分子的拥护，如廖寿丰立即参照西法，辑出《武备新书十种》，两湖译书堂编《中西武备新书》，徐建寅1898年编出《兵学新书》，“集近时兵学之大成”，“上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自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军事者，无不绘图系说”。他认为，对付外患，“非兵威不足以慑强暴”，“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社会上的强兵讲武活动，包括兵法史研究由此迅即兴起。

兵史是历史学科中门类较细的专史，西方史界向来重视，各世纪每有一战事，即有一时著名之史。近世西人设武备学堂，战史一门必列为专修课，日本亦仿行之，“通国之人竞为此学，刊行战史岁有所增”。中国有关兵事战史虽不多见，但散见于《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中的兵事兵法记载甚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虽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但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叙述最详，故《书目答问》将此书列入兵家。魏源《圣武记》记清开国至道光初年用兵本末，“其涉兵事”，堪称专述清朝武功的历史著作。至于独立编兵史者，是在近代开端的。太平天国时期，清廷由于对内镇压的需要，首出《兵法集鉴》之类的书，湘军将领胡林翼为了和太平军作战，录取《左传》《通鉴》中的兵谋兵事，辑成《读史兵略》，以教将才。甲午战后，国家外交内治，兵事亟须讲求，张之洞认为兵法之学，体大思精，应于学堂增设的兵法一门课程中分为三类，第一就是兵法史略学，“讲求历代史鉴，兵事方略”。从而形成了一批从战略角度总结古代战争历史经验的著作。1900年，胡林翼自宋至明尚未刊行的《读史兵略续编》十卷出版。以后续作者不乏其人，光绪间又出《续读史兵略》若干种。其他如陈龙昌1897年著《中西兵略指掌》二十四卷，采曾国藩、左宗棠营阵诸说，择外洋兵书之切实有裨军务者，合中西而编之。而中国近代真正的兵法史代表作，应首推陈庆年的《兵法史略学》。

陈庆年时在两湖书院讲授史学，受张之洞之聘，任兵法史略学课程教习，先后讲授中外兵史。他深受洋务派“富国强兵”论和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认为“敌患既迫”，唯有“专意练兵”，“泰西强国，兵之得力，全在以兵为学者之事，非小人之事”。因有感于当时“求其洞悉一时局势，言之关今日鉴戒者，尚无其书”。故怀着迫切的救世之志，愤而撰著《兵法史略学》，于1899年由两湖书院正学堂印行。是书识古义，考近事，“欲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主要论述春秋时局及战势兵事，间或参以中外近事，以见世变。正如陈庆年在序中所说：“著明前验，参会时局”，“期于今日有所鉴戒”。因此，全书充满了洋务派意识的御侮图强经世色彩。

《兵法史略学》首先分析了春秋五霸的战势大局，认为春秋以兵争强弱，弱于兵者往往为强者所龁，强者欲争诸侯，其势不能不治兵备。如《左传》数载正反事例：莒不设备而败于楚，鲜虞不修备而败于晋，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泌，泌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管仲破废兵之说，加强兵备，变更军制，增强了国力，数年之内，齐国国富兵强，在春秋初期获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地位；而越之所以谋吴者百端，要而言之，知备而已。由此说明战备为兵家一大要义。陈庆年通过论证春秋诸兵事，并联系时局，得出了“唯持战备”可以待敌的结论。然而，他进一步指出“国之强弱问之武备犹末也，君心之奢俭其本根矣”。“国之强也，兵为之；兵之强也，政为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其时美国陆军常备军不过二万五千，但其内政诚修，兵虽少而谁敢侮之。相反，土耳其陆军时有三十五万之众，也无救于国之分裂。而大凡春秋成霸业者，治兵必先修政，治国治道莫如理财抚民。齐国管子之治国深知理财为富国强民之本，凡一民之食必问其有几年，城粟军粮必问其可行几年，而春秋兵饷首先是为了抚民。若反其道而行之，卫懿好鹤而国灭于狄，晋平筑宫而诸侯皆贰，秦政外灭六国拒北胡而内侈阿房骊山，汉武外走匈奴通西夷而内侈柏梁建章，唐元（玄）外扩受降争六诏而内侈华清，宋徽外图燕云县峒夷而内侈艮岳等等，均使民怨于内，敌伺于外，造成祸一发而无可收拾的恶果。陈庆年还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上，大谈湘军首领胡林翼、左宗棠治兵以春秋为鉴，行之以俭而训之以勤，卒能和太军作战的事迹，由此引发“内治强然后能外攘，政失于内而威立外者，自古以来未之有也”的洋务派论调。

其次，《兵法史略学》大量引述孙子、管子等兵家要论，以示练兵必先明地图、利兵器。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有图九卷，明确“地形者兵之助也”的功用。《管子·地图》篇曰：“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管子还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俴者同实”。陈庆年认为，明图利器之兵法不仅古已有之，同样为今日军队作战不可须臾而离，如德国、英国均有《地势学》《行军测绘》等图说专著，陆军自将而兵无人不解绘图，军队所至，测绘致详。俄土之役，发给亚洲俄兵地图二万，发给欧洲俄兵地图十二万，其重地图如此可想而知。国内的湘军、淮军改练洋操，训练新式军队时，也认识到了图籍的重要性。曾国藩曾以图学诏告期勉于友朋之参戎事者，是诚明于图之益军也。他甚至认为曾国藩、胡林翼剿灭太平军就是得益于紫荆山浔州二图。陈庆年在叙述清朝统治者从外国购置洋枪洋炮，装备旧有军队这一重要洋务活动后说“器必良国乃强，器不坚国难全”，仍然坚持他的“炮利说”。可见，洋务派的“唯武器论”直到甲午战争后余毒犹存。

再次，《兵法史略学》总结了春秋战势的各种兵法，以鉴往训今。如春秋时每有战事，即以爱国明耻激励军队，“知爱国而后以负国为至羞，兵之能战其由此矣”。越国勾践知耻而复仇遂灭吴即为此例。春秋时“君臣皆勉于战”，“士民皆能助战”，“皆能竭力致死以救宗国之危”，鼓舞士气是辅战应用的重要手段之一。陈庆年还指出，春秋兵法中用众兵壮声势、先发制人等都是可取的战术，在当今中外战事中曾得到成功的运用。如欧罗巴各国军营调度势均力敌，而得胜之机专恃先着，普法战争因德军征调神速，法国兵备久驰，诸事皆落后，故大为德所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我军犹恃未与宣战，静守勿动，而敌军却出我不意，先发制人，致使我方措手不及，遭受损失。又如胡林翼率领湘军作战，也极力赞成春秋用众兵的战术。陈庆年因此认为，洋务派用洋法操练军队，大练兵士，并不意味着削减兵力，“兵务去冗，非务少也”，“其练兵之事，若苦于兵之冗而遂减省其兵备为苟安之策，此与自居于弱藩何以异哉”。另外，《兵法史略学》还论述了“春秋外交之重”“春秋与国之盟会”“春秋外人之构祸”等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专题，引古筹今，启迪时人。

陈庆年的《兵法史略学》采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法，以接近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形式编成，因事立题，分篇综论，适应了新式学堂教学课程变革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史书体裁的突破。《兵法史略学》的编纂体例也不同于一般兵家抄撮成书的资料汇编，而是一家撰述之作。凡例阐明兵法必立史略学之意，“欲明兵法先明方略，欲明方略先明史事”，“兵史所重，重在即史事以专求方略”。因此，全书置兵事于历史大势之中，每叙一事必交代其前因后果，克服了胡林翼《读史兵略》从史书中段摘句录，情事原委猝难尽明的弊病。凡例规定，欲明一朝之战事，先明一朝之时局；凡授某朝兵史，必先讲某朝之时局。“时局先明，始能外观内戒，深识祸原，疏通知远，以持世变。博求战术，犹是后事。若世界先不识，尚何言待敌乎”。凡例还强调，兵略以地理为要，“兵事地理必相为经纬而后可以言知略”。凡遇有地名必注今释，以此贵实形之说，为兵法历史教科书开了先河。

由于陈庆年的《兵法史略学》是直接为洋务派政治服务的，因而书成之后首先受到洋务派人士的普遍赞赏。张之洞、端方、梁鼎芬等谓此书切时势有实用，甚至推为古来兵家未有之书。是书一经刊印，当时即传遍鄂省，以后流传之广殆遍全国。这一时期的兵法史研究，是洋务派“强兵治国”论在史学上的反映，因而促进中国近代史学向多样化发展。

（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