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谁都没有罗丝·沃特福德对我关照有加。她有男性理性的一面，也有女性任性的一面，她写的小说原创性很强，让人心绪纷乱。一天，在她的家里，我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在举办茶会，她窄小的房间比平常更为拥挤。大家好像都在说话，而我静静地坐着，感到无所适从。我这人过于内向，哪一群人都加入不进去，他们似乎都深为自己的事情占住了。沃特福德小姐是一个十分周到的东道主，看见我处境狼狈就走过来了。

“我想让你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说说话儿，”她说，“她对你的小说推崇备至。”

“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

我意识到我孤陋寡闻，如果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个名声在外的作家，我想在和她开始说话前，一定要把这点强调出来才好。

罗丝·沃特福德把两眼稳稳地垂下，好让她的回答更具效果。

“她举行午餐聚会。你只管虚张声势一点，她会邀请你吃午餐的。”

罗丝·沃特福德有点愤世嫉俗。她认为生活就是有机会写小说，公众就是她写作的原材料。如果公众中有人对她的才能欣赏，适度慷慨地招待过她，她就会时不时邀请其中一些人来府上做客。她认为大众的弱点为名人而备，她看不上眼却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在他们面前扮演好一个得体的著名女才子就是了。

我被领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十分钟。我一无所获，只感觉她的声音还算好听。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公寓，与还没有竣工的那所大教堂遥遥相望，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教区，我们彼此便更亲近了一层。对于居住在泰晤士河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所有居民来说，陆海军商店就是一条联结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地址，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一张邀请共进午餐的请柬。

我受邀的机会不多，自然高兴接受这次邀请了。我到达时稍稍晚了一点，因为我害怕到得过早，便在大教堂附近兜了三个圈子，赶到时来用餐的已经聚齐了。沃特福德小姐在座，杰伊太太、理查德·特威宁和乔治·罗德也落座了。我们都是作家。天气清朗，还是早春，我们大家都心情很好。我们谈到了上百件事情。沃特福德小姐居于两种打扮之间：前者是她青春年少时的唯美主义，身着淡绿色去参加聚会，举着一枝水仙花；后者是身穿成熟女性的随意服饰，脚蹬高跟鞋和巴黎上衣，头戴一顶新帽子。因为戴了一顶新帽子，她兴致很高，我还从来没有听过她用如此刻薄的语言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太太心下明白言辞失当往往是智慧的灵魂，因此用几近耳语的音调发表高见，足以让雪白的桌布羞得像玫瑰一样通红。理查德·特威宁哇啦哇啦说些怪诞不经的言论，而乔治·罗德感觉无须展示什么才气，多嘴只会显得俗气，便只管往嘴里送食物。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话也不多，但是她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本领，引导交谈按照一般的话题进行，大家谈话出现短暂停顿时，她恰如其分地插进话来，让交谈继续进行。她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个子较高，体态丰满，却不显得肥胖；她生得不算标致，但是脸蛋儿招人喜欢，也许这主要是她那双和善的棕色眼睛。她肤色过分浅白。她的一头黑发雅致地扎起来。她在三个在座的女人中，是唯一一个素面朝天的，可对比起来，她倒是显得简单朴素，少有矫饰。

餐厅的品位符合时代风尚。一切都非常简朴。很高的护墙板一色白，绿色墙纸上挂着惠斯勒的铜板蚀刻画，简洁的黑色镜框。绿色窗帘上印有孔雀图案，悬挂在笔直的线绳上，绿色的地毯，图案是灰色的兔子在枝繁叶茂的树木间追逐嬉戏，让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里斯的影响。壁炉上摆放了白釉蓝彩陶器。那时候，伦敦一定有五百间餐厅像这样一模一样的装饰。这种风格雅致，有艺术感，但是略显单调。

我们离开时，我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天气晴好，她戴了新帽子，这让我们一致同意从圣詹姆斯公园穿行而过。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聚会。”我说。

“你认为饭菜好吗？我跟她说，如果她想让作家来，她一定得让他们吃好。”

“难能可贵的好主意，”我答道，“可是她为什么想和作家来往呢？”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发现作家很有意思呗。她想加入到文学运动中来。我认为她相当简单，可怜的人儿，她认为我们都很了不起。总之，请我们来用午餐，让她很高兴，这也伤害不到我们。冲这点，我也喜欢她。”

回头看看，我认为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巴结社会名流的人士中最不会伤害人的，这些人追逐着名人群从汉普斯特德那个极少数名人圈子一直来到切恩街的最寒酸的画室。她居住在乡下时非常年轻，很安静，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图书不仅带来了书中的浪漫故事，还带来了伦敦的浪漫氛围。她读书真的很投入(在她这类人中，多数人是对作家比对作品更感兴趣，对画家比对画作更注意)，她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她在其中生活得自由自在，是她在日常的世界里永远无法获得的。在她慢慢地了解作家时，好像在舞台上历险，这之前她只是从脚灯的另一头认识作家。她戏剧性地见到了他们，真的好像自己过上了一种范围更大的生活，因为她可以招待他们，在他们幽居的地方拜访他们。她接受了作家们玩弄生活游戏的种种规则，他们自己从不遵循，但是她却从来一点也没有想到按照那些规则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的道德伦理古怪多变，如同她们的穿戴标新立异，他们的理论和悖论都野里野气的，却是一种让她趣味多多的娱乐，但是对她的种种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

“可有一位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吗？”我问道。

“哦，那是的。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在城里做事，我相信他是一个证券经纪人。他这人非常枯燥乏味。”

“他们两个算得上心心相印的一对吗？”

“他们彼此很尊重。如果你在那里用餐，你迟早会见到他的。但是，她不经常请人去用晚餐。斯特里克兰德先生非常少言寡语。他对文学和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

“为什么可人的女人要嫁给枯燥的男人呢？”

“因为脑子好使的男人都不娶可人的女人啊。”

我对这话想不出任何合适的回答，于是我问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生养了孩子没有。

“生养过了，她生了一儿一女。他们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无话可说了，我们开始谈起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