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人类的战士

（一）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中国代表茅盾先生提议，举行十九世纪法兰西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今天世界每一角落都在庆祝着中国的新生，而美帝国主义者霸占中国的台湾，以最无赖的恶汉冒险姿态侵入朝鲜，出卖祖先所宝贵的天理良心，使用细菌病毒武器，蔑弃国际公约，“蓄意毁灭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全部或一部分”，假定反对战争、屠杀与暴行的雨果还活着，一定会不顾一切，吹起诗人的号角，讨伐血腥的罪行：

“你要是吠，雷呀，

“我就吼。”

一八四九年，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军队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恢复罗马教皇的职权，出卖了法兰西的共和民主精神，雨果虽说一向支持总统路易·拿破仑，但还是和他分道扬镳了。一八六三年，波兰人起义，企图重建自己的祖国，亡命海外的俄罗斯革命家赫尔岑，请求雨果发表宣言，予以鼓舞，他立即接受。他为意大利的革命领袖募集基金。他热烈赞助克赖特（Crète）人反抗土耳其的压迫，西班牙人建立共和国的奋斗与中美各国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战争。他无形中成了革命党共和派国际活动的一根精神支柱。一八六二年，法兰西殖民地的军队无故侵入墨西哥中部，雨果回答墨西哥人民的呼吁：“不是法兰西同你们作战，是帝国……勇敢的墨西哥人们，抵抗罢……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深为感动的墨西哥人在报上骄傲地指出这一巨大的差别：“最好的法兰西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有拿破仑，我们有维克多·雨果。”焚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他干脆把他们叫做强盗：“当着历史，两个强盗：一个就要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就要叫做英吉利。”他对这种可耻的胜利提出抗议。

他成了人类前进中正义的征象。长久的流放生涯在形势上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在精神上，格外提高他的威信和进步人士对他的敬重。这不是身世之感的结果；远在一八三一年，不到三十岁，他就告诉他醉生梦死的时代：

“是的，我还年轻，在我的额头，

“多少热情与作品将要冒芽，

“虽说，天时的潮汐不明，

“每日给我多添一道皱纹，

“好像我的思想犁出来的田沟，

“夏阳还没有照耀过三十回。

“我是这世纪的儿子！每年，一种过失

“离开我的精神，自己也在惊奇，

“于是，不再痴迷，我的信仰就只剩下

“你们：神圣的祖国与神圣的自由！

“我以一种深恨痛恨着压迫。

“所以，不管在世界什么角落，

“遇到严酷的天，残暴的帝王，

“我一听见扼杀的民族在呼唤；

“希腊，我们的母亲，肚子破了，

“被基督教的帝王丢给土耳其刽子手；

“流血的爱尔兰在十字架上断气；

“日耳曼挣扎在十个君王的刑具底下；

“里斯本，先前美丽，一直高兴，

“如今顶着米古艾尔的脚，挂在绞架；

“阿尔巴尼管治着喀东的家乡；

“拿波里睡着，吃着；奥地利拿着手杖、

“被恐惧神化了的笏，沉重，羞愧，

“打断了威尼斯狮子的翅膀；

“摩德纳被大公爵勒住咽喉，喘吼；

“在老王床前，德累斯顿哭泣奋斗；

“马德里昏沉沉又睡了过去；

“维也纳抓牢米兰；比利时狮子，

“好像一头犁不动地的牛，

“弯下腰，口勒也没有牙咬；

“可怖的哥萨克，怒火冲天，

“奸淫那已死的蓬头乱发的华沙，

“弄脏她的寿衣、洁净神圣的破布，

“爬在坟里僵直的童女身上；

“于是，噢！我诅咒那些躲在宫庭、

“藏在洞穴的帝王，一身鲜血！”

从前是诗句，今后成了行动。福路朗（Gustave Flourens，一八三八——一八七一），著名生理学家的儿子，参加克赖特革命，被希腊反动政府捉了去，宣布死刑，雨果以人道主义者立场提出抗议，救下这位后来参加公社的志士的性命。他的多次的抗议是有收获的，只有一次，美利坚拒绝了他的呼吁：“就在目前，就在华盛顿的祖国，就在南部各州——这种丑恶的矛盾激起北部纯洁合理的良心的义愤——一个白人、一个自由人、约翰·布朗（John Brown），试着解放那些黑人、那些奴隶……约翰·布朗和四个同伴被判死刑……我们全体，不管我们是谁，民主征记是我们共同的国土，我们听见死刑，如同自己受刑，觉得惭愧……布朗的死刑或许可以加强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制度，但也是真的，将要摇动美利坚全部民主机构。”一八五九年，这位解放黑奴的志士、现代的吉诃德，被那些损人利己的“正人君子”绞杀了。一八六零年，雨果回答一位黑人编辑道：“在大地上，不分远近，人心燃着同一火焰；黑人们，如你所证明，是一样的。亚当难道有几个？生物学家可能提出异议；但确实的是，世上只有一个上帝。既然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全是兄弟……大地上无所谓白人，无所谓黑人。有才的人们是有的，你就是其中一个。在上帝面前，灵魂全是白的。”

这种博爱精神，化私为公，使他能够在他的时代比较公平地对待欧罗巴的政治纠纷。诗人不应当像德意志的白克尔（Becker），或者法兰西的缪塞（Musset），狭隘浅妄，拿民族的命运当做破鞋，随手扔掉。日耳曼民族和高卢民族从同一文化出来，正如古代希腊，应当结成一体，不该互相残食：

“我们从一个肚子里头出来，

“在欧罗巴历史草创时期，

“日耳曼和高卢不分你我。”

一八七零年七月十四日，纪念法兰西大革命，雨果在庭院栽了一棵橡树，起名字叫：欧罗巴联邦。自命爱国的那些封建派别，或者自命进步的资产阶级士绅，笑骂雨果不切时宜，没有几天，普法战争来了，发见奔赴国难的是雨果，投降的是他们自己！诗人必须对全人类负责。一八四九年，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巴黎上流社会等闲视之，雨果责无旁贷地接受了做主席的光荣任务。他在开幕辞中预言道：“这样的一天要来的，美利坚联邦与欧罗巴联邦、两个庞大的团体，面对面，远隔重洋，互相伸出友好的手，交换物产、商务、实业、艺术与天才，打扫干净地球，在创造主的眼底下改良创造，为全体的利益，聚起这两种无限的力量：人们的友爱和上帝的权能。”

这话是一百年前讲的。一百年后，欧罗巴联邦固然没有实现，早已实现了的美利坚联邦又满足诗人几分殷望来的？我们难道能够因为诗人预料不到资产阶级更丑恶的发展，就不许他表白他的愿望？他的坚强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一八七七年，雨果宣称：“活到我这种年纪，不有一个固定的观念，不在结局有一个固定的观念，倒成了希罕事……这固定的观念，我不妨告诉你们，就是和平。”酷爱和平的中国人，今天太清楚这位大诗人、法兰西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是站在斗争的那一边的。干涉别国的内政，毒害别国的平民，卑鄙龌龊，无所不用其极，帝国主义者们，

“啊！你们来抢我们一小块土地！

“好罢，我们要挖出你们的心！”

（二）

汪洋在雨果的诗行里的，不是那种绝望悲观的哭泣，不是那种瘟疫一样、无从抗拒的忧郁，或者那种冰清玉洁、孤芳自赏的寂寞；而是希望，理想，透过云雾看见阳光的探射的力量。一种乐观应战的活泼心情支持他，能够在通常认为无能为力的时候，有所作为。信念清切，热情旺盛，他可以割舍过去的荣华富贵，走上反叛的道路：

“我接受辛酸的流放，那怕无终无了，

“那怕有人应当倔强偏偏弯腰，

“那怕有人应当坚持反而溜掉，

“我不要知道，不要加以考虑。

“那怕剩下一千人，好，我不在乎；

“那怕剩下一百人，我还要冒险；

“那怕就只十个人，我做第十个；

“那怕留下一个人，我要做他！”

于是，表示坚决，他把巴黎故宅心爱的家什全部公开拍卖，作为亡命的资本。和暴君妥协的政客渐渐多了，朋友希望他回到巴黎，他谢绝了：“要我到巴黎去，只有一种情况，只有一种工作、一种英勇的工作：巴黎呼唤革命来搭救她。”一八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暴君下了大赦令，他可以自由自在回到祖国，不会受到什么危险，但是十八日，他就毅然拒绝了：“面对面我的良心，忠实于它所做的决定，我把自由的放逐坚持到底。自由回去的时候，我才回去。”把定了舵，他要求同舟的人们和他在一起奋斗：“朋友们，现时要过去的，痛苦不管多么大，让我们把思想固定在隐约的暄丽的明天，固定在自由和友爱的即将到来……民主，就是广大的祖国。普遍的共和国，就是普遍的祖国。日子来了，打倒暴君，不分国度，全应当为战争呼喊；事业成功了，团结、人类神圣的团结，在所有国家的额头，吻上一个和平之吻。”

战士应当这样。对于雨果，诗人就是战士，他们的任务是统一的。浪漫主义、战斗的口号，只有狂飙一般卷到潮流当中，才能够从消极性的私情存在提到高度热情的辉煌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作品内容和语言的盲目因袭的破坏。“年轻的法兰西”早就对陈腐的主题人物和虚伪的典雅格式起了反感，雨果以他天才的综合能力和造诣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他在法兰西文坛能够成为新军的主帅，实在并不突兀。他的《克林威尔》的《序言》成了“年轻的法兰西”奉行的十诫。他为浪漫主义提供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定义：“浪漫主义，多少次被人误解，就全面来看，它真正的定义是：文学的解放。新的人民，新的艺术。”顽固的守旧派诅咒他，把他看做叛逆：

“于是，强盗、我，来了；我喊着：为什么

“这些字永远在前，那些字永远在后？

“我朝音节整齐的行列

“吹去一阵革命的狂风，

“吓坏了监国的太后、翰林院，

“把比喻藏到裙子底下。

“我给老字典戴上一顶红帽子。”

贵族的文字和平民的语言混淆了，猪叫做猪了，狗的项圈被除掉，假辫子成了马鬣，国王说了人话，语言获得了生命：

“仗着你，神圣的进步，革命今天

“在空中，在声音里，在纸上荡漾，

“读者觉得活在跳动的字句当中。

“它喊，它唱，它教，它笑。

“它的语言，它的精神，全得了救。”

诗人为自己找到自由的形式、得心应手的武器，但是，问题来了，考验来了，拿着锋利的武器做什么？像缪塞那样，就为发泄？像维尼（Vigny）那样，就为矜贵？还是，最后，像早年的战友高地耶（Gautier）一样，厌弃生活，因为生活的担负压倒了他，于是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所谓永生之美，雕琢字句？雨果为他的诗寻找崇高的任务：

“我是不羁的诗人，

“责任——人，

“苦难的嘘息，黑喇叭

“的嘴。”

自然和人类在这里听见了回声。诗人是宣传家，教育家，必须对人民有用：“为自由和改善人群服务，美没有降低身份。一个解放的民族不是一个坏韵脚。”美和有用结合，诗人才有出路：“啊！聪明人，要有用！为着什么而服务罢。既然好，有成效，就别做出乏味的样子罢。为艺术而艺术或许美，但是为进步而艺术才更美。梦想好，梦想乌托邦才更好。啊！你们要做梦？好罢，梦更好的人罢。你们要做梦？这就是：理想。”他在苦口婆心劝告他的战友。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是变化多端的。各色政体都在巴黎试验了，倾覆了，借尸还魂的政变一再发生，法兰西共和国成了一个漂泊无依的孤女。然而一般诗人对她漠不关心，纵情声色，躲在象牙塔里，正眼不看苦难的世纪，屈辱的法兰西。巴尔纳司（Parnasse）山高不可即，象征手法玄妙莫测。人民在祖国没有自己的回声。诗人成了一个特殊阶层。比起后辈诗人，六十多岁的亡命者显得生龙活虎，年轻多了。他号召他们走出迷途：“特别是在法兰西，我们说过，文学有着形成阶级的倾向。做诗人，有一点等于做官僚……是时候啦，走出这种观念形态罢。民主这样要求。扩大视野是值得的。走出学府，走出教会选举会，走出套间，走出小的爱好，走出小的艺术，走出小的教堂。诗没有派别。目前有人白费力量给死东西通电流。让我们打退这种倾向罢……文学这位姑娘需要的是人民文学。一八三零年展开了一种争论，表面是文学，底里是社会和人。如今是下结论的时候了。我们的结论是，文学有着这个目的：人民。人民，就是人。”

“人”字大写，有尊严的人，有理想的人，一个称得起法兰西人民的人。

（三）

绝大的考验等待着每个法兰西人。雨果盼望了十九年的一天终于到了。篡夺共和国的路易·拿破仑，“戴着皇帝的帽子，拿着皇帝的鹫旗，滑稽地模仿着拿破仑，”向普鲁士宣战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雨果对住在海岛上的妇女解释，这是“任性的战争，两个民族互相残食，为了两位王爷的欢喜。”这种看法和国际工人联合会巴黎支部的见解完全相同：“为着霸权问题而起的战争。”冒险家的梦粉碎了，沐猴而冠的暴君成了俘虏。雨果和自由一同回到巴黎，兴兴头头，仅仅发见自己进了围城：

“我们吃马，吃老鼠，吃熊，吃驴。

“巴黎被堵，被封，被围，被困，

“我们的肚子成了挪埃的方舟；

“种种禽兽，老实的，名声恶的，全都

“钻进我们的肚皮；还有狗呀猫的，

“高的，矮的；蝙蝠会见大象。”

当着饥馑、强敌与凌乱，六十八岁的诗人并不气馁，年龄不让他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他做鼓舞号召的工作。法兰西四顾无援。英吉利感谢普鲁士为它解除对岸的敌人。美利坚，法兰西曾经帮它争取独立，如今

“用光明的名字鼓励夜晚！”

暗里刺法兰西一刀。不想流血的是林肯，被他不肖的子孙暗杀了。还是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干罢：

“起来，怒在心，剑在手，

“法兰西！拿起棍，拿起叉，

“捡起路边的石子；起来，

“成群起来，法兰西！”

将军们无能（无耻，掉回头来攻打人民），人民是勇敢的：

“小孩子笑，女人不哭……

“巴黎宁可死，要法兰西活。”

在神圣的祖国这个名子底下，他要求团结一切抗侮的力量；战争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到了民族勇敢地接受另一个独夫挑衅的时候了：

“我告诉大家，相爱，奋斗，忘了私忿，

“除去敌人，不再另外制造敌人；

“我喊：我没有名姓，我叫祖国！”

但是，资产阶级绝顶无耻，封建贵族做着恢复王室的痴想（仅仅寻找不到一个可能一致拥戴的储君罢了），念念不忘的是歼灭共和国的主力、工人阶级，即使出卖祖国，在所不惜。牧师不愿放弃既得的剥削利润，同样憎恶共和国。工人阶级忠勇奋发，慷慨赴义，只为他们造下了叛变的机会。雨果指出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在王国，叛变是前进一步；在共和国，叛变是后退一步。”王党并不死心，诗人爆发了：

“国王们，小偷们，你们的衣袋够大了，

“塞得进全国的金子、穷人的捐献、

“预算、我们的全部钱财，可是放进

“我们的权利和荣誉呀，不成！

“你们永远塞不下去伟大的共和国。”

牧师和他们的主教骂他背教。事实是，侦伺别人的灵魂，探听别人的隐秘，出卖情报给魔鬼，受之而无愧的正是这批靠宗教为生的人们：

“信教的是我，牧师，背教的是你。”

他原谅盲目的群众，发号施令的那些头子、帝国的恺撒、教会的彼得，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甚至于谈到罪恶，也要公道；士兵以为干的好，他服从口令；牧师以为干的好，他服从教义；担当责任的只是首领。有两个罪犯：恺撒与彼得；恺撒杀人，彼得骗人。”遏止不了破坏团结的人们的活动，他叮咛他捐献的大炮道：

“噢，炮呀，别在内战当中出声，

“千万盯牢外国人那边。”

但是内战，在敌人眼面前，在和敌人勾结的资产阶级的发动下，在诗人日夜忧虑中，终于揭开了。资产阶级在当时、在事后诬赖公社残暴，历史文献证明他们说这种谎话，只是为了更好放手地屠杀无辜，“以更大的残酷来进行，并且延长了整个的星期。”资产阶级的将军阿拍尔（Appert），透露出来正确的数字是：他们那边一共死了八百七十七名，全部计算在内；公社这边，死在炮火中的就有一万七千名，不算死在城外的六七千名，不算一万两千左右受伤的，不算关在凡尔赛宫的四万五千人。法兰西大革命两年里头互相残杀的男女，没有一八七一年反动政府一个星期杀的人多，妇女老幼，两倍还多！

雨果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很早就决定了他在资产阶级的地位。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巴黎工人争取生存的权利，被迫进行巷战；诗人虽说有动于衷，并未放弃秩序党的立场；他在日记里面分析自己道：“当着防堵物，我保卫秩序。当着独裁，我保卫自由。面对空谈，我保卫财产、家庭、承继权、人心的永生真理。我请求对迷路者仁慈，对奸贼严厉：对人人公道。”二十二年的生活教育提高了他对政治的认识，当工人们不得不在巴黎建立公社的时候，雨果从比利时（他的长子在这期间去世，国难家难，他暂时带着孙儿孙女离开巴黎）给朋友写信，他对公社的看法几乎接近马克思的正确的判断了：

“巴黎成立公社的权利是无可辩驳的。

“但是，权利之旁还有时机。

“这里就出现了真正的问题……

“……所选的时间是可怕的。

“……至于公社，正因为它含有一个原则，不妨等到以后、普鲁士人离开，时间到了，成立也还不迟。它就来对了时候，不是不对时候了。

“它就成为一种好事，并非一种不幸了。”

马克思早在公社成立半年之前，就对巴黎工人提出了郑重的警告：“正在敌人敲着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是不智的绝望的蠢举。”事变的发展是公社成立了，马克思立刻就以同阶级的敬爱热烈地赞美这些“英勇的”巴黎工人。雨果没有能够这样做。他换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一种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一种所谓法兰西公民的立场，先以一种和事佬的态度要求双方停止报复：

“要公道；才能够为共和国服务；

“对她的责任是对全体公平；

“不要生气；不和气就不会公道。”

真相逐渐暴露了，屠杀残酷地在巴黎进行着：

“到处死亡。可是，没有一声呻吟。

“噢，麦子不熟，命运就一刀割掉！

噢，人民！”

这也好叫暴动？但是势孤力弱，什么使人民这样以死相拼的？他教训自己的资产阶级道：

“我们曾经保护这些女人来的？

“曾经把这些抖擞的光孩子们

“放到膝头？他们知道工作？知道

“念书？愚昧的结局是错乱；

“我们曾经教育、疼爱、指导过他们？

“难道他们不曾受冻，不曾挨饿？

“为了这个他们烧掉你们的宫殿。”

诗人出题目问自己：“这是谁的错？”曾经忠心耿耿于所谓“秩序”的，嗅到“秩序”的血腥气味了：

“是的，救下了秩序和国家，我相信

“这是第五次，要不，也是第六次了；

“输送囚犯的汽船停在港口；整整

“一个礼拜，跨过尸首、人坑、

“半死不活的人；都习惯了；

“说判决就判决；男人、女人、

“小孩，斩尽杀绝，不分青红皂白。”

爱祖国，爱人类，爱正义，垂老的诗人在恐怖的岁月英勇地唱着他的忿怒之歌。他的最美的诗章是在大无畏中孕育出来的。冒牌共和国和它的史学家和它的将军在里头现了原形。他歌颂参加公社活动的女英雄路易丝·米晒耳（Louise Michel）。他哀悼那些为了欢迎黎明而在街头倒下去的人民。他申斥；他哀悼。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比利时外交部部长在国会宣布：比利时政府拒绝公社人员亡命本国。两天后，雨果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宣言道：

“庇护是一种古老的权利。这是不幸者的神圣权利。

“在中世纪，教会甚至于答应给弑父者以庇护的权利。

“临到我，我宣布这个：

“这种庇护，比利时政府拒绝给失败者，我献出来。

“什么地方？比利时。

“我把这种光荣送给比利时。

“我在布吕塞耳献出庇护。

“我献出的地点是，防堵广场四号……”

当天夜晚，过了半夜，门铃忽然响了，雨果披上衣服去开门，先推开旁边的小窗朝外问：谁？

——党布罗斯基（Dombrowski）！

党布罗斯基是波兰的革命志士，被沙皇放逐到西伯利亚，逃到巴黎，帮着居民抵御普鲁士军队，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公社的城防司令，在巷战中殉难了。雨果心想这位国际英雄或许没有死，逃到他这里求救来了。他正要去开门，就见石头从小窗丢了进来，黑地里一群人嚷着要把雨果弄死：

“对些小事情，必须习惯；

“昨天有人来舍下杀我。

“我在当地的过错是相信庇护。

“不知道那儿来的一群

“愚蠢的可怜虫，夜晚忽然

“来砸我的房子。广场的树木

“颤栗了，没有一个居民惊动。紧张，

“恐怖，爬了半天墙。姬妮病着。

“我承认我为她有些惊惧。

“我的两个小孙孙，四个女人和我

“是这所堡垒的卫戍。

“没人援救苦难的房子。

“警察聋了，另有公干。

“一颗尖利的硬石蹭过啼哭的姬妮。

“活脱脱是黑树林的抢劫勾当。

“他们喊着：梯子！大梁！冲！

“乱轰轰一片，淹没我们的呼援。

“有两个人去白骰高广场

“什么鹰架子拆一根大梁。

“曙光妨害这群人。进攻停了，

“又起来了。喘着，吼着。

“幸而大梁没有赶到。

“——凶手（是我）！我们要你死！

“土匪！强盗！——足足拖长两小时。

“乔治叫姬妮安静，握住她的手。

“黑的骚扰。声音不带一点人性。

“我忧郁了，叫祷告的妇女们放心。

“石头打穿我的窗户。

“外头就欠喊叫皇上万岁！

“拼命砸门，门抗拒着。

“五十个武装男子显出这种勇气。

“我的名子和怒吼滚成一片：

“吊死！打死！要他死！我们要！

“有时候，计划新的进攻，

“这群疯子像在换气；

“短时间休息；阴沉的强暴

“发出暧昧的静默，充满憎恨；

“我听见远远一只黄莺歌唱。”

三天之后，比利时政府驱逐诗人出境。

（四）

雨果是勇敢的、热情的，虽说阶级立场根本没有改换，但是他感性地、谴责地学着在领会问题的真相。历史必须重新处理一过：“太显然了，要重写历史。截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永远是就事实的庸俗观点来写的；是就原则观点来写的时候了。”怎样一个写法呢？“历史上的头目不再是人——国王，而是人——人民了。”角色一掉换，情况就显明了，一个走卒的分量可能会比一个将军的分量重，一个演员的分量可能会比一个皇帝的分量重。路易十四应当给莫里哀铺床才是。一八五三年，纪念波兰革命第二十三周年，雨果就让大家明白：“过去属于帝王；那叫野蛮。未来属于民族，这叫人类。”一八五九年，他明确他对祖国政体的认识：“我要求共和国与社会主义拥抱……共和国与社会主义是一个。”

他在朝前走。误会、诽谤、讥讪、诬蔑、攻击，他不仅不置之不理，更不断加以反击。他最尖锐的反击方式就是检举自己、暴露自己。如果马克思有一时期曾经把他看做“老名士”，他决不迟疑于把二十岁的自己看做王党。他不讳言沙斗布芮扬（Chateaubriand）对他的影响、那种拉人倒退的影响，歌颂王朝，虔拜教皇。司汤达在一八二三年把他看做贵族诗人，并不歪曲事实。正统派拉拢，奥尔良派宠幸，拿破仑的阴影朝他移动，少年得意，他过着和现实背道而驰的豪华生活。但是，就在同时，一颗不安的良心时时刻刻在袭击着他：他为国王要求权利，他为人民要求保障；渐渐他更放肆了，正统派还在当权，就说什么国王倒了就倒了，不值分文。他在摸索，他在变动，他跳到世纪的潮流里头，胡乱把自己叫做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他看见零乱的现象、苦难的现象，人世充满了不公平，而自己属于制造苦难的阶级：

“噢！缪丝必须为没有保障的民族服务！

“于是，我忘记爱情、家庭、童年、

“优柔的歌曲与平静的安逸，

“为我的七弦琴添上一根铜弦！”

他朝前赶，三代元老被丢在后面了，同代的文艺战友被丢在后面了；他当选翰林院的院士，人人以为他感谢之余，尽是赞美之词，巴尔扎克就这样热望着，但是诗人给了小说家一个多大的失望！巴尔扎克写信告诉他的女朋友：“我参加雨果就职典礼来的，诗人扬弃了他的士兵，扬弃了王室长支，企图昭雪国约会议。他的演说让他的朋友感到最深的痛苦。”

雨果并不因为朋友怨尤就止步不前。他的同情叫他朝下看；他看见贫穷、饥饿、微贱、幼小、妇女、祸殃、罪恶。他看见了光明：

“——崇高在下头。选择，

“宁可选择羞辱。正如金紫

“有时可耻，汙泥往往发亮。”

强暴、血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

“我看见狼在吃羊，说：它妨碍我！”

这叫什么世界？公理在什么地方？来罢，革命！血光和曙光是分不开的。革命是海洋，人类的眼泪流成的、帝王亲手挖掘的。搭断头台的不是法兰西大革命；诗人想像亨利四世、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来到这庞大的架子前面，问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道：谁搭起它的？路易十六的头回答：

“——噢，我的父王，是你们。”

诗人怎么还能够和虎豹待在一起呢？

“我的理性在决斗中杀了我的王党，

“我成了革命党。你们要我怎么着？”

一位侯爵，诗人小时候家里的老朋友，一八四六年写信给诗人，以长者姿态，劝他回头是岸。雨果有一首长诗《写在一八四六年》答复他、斩钉截铁地回绝了他：

“因为我乱喊过王朝的歌子，

“我就应当永远钉在愚蠢上头？

“就应当冲我的世纪嚷：后退！

“冲观念嚷：不成！冲真理嚷：滚开！”

朋友嫌他通过文学搞政治。仇敌笑他只是别人的回声或者回光。他们忘了时事是刺目的、痛心的。人民和民族重视他，正因为他能够以大无畏精神，越过狭隘的关险，关切全体人民的福利、各民族的和平与前途。他用不着杜撰主张；做人民的回声、做人民的回光，对他正是最高的誉扬。时事是诗的宝贵的泉源。从第一本诗集起，社会问题与政治事件就吸去他的注意。他有着私人的哀乐，更有着广大人群的福利。祖国多难，人世多灾，他不允许自己颓废、消沉、猥琐、集中在无病呻吟和个人恩怨上面。诗在这里恢复了她庄严崇高的位置。他咏歌历代，恢廓的胸襟、广大的兴趣让他不分国别、宗教，叙写所有的民族。一八零二年生，一八八五年死，十九世纪活在他不朽的诗章当中。他对政治缺乏正确的更基本的认识，但是他抱牢一个伟大的要求：公正；抱牢一个伟大的愿望：更好的人类。

“活着的人是那些斗争着的人。”

干罢！坚持到底！

“噢！随它命运、悲伤、羞辱是什么，

“我的良心永远不会叫我低头。”

于是他永远朝前走去。

（五）

雨果是进步的；从许多地方看来，他有脱离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是历史限制了他，生活习惯限制了他，而且，更严重的是，本阶级的思想情感限制了他，所以尽管他在当时自命是革命的，也被本阶级看做反叛，他始终是从本阶级的思想体系出发来看问题。他的成就属于改良主义的范围。他要求自己站到穷人行列；受到巴黎流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要求自己站在社会主义的共和制度一边。一八七五年，他希望法兰西能够有一天做到：

“取消战争，取消断头台，废除死刑，实施强迫义务教育，人人能够读书！……提高妇女地位，允许这半数人类有选举权；以离婚辅助婚姻，贫穷儿童受教育如富儿童，平等是教育的结果；首先减轻捐税，然后通过消灭寄生阶级，规定国家建筑，变污水为肥料，重新分配公共物品，开发荒地，利用社会剩余价值，废除捐税；繁殖鱼类，降低物价；取消阶级，取消防线，取消国界，建立欧罗巴共和国；统一大陆币制，十倍流通，十倍增加财富……建立和平，取消军队，取消兵役！……提高收成，法兰西能够养活两亿五千万人口……”

愿望高，不切实际，而又息事宁人，随处妥协，这是我们研究雨果时时感到他矛盾的地方。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第三章第二节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正好针对这种不彻底的思想体系和它的表现：“属于这部分的有：经济学者，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工人阶级状况底改进者，慈善事业底组织者，动物爱护会底会员，禁酒会底创立者，各种形态的琐细的改良家。”引证马克思，我们并不忽略雨果所处的社会历史的混乱情况。活在十月革命以后，伟大的苏联的辉煌存在和新生的前途无限光明的中国与东南欧兄弟国家的令人兴奋的事实之下，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问题都有了得到正确的科学的解释的机会。以欧罗巴共和国作为政治理想的雨果，如果活到今天，能够像今人这样幸福，一个人像他那样热情勇敢，一定会把进步的倾向发展成功坚定的立场。贯串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对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中国、在朝鲜所犯的滔天罪行，他要忿怒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从诗人的思想体系本身来认识诗人的人道主义，这里有积极一面，却也有消极一面，需要分别认识。他的中心哲学是大慈大悲（la pitié suprême），所以他要求无边无涯的爱！

“相爱！相爱！因为这是神圣的热，

“这是真正天日的火。”

犯罪的人们，堕落的人们，特别是妇孺，必须从宽发落，因为

“过失是在我们。在你，阔人！在你的金子！

“再说，这个泥塘还盛着清水。”

资产阶级的人们，自身既然有罪，就该大力赎罪；赎罪的一个方式，便是施舍，或者周济。雨果积极提倡善行，一八六二年，在流放的海岛上，他举行穷孩子餐会（dîners d'enfants pauvres），伦敦士绅模仿他的榜样，一八六六年，救了十五万儿童。他劝富人周济；他以这种心情叫他的女儿为全人类祷告：

“好比施舍，孩子，为你的父亲、

“你的母亲、你父亲的父亲，祷告罢；

“为上帝不赐福的阔人、为穷人、

“为寡妇、为罪犯、为肮脏的罪行。

“在祷告中，巡游世上的苦难；

“为全体、为死人！——最后，为救主！”

惩罚本身便是报复，最伤人道的报复便是死刑，所以必须废除死刑：

“不！取消断头台！神圣的共和国

“应当采用别的方法处理。”

这成为他一生努力的工作对象。他经常主动为罪犯争取活命。由于雨果的公开信，日内瓦议会最后通过了废除死刑。响应他的号召，葡萄牙宣布取消死刑，哥伦比亚宣布取消死刑。《悲惨世界》的问世（同时用九国语言发表）加强了处理罪犯应有的慎重。犯罪的责任应当由社会制度、机会或者命运担负：

“善潜伏在恶的核心，说实话，

“过失根本不是有过失的人们搞出来的。”

好比晴雨计的升降，

“唉！过失属于风、这黑暗的过客。”

爱和公正是雨果的人道主义的柱石。诗人望见一位女神自天而降，后面跟着一群愧服的妖怪，她告诉诗人：

“你以为我是怜愍；孩子，我是公正。”

为被压迫者请命，雨果的情感是对的。

问题却在雨果并不光为被压迫者请命。没有正确的思想做基础，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多余的情感会在最后泛滥为患。他怜愍刽子手。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大慈大悲：

“看无辜者的分上，上帝，饶恕罪行。

“天父，关掉地狱。原宥刽子手，

“审判主，看牺牲者的分上！”

这种耶稣式的悲天愍人的宗教精神，这种无原则的大慈大悲，混淆是非，不分敌我，在阶级斗争中，是一种危险的情况。雨果的绊脚石，不是别的，是他为刽子手们预备好了的唯一的刑罚：良心。

“什么人不匍伏在这雷声底下？

雨果的宗教哲学把善恶的矛盾在良心中统一了：

“你可怜流犯；拿你的眼泪，

“可怜放逐者罢。疑心、忧心、惊心、

“疚心，是他的生活……”

真是这样的吗，那些谋害志愿军的奸商？真是这样的吗，那些细菌毒气的战犯？雨果网开一面的结果，是他一生战斗的敌人全部漏网。良心是剥削者的利润，工人们既不剥削，也就和它无缘。雨果喜欢使用动人的戏剧手法，在小说里面、在叙事诗里面，惊心动魄，衬托良心的作用。他错把这看做人类最高的品德、最后的辩护，其实只是犯罪心理的一个过程而已，不值得夸张，更不值得夸奖。《悲惨世界》的雅外耳（Javert），居然悬崖勒马，投水自杀，谁信得过这可憎的侦探的结局？《九十三年》的老侯爵、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放弃逃命的最后的机会，折回碉堡，从火里救出三个与他不相干的小孩子，有谁信得过这种良心的施舍？高万（Gauvain）、革命军的年轻统率、他的外甥，感于他的牺牲，私下把他放走，因为“一个更高级的正义出现了。在革命的正义之上更有一个人道的正义。”人道主义在这里妨害革命，我们不明白有什么更好的理由，会让雨果这样破坏他所崇爱的革命成果，除非是他的不彻底的阶级性本质。而判处高万死刑的政治委员、他的师傅，在高万上断头台的时候，居然开枪自杀了。

夸张良心的作用，是一种有严重危险性的错误。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发扬。这是资产阶级道德抽象化了的人格的歌颂。

但是雨果伟大。世纪的忠实记录者，和十九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为文艺寻找崇高的社会使命，为人类争取起码的保障；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然而敢于反抗封建制度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残暴罪行；为政治理想、为苦难的民族不停地斗争着，因而也就提高后人的警惕，在阶级斗争中、在祖国保卫中、在世界和平巩固中，领会到唯有坚强团结，击退任何方面敌人的猖狂进攻，与以彻底消灭，才能够完成人类的历史任务。

（四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