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三种旧时流行的蒙学读物，习称“三、百、千”。

《三字经》的作者，明清人多指为南宋名儒王应麟，也有宋人区适、明人黎贞等说，但都是出于传闻，并无实在的证据。《三字经》中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后，获得全面的尊崇和推行，已是进入元代的事。而《三字经》又有鼓励仕进的内容，故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说明《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今本《三字经》还有对明清历史的简述，则是历代增补的结果。

《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陆游《秋日郊居》诗“授罢村书闭门睡”句下自注：“《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南宋学者王明清还对《百家姓》进行考证，认为赵指赵宋，钱指吴越，孙为钱俶正妃，李为南唐李氏，周、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故“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玉照新志》）。我们看百家姓所收哈、爱等姓，都是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可知王氏所言不为无据。吴越钱氏在宋太祖开国后即入贡，至太平兴国二年（977）率土归降（时李氏新亡不久），《百家姓》可能即成于这一时期。

“三、百、千”中唯一可知作者与撰作时期的是《千字文》，系南朝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它的撰作，相传还有一段故事：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唐李绰《尚书故实》）

《千字文》中，除了“潔”字两见外，其余都无重复。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韵文，而且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确实令人称绝。难怪它风行历久，以至其字序被广泛用作坊里屋舍、簿册卷宗的编号。

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三、百、千”各有所长：《三字经》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百家姓》常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转有致。而一旦配合使用，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所谓“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明吕坤《社学要略》）。所以千百年来，家弦户诵，几于无人不晓。历代以来，“三、百、千”的改续本、仿写本，不下百余种，有的还是用方言、满蒙文字以至日语、梵语所写成；同时，各种释音、释义的注解本也层出不穷。“三、百、千”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本书所辑入者计有：

一、《三字经注解备要》 原署“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岳门朗轩氏较正，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上元紫巢氏重较”，似成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注者以“袖里《通鉴纲目》”自许，而行文多有挦撦黄继善《史学提要》之处。对名物的解释更是诸家杂糅，且时见窳误、脱漏，反映出西学东渐时期蒙书守旧陋闻的一面。

二、《重订三字经》 章太炎订定。这是章氏以提倡“国粹”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之一，但弁首的《题辞》对《三字经》作了较为全面和公允的评价，所进行的修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对《三字经》的新要求，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百家姓》 依康熙《御制百家姓》例，保留了有关姓氏的郡望。郡望为望族的郡属，起于魏晋，门阀士庶观念影响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之可备检索。

四、《千字文释义》 原署“汪啸尹先生纂辑 孙谦益先生参注”。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记载毛纶（声山）六十岁时汪啸尹有祝嘏诗，可知汪为清初时人。然《千字文》已经编定，又何需清人“纂辑”？观“啸尹”为字号，而“谦益”更像实名，并存不伦。因疑此孙谦益或即曾为《欧阳修集》作解的宋代注家，汪氏所纂辑者当为宋人所作的《释义》。从隋代起即出现了《千字文》的种种释本，以此书为较胜。当然，其注释也未能尽脱腐儒的窠臼。

“三、百、千”是迄今完整保存的产生最早、使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蒙书。自从它们出现后，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三、百、千”的这种稳定性和适应性，固然由它的形式与思想内容所决定，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惰性。一方面，介绍三种传统的启蒙读物，另一方面，为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一份参考资料，这便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