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

郭广迪(1)

（中南民族大学）

150年前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他所留下的第2、3卷手稿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后，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由考茨基编辑整理后于1905—1910年分3册出版。

《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不久，庞巴维克(2)就在《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一书（1896年）中认定“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并因此而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3)；1925年，从苏联访问归来的凯恩斯(4)甚至称《资本论》是“一本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不相关、格格不入”(5)。现代西方经济学者(6)对待《资本论》的态度是否与他们二位完全一样呢？或者说，现代西方学者是否必然对被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7)持完全否定态度呢？如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原因又何在呢？这就是笔者所要探索的问题。

本文拟依次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专门对《资本论》第2卷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对《资本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多个研究领域或交叉学科所产生影响的评价、对《资本论》的介绍与引证和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态度的介绍与评价，最后归纳出他们对待《资本论》的基本态度，并分析其根本原因。

一、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

1967年10月，萨缪尔森(8)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中表示：“如同《圣经》和穆斯林的《古兰经》、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样，《资本论》是一本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书。”(9)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资本论》在学术上的影响，而是以当时世界上已经有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来说明它“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一政治影响。因此，有必要将这个问题分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和之后两个部分加以介绍。

（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的评价

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资本论》并非“十月革命”之后才对西方学术界或思想界产生了影响。早在1897年出版的《钱伯斯传记辞典（Chamber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第1版中，马克思已经被作为世界名人加以介绍，称其“《资本论》，至今为学校中，社会学课本”(10)(11)。季德(12)和利斯特(13)则在1913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一书中指出：“《资本论》这部书对十九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圣经》和《罗马法学全书》外，没有其他著作能引起这样多的评论者和支持者。”(14)

1950年，克莱因(15)在《凯恩斯的革命》第5章“《通论》的前驱”中认为，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一般消费不足的分析”，并在谈到上述凯恩斯贬损《资本论》的说法时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16)。1965年12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凯恩斯作为的封面人物，并称他“现在同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一起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17)。1976年，艾尔提斯(18)在谈到凯恩斯时说：“今天，可能大家都同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是政治经济学家写过的三本确实伟大的著作之一。”可见，即使是在凯恩斯最当红的时候，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不赞成他贬损《资本论》的说法，只是将其称之为与斯密和马克思并列的三大经济学家之一。

1962年，塞利格曼(19)在《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中称《资本论》是“一个丰富的矿藏”，“为后人解释资本主义提供了种种启发”，而且，“这是那些完全不认同马克思的人也不得不同意的”(20)。罗宾斯(21)于1979年至198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也对学生说：“如果你们钻研了全部三卷《资本论》，你们就将发现增加到资本理论的有趣的东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所达到的理论。”(22)布劳格(23)也在1986年出版的《凯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书中说：“尽管有的人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他的主要结论，但三卷《资本论》尤其是后两卷包含着大量的精辟分析，这些都是值得现代经济学家学习的。”并告诉读者：“现在正普遍认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科学家。”(24)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资本论》（三卷本）中译本的第1版是在1938年出版的(25)，但周有光先生1923年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资本论》的英文版(26)。可见，圣约翰大学这一西方教会学校此时也没有将《资本论》视为一部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书籍。另外，在麦克劳希尔公司（McGraw－Hill）1932年出版的《经济思想史阅读文献》一书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均被列为阅读文献(27)。

简而言之，即使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西方经济学者也并非都认为《资本论》仅仅只是在政治上有影响。

（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谓“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一度被广泛宣传(28)。斯考森(29)甚至认为，“随着苏联和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范式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也消失了，至少在经济学界是如此”(30)。不过，他的这一说法，很多西方经济学者是不认同的。如，布劳格在为法文版《经济学词典》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词条中就指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始终成为一种对经济和社会批判性思考的起跑点”(31)；多德(32)认为，只有“那些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作品的人，才会制造或相信这种误解(33)；埃克伦德(34)和赫伯特(35)说，“尽管在今天世界各地富有灵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衰落了，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体系却仍然对整个知识界保留着魅力”(36)；亨特(37)则更加明确地表示，在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一切，“丝毫不可能贬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所作的天才般的洞见”，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运行”，“马克思的思想毫无疑问将战胜这种或那种在未来贬损其影响的企图”(38)。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事件对于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

1997年出版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的“利润和利润理论”辞条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列为参考文献之一，并告知读者，“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功能的经典著作”，“尽管这本书很难，但很值得一读”(39)。1998年，海尔布伦纳和瑟罗在《经济学的秘密》一书中告诫读者，“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了解他们在“看待资本主义时都看到了什么”，因为“他们的看法仍然界定了经济学领域”；并明确表示：“尽管苏联已经崩溃，但是，马克思的确是一位改变了社会思想方式的人，包括历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经济学的。就如同柏拉图改变哲学思想的景观或弗洛伊德改变心理学的走向一样。”2002年，福斯菲尔德(40)则在其经济思想史著作《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中说：“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之一。”(41)

那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在经济学界已经“消失”的斯考森也表示：“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的经济学作品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此，我持肯定态度”，“他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哲学分析存在有价值的成分并值得我们关注”(42)。不仅如此，他还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书，只是反对将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三者横向并列，主张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将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进行纵向排列(43)。

二、专门对《资本论》第2卷学术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

庞巴维克本人虽然认为《资本论》第3卷与第1卷相互矛盾，但“对《资本论》第二卷却另眼相看”，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他的学生哈耶克(44)在对待《资本论》第2卷的态度上也与他一样，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曾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在《资本论》第2卷上记下了这样一些授课要点：“材料丰富”“在一般经济学领域几乎达到亚当•斯密的地位”“解释得尽善尽美”(45)。哈耶克还在《价格与生产》一书说，自己“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46)。随便指出，哈耶克也没有像庞巴维克那样攻击《资本论》的第3卷和第1卷，而是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少与马克思直接较量”(47)。

除哈耶克外，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也对《资本论》第2卷给予了很高评价。

斯通(48)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进行了题为“社会账目”的演讲，在介绍其“先驱”时他提到，“与我的题目有关的两个概念上的革新”，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所进行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49)。萨缪尔森也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创新地假设出二部门的再生产和增长模型”(50)。

瓦尔拉斯(51)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但森岛通夫(52)、罗宾逊夫人(53)和卡尔多(54)等著名经济学家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式中包含着（包括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萌芽”，萨缪尔森也表示赞同他们的这一观点(55)。荣卡格利亚(56)甚至对“提出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图式”的《资本论》第2卷在瓦尔拉斯的代表作出版之后才问世而表示“可惜”(57)。《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循环流动”辞条指出，魁奈的“经济表”最先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放弃了这一研究方法”，“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发表自己的‘经济表’，人们才重新提出了这一课题”；并认为可以这么说，著名的冯•诺依曼(58)模型这一“用循环方式描述扩张经济的现代范例”，“最精确地继承了马克思的体系”(59)。森岛通夫不仅认为“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即瓦尔拉斯——引者注）和马克思各自同时系统地提出的”，而且表示，“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包含了一条通向冯•纽曼（即冯•诺依曼——引者注）革命的道路”，“他将作为马克思—冯•纽曼模型的创始人之一而享有荣誉”(60)。与一般均衡理论和冯•诺依曼模型相关的是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或模型，萨缪尔森则说：“所有学派的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卡尔•马克思确实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于今天的所谓诺伊曼（即冯•诺依曼——引者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成长模型作出了重大贡献。”(61)

简而言之，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资本论》第2卷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

三、对《资本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多个研究领域或交叉学科所产生影响的评价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运用于分析制度，其创始人科斯(62)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代表作。科斯在1937年只是“再次发现并概括了这些马克思的观察，同时从中创造了厂商理论（即企业理论——引者注）”(63)。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64)。著名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65)认为，“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做的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过程进行的广泛分析常常被低估了”(66)；还有的演化经济学家将《资本论》《国富论》等列为与《圣经》类似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著作(67)，并认定，“马克思当然既是演化理论家又是制度理论家”(68)。

经济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的问题。《经济社会学手册》一书表示，“在众多社会经济学的先驱者中，我们将重点放在对卡尔马克思的介绍上，因为他是19世纪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并指出，马克思“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历史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了有关经济生活的大量素材”，某些现代社会学家“对劳资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其巨著《资本论》之上的”(69)。

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库拉(70)在《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一书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源利用和环境问题是有意义的”，“尤其是第三卷，很多地方包含有对自然资源的论述”，其《剩余价值理论》则包含“关于自然资源提取业的更广泛的分析”(71)。

由此可见，《资本论》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多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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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广迪，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Böhm－Bawerk，1851—1914），奥地利经济学家。

(3)　[美]斯威齐编：《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体系的终结》，1949年英文版，第29页。转引自胡代光：《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期。

(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

(5)　[英]J．M．凯恩斯：《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赵波、包晓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6)　本文所说“西方经济学者”或“西方学者”均指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7)　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8)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曾译为萨末尔逊，美国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9)　[美]保罗·萨缪尔森：《马克思的〈资本论〉》（1967年10月），[美]保罗·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何宝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8页。

(10)　转引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11)　说明：《钱伯斯传记辞典》第1版的中译本由约翰·宝乐安（John Darroch，英国人）、黄鼎、张在新和郭凤翰合译，书名被译为《世界名人传略》，作者名被译为张伯尔，由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于1908年在上海出版。

(12)　夏尔·季德（Charles Gide，1847—1932），法国经济学家。

(13)　夏尔·利斯特（Charles Rist，1874—1955），法国经济学家。

(14)　[法]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徐卓英、李炳焕、李履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该中译本是根据1928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1928年的英译本则是根据1913年出版的法文版第2版翻译的），第548页。

(15)　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1920—2013），美国经济学家，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6)　[美]劳伦斯·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薛蕃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该中译本译自1950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29－130页。

(17)　转引自[美]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高德步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18)　华尔特·艾尔提斯（Walter Eltis），英国牛津大学爱克斯特学院（Exeter College）研究员。

(19)　本·塞利格曼（Ben Seligman，1912—1970），美国经济学家。

(20)　[美]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英文原版的第1版出版于1962年），第59－60页。

(21)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

(22)　[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演讲录》，杨玉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根据罗宾斯1979—1980年和1980—198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讲演录音编辑出版），第270页。

(23)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2011），英国经济学家。

(24)　[英]马克·布劳格：《凯恩斯以前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丁之江、钦北愚等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中译本译自1986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40页。

(25)　即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的前身）1938年在汉口出版的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

(26)　 参见鑫金：《百岁老人周有光的读书生活》，《新湘评论》，2008年第4期。

(27)　S．H．Patterson，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New York：McGraw－Hill，1932．

(28)　参见[美]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校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中译本译自2002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204页。

(29)　马克·斯考森（Mark Skousen），美国经济学家。

(30)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该中译本译自2001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60页。

(31)　[法]克洛德·热叙阿等主编：《经济学词典》，李玉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该中译本译自2001年出版的法文原版），第353－354页。

(32)　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美国经济学家。

(33)　[美]道格拉斯·多德：《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该中译本译自2004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21－22页。

(34)　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Robert B．Ekelund Jr），美国经济学家。

(35)　罗伯特·F．赫伯特（Robert F．Hebert），美国经济学家。

(36)　[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中译本译自1997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91页。

(37)　 E．K．亨特（E．K．Hunt），美国经济学家。

(38)　[美]E．K．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颜鹏飞总校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05页。

(39)　[美]弗兰克·N．马吉尔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下卷，吴易风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中译本译自1997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268－1272页。

(40)　丹尼尔·福斯菲尔德（Daniel Fusfeld），美国经济学家。

(41)　[美]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杨培雷、聂文军、吴琼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中译本译自2002年出版的英文原版），第188页。

(42)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第160－162页。

(43)　M. Skousen, The Big Three in Economics: Adam Smith, Karl Marx,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2007., ppix－xi.

(44)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英籍奥地利裔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45)　转引自[英]艾伦·埃本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264页。

(46)　F．A．Hayek，Prices and Production，2Revised edition，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Pubs，1967．

(47)　参见高歌：《从经济思想视角解读哈耶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页。

(48)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1），又译为理查·斯通，英国经济学家，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49)　理查·斯通：《社会账目（1984年12月8日讲演）》，王宏昌、林少宫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78－2007》（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208页。

(50)　P．A．Samuelson，Marxian Economics as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pp．616－623．

(51)　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

(52)　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1923—2004），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

(53)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54)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55)　P．A．Samuelson，Marx as a Mathematical Economist：Steady－State and Expanded Growth Equilibrium，in G．Horwich and P．A．Samuelson（eds．），Trade，Stability and Macro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Lloyd A．Metzler．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版，pp．269－307．

(56)　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Alessandro Roncaglia），意大利经济学家。

(57)　·[意]荣卡格利亚：《西方经济思想史》，罗汉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58)　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1903—1957），美籍匈牙利裔犹太人，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并在电子计算机、量子力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59)　[英]约翰·伊特韦尔、[美]默里·米尔盖特、[美]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2－464页。

(60)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的经济学——价值和增长的双重理论》，袁镇岳、庄宗明、高鸿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61)　[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0版）》下册，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6页。

(62)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英国经济学家，1951年移居美国，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63)　[英]约翰·伊特韦尔、[美]默里·米尔盖特、[美]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1－826页。

(64)　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65)　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Hodgson），英国演化经济学家。

(66)　[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注释[5]。

(67)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刘辉锋、崔学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68)　[澳]约翰·福斯特、[英]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刘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69)　[美]斯梅尔瑟、[瑞典]斯维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罗教讲、张永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9、36页。

(70)　E．库拉（Erhun Kula），英国环境经济学家。

(71)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谢扬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