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齐梁文学与《文选序》的不同评价

清代朴学的兴起，在文学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流派的大师，熟悉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对文字、声韵又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于作文时，也就容易走上骈文的路子。因为骈文作者首先要在典故和声韵方面有深厚的功夫。

朴学家中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骈文作者。阮元等人，自不必说，其他如孔广森、汪中、洪亮吉、李兆洛、凌廷堪等人，都是著名的骈文作者。他们也并不绝对排斥散文，例如汪中，就是以骈为主，而又骈散兼行的著名作家。他的成就，一直为后来的骈文作者所推崇。

季刚先生也极为推崇汪中的学术水平和创作水平。民国初年，当他一度出任直隶都督府秘书长时，曾于津沽逆旅间见有署名王蕙纫之题壁诗十首，内二首有云：“城上清笳送晓寒，又随征毂去长安。当年娇养深闺里，那识人间行路难。”“北来辛苦别慈帏，日日长途泪独挥。自恨柔躯无羽翼，不能随雁向南飞。”季刚先生问知为北里中人所作，顿起天涯同病之感，遂题诗于后曰：“戎幕栖迟杜牧之，愁来长咏杜秋诗。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簪笔何殊挟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文才远愧汪容甫，也拟摛辞吊守真。”这是因为季刚先生早年生活颇为艰辛，后以朴学名家，而又寝馈六朝文学，主张骈散兼行，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相通而引起共鸣的地方。汪中作《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所谓“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更能触动景况相同者的心弦。季刚先生随后弃政从学，这首诗中已可见其端倪。

汪中与阮元关系深切，乃是扬州学派中的知名人物。王引之《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章太炎《菿汉微言》曰：“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可以说，汪中是《文选》派和朴学派心目中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的一位理想人物。

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中说：“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导源徐、庾；即穀人(吴锡麒)、轩(孔广森)、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说明清代骈文作者取得的成就，与继存六朝文学的传统有关：即使是其中的突出人物如汪中等人，也与六朝文学有很深的渊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归为八类。其中“新奇”、“轻靡”二类，刘氏下定义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渺附俗者也。”这些评语是褒是贬，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季刚先生在《札记》中加以阐释，“新奇”下曰：“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潘岳《射雉赋》、颜延之《曲水诗序》之流是也。”“轻靡”下曰：“辞须茜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珪《北山移文》之流是也。”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否合适，可以商讨，但从他对这两种风格的解释而言，则是以为“八体”之间无高下之分，都是刘氏心目中的美文。显然，这两种风格的文章突出地反映了齐梁文学的特点，季刚先生加以肯定，说明他在衡文时也不废齐、梁。

季刚先生的这种见解，近于刘师培而远于章太炎。章氏在《与邓实书》中说：“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澹雅之风，于兹沫矣。”因为他重澹雅之文，所以推重魏晋而鄙薄齐、梁，对于那些“危侧趣诡”、“缥渺附俗”之作，自然极力排斥的了。

二人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发生差异，还反映在对《文选序》有不同的看法上。萧统编集《文选》，作序说明去取原则，并且表明了文学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不用说，《文选》派的创立宗派，也是把这篇《序》文作为理论根据的。季刚先生认为：“学文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2]他在《文选序》中“若夫姬公之籍”至“杂而集之”句上批曰：“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理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论文’一书，皆其翼卫也。”[3]可见其对此文的珍重。章太炎的看法可就不同了，他在《文学总略》中说：“《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就是从局外人的立场来看，章氏的立论也未免过于“率易”。怎么可以把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总集，编选者阐明要旨的一篇重要文字，视为草率着墨的杂乱之作呢?季刚先生在这些地方不采师说，是有道理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确是不可不认真地去钻研一下《文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