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血压病的病因病机研究

中医认为高血压病的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

一、病因

1.体质因素

高血压与体质因素有关，这主要表现在先天禀赋、形体性质和发病年龄三个方面。很大一部分高血压患者，其发病与患者的先天禀赋有关。人体禀赋来源于父母，男女媾精，形成胚胎，发育成形，所以子女体质情况与父母的先天之精的质量有极密切的关系。高血压病患者的体质来源于父母先天之精的影响，具有家族高血压发病史，其体质多属于中医肝肾阴虚、肝阳亢盛的类型。从人的形体类型来说，高血压患者常见于两种体形的人。一种是形体削瘦、急躁易怒，多见面色红赤，属中医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本形体质，阴虚阳亢，所以患高血压的多。另一种是形体丰腴或肥胖的人，这种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有人研究认为体重和血压有密切关系。形体肥胖的人，体重每增加12.5kg，其收缩压可上升10mmHg，舒张压可上升7mmHg。高血压发病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高血压发病的年龄高峰为40～49岁。中医认为人体的生长发育过程和先天之精有密切的关系，40岁以后人体肾气渐衰，肾精渐亏，肝肾不足，肝阳容易亢盛，所以容易患高血压。

2.七情因素

情志因素是高血压发病中占第二位的因素。中医历来重视情志和发病的关系，人的情志变化过于激烈，超过人体脏腑的调节能力时就会发病。如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又如大喜、过度悲伤、极度忧愁、受到惊恐等，也会引起人体脏腑功能失调，心、肝、胆等脏腑功能受扰最甚。肝脏受扰、肝气郁结、肝气上逆、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等情况会发生高血压病。心脏受扰也可见心肝火盛、心火亢盛、心肾不调等引发高血压。因此七情内伤影响心、肝、胆阴阳气血失调，会导致高血压，以青年人及身体壮实者为多见。精神长期高度紧张，心、肝两脏受累，也会引起高血压。

3.劳逸适度

人的生活规律的改变或失于调理，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高血压。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过度劳作损伤人体正气，尤其是脾、肝、肾之气血阴阳失调，容易出现脾虚生痰湿，风痰上扰，肝肾不足，肝阳上亢，引发高血压病。中医还认为中年以后，肾精渐亏，应当节制房事，保养精液。如房事无度，耗损肾精，阴亏阳亢，也会发生高血压。生活过度安逸，缺乏运动，气血滞涩不畅，脾气不运，也会发生高血压。

二、病机

中医典籍中无高血压病名记载，而是以辨证的方法，根据患者主诉症状，分析它的原因以定病名。通过大量临床实践，根据临床症状、病程演变、结合辨证论治的经验比较，认为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中风”、“头痛”、“眩晕”、“肝风”、“肝阳”、“心悸”等症，与高血压病颇为相当。其中以“眩晕”论述最多，《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已有记载：“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而肝主藏血，营养五脏六腑，肾主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因此肝肾亏虚、精血不足可导致头痛、眩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灵枢·海论》中有“髓海不足”之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等均认为是因虚致病。

汉代张仲景对眩晕一证虽未有专论，但有“眩”、“目眩”、“身为振振摇”、“振振欲擗地”等描述，与高血压部分症状表现较为接近。所载方剂小半夏加茯苓汤、泽苓桂术甘汤、真武汤等为临床治疗高血压病痰浊中阻证、脾肾阳虚证所常用。隋代巢元方于《诸病源候论》专设“风头眩候”篇，提出“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的学说。金元时期对眩晕一证从概念、病因病机到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金代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认为眩晕的发作当以“风火”立论。《丹溪心法·头眩》则曰“无痰不作眩”。后世张景岳主张因虚致眩，明代虞抟提出“血瘀致眩”。明代杨仁斋（直指方）曰：“瘀滞不行，皆能眩晕”。

对高血压病常见的并发症——脑卒中，历代医家也有详尽的论述。脑卒中又名“中风”，祖国医学有关“中风”的学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金元以前各医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均以为“风邪外袭”是引起本病的原因。到金元时代，当时的著名医学家如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以“火”、“气”、“痰”来说明本病的发生原因。以本病的症状复杂多变，与“风”相似，而“火”、“气”、“痰”又属于内因，因此把这些内因统称为“内风”。到了明代，对本病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张景岳认为本病的发生阴虚是本，“内伤积损”是病因；这样就突破了“风”的范畴。并指出饮食、起居、七情酒色等在病因学上的意义。他更明确地认识到：“眩晕”是“中风”的先兆，“中风”乃是“眩晕”的后果。

肝经在本病的病理变化中居主要的地位。《黄帝内经·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之性，喜条达疏泄，若郁结过久便可动风，也可化火，称肝风、肝阳，临床上便出现头痛、头晕、耳鸣、目赤、易怒等症状。

肾经在本病病理变化中亦居重要地位。按照脏腑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肾和肝两脏的关系密切，肝有赖于肾脏阴精的濡养。肾阴不足时，肝阴也不足，阴虚不能敛阳，促使肝阳上亢，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肾的主要生理功能为贮藏五脏六腑的阴精，是真阴的根源，同时又蕴含着命门的真阳。肾脏真阴亏损的结果，首先影响肝阴，导致肝阳上亢，而反复肝阳上亢，又必然会损伤肾阴。其次，肾脏的阴阳是相互依赖的，阴虚之后，阳亏损，成为阴阳两虚。故在本病晚期，阴损及阳，可见精神呆钝，腰膝酸软，行动迟缓，动辄气急，夜间多尿以及肢冷等症。心是心脏的主宰，《灵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神明精神的含义包括精神状态、意识、思维活动等，心在这方面的功能发生障碍时，就会出现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心经的活动关系着五脏六腑，其中与肾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两者之间失去平衡，肾阴虚则心火上盛，就会出现失眠、烦躁、多梦、遗精等“心肾不交”的病症。在本病后期，由于肝肾阴虚，心血不足，除出现心悸、少寐等症状外，因阴损及阳，可见胸闷、心痛、气短、脉结代等心阳不振的症状。

根据上述，肝阳上亢或肝肾阴虚，是本病发病的主要原理。当阴阳不平衡始于肝经时，一般就产生肝阳上亢和肝阳不足两种现象，理论上，肝阳上亢后，一方面波及肝阴和肾阴成为肝肾阴虚，而肝肾阴虚又更促使肝阳上亢，因而形成阴虚阳亢；另一方面，肝阴不足也会波及心阴及冲任，形成心火亢盛和冲任不调。当阴阳不平衡始于肾经时，虽然一般可形成肾阴不足和肾阳亏损两种现象，但对本病来说，应该是肾虚先遭损害而后波及肾阳，故当肾阴不足时既波及肝阴、心阴、冲任，形成阴虚阳亢、心火上盛和冲任不调；也会波及肾阳而形成阴阳两虚。清代张伯龙在前人经验和论述的基础上，把治疗原则总结为“潜阳滋降”、“镇摄肝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