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形势分析

（一）面临的机遇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阶段，也是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攻坚阶段。未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北京还面临如下新的机遇和挑战。

1．北京中心城市的科技、人才和市场优势

北京中心城市具有科技、人才、资本和市场优势，动能强劲，辐射带动作用强，为北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拥有普通高等院校89所，中央和地方各类科研院所400余所，科技类企业40万家，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12400家，居全国首位。“十二五”期间，北京地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项占全国的比例达30%。北京拥有各类研发人员约37万人，吸引“千人计划”人才1300余人，占全国的25%。全社会科研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6%。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大、投资能力强、产业层次高，吸引大量具有竞争力的企业。2017年中关村示范区入驻企业13200家，实现收入近2.33万亿元。北京市拥有2100万人的大都市，经济发展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人均GDP 17000美元），人们更加注重健康、食品安全以及精神生活品质，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广大农村地区，借助地缘优势，依托便捷的交通，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和抓住中心城市发展机会，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并通过城市功能扩散，带动农村腹地发展。

2．“四个中心”定位要求农村高质量发展

农村作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腹地，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实施，推进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特色、首善要求的乡村振兴，服从、服务于“四个中心”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其中，农村做好服务保障，创造安全优良的基层政务环境，服务于政治中心建设。以历史文化保护为根基，建设好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个文化带，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创业产业上发挥作用，服务于文化中心建设；按照国际标准，加强乡村设施和能力建设，服务于国际交往中心；加强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助力北京城市建设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通过科技创新、品牌经营、资源循环等举措，有效抑制“小农业”的负外部性，充分发挥正外部性，提高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态、人文和社会价值。通过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农村金融改革、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等，推进“大京郊”主动分担首都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中心等功能，大力发展健康养老和高端会展业态，促进“瓦片经济”向包括物业经济在内的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与“小城区”的互补发展。

3．京津冀协同要求区域融合发展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在医治“大城市病”和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大背景下，北京正利用津冀的广阔发展空间，推进产业、市场、科技、人才、生态等全方位、多领域协同，积极引导部分产能向津冀转移。鼓励北京市农业生产、流通企业及农民合作社在周边地区建设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支持已建或在建外埠生产基地、乳业奶源基地建设。目前，在环京地区建设蔬菜基地超过30万亩、畜禽基地近50家，生产农产品主要供应北京市场。环京津一小时物流圈20个蔬菜主产县平均供京比重达49%。还建立京津冀农产品质量安全协同监管工作机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结果互认。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破解经济发展差距、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资源环境制约等难题，推进农村产业梯度分布，优化农村产业布局和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二）面临的挑战

北京“三农”发展短板依然很突出，乡村主导产业不突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以及乡村治理难，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1．乡村产业发展不充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提出了关于人口和建设规模“双控”的要求，造成北京市乡村产业总体发展不充分、碎片化，集群性项目、拳头产品缺乏，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还处于星星点点之状。一是禁限产业和区域增多。郊区生态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红线划定限制发展区域和产业增多，畜牧业、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等行业被列入新增产业禁限目录，相关企业外迁，产业处于转型和升级改造阶段。二是产业结构持续调整。2013年以来，北京市在城镇化、百万亩平原造林、“调转节”、生态环保等政策因素推动下，粮食播种面积、规模养殖场不断调减。传统一产空间大大压缩，二产正处于退出低端产业和引进高端产业的“换挡期”，三产虽然稳步上升，但近郊瓦片经济路径依赖严重，传统乡村旅游仍处于小散低状态，有特色的生态休闲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总体上还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三是产业用地不足。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北京市每年要减少存量30平方公里，对新增用地和新增产业形成更严格的约束。集体建设用地规模也实行减量发展，到村级可用来发展产业项目的用地指标更少，而宅基地不能流转，只能内部调整。这些用地限制，导致美丽乡村、乡村旅游等建设项目难以落地和形成规模优势。

2．城乡公共服务仍有较大差距

虽然北京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及教育、环境、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福利待遇等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仍相差悬殊。一是基础不均衡。虽然北京不断加大对郊区的建设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总体上有了很大改观，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基础仍比较薄弱，与城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设施承载能力不足，环卫基础设施陈旧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地区，由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严重，日常管护措施不力，居民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垃圾乱倒、污水直排、乱堆乱放等问题比较突出。农村污水处理普及率低，处理设施不健全；村庄绿化，生态建设还有很大差距。二是投入不均衡。虽然农业农村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但是，目前公共财政投入中城镇和二三产业投入仍占较大比重，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2017年，北京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948.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投资仅95.9亿元。三是待遇不均衡。城镇与农村公共服务制度还不一致，且待遇也存在不均衡。以社会保险服务为例，城镇社会保险分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两大部分，其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又细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五种；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又分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相比之下，农村社会保险结构比较简单，仅包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种。

3．乡村治理难度较大

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的人口结构、人才培养、农民收入、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给农村治理带来新的挑战。一是乡村居住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过密化”与“空心化”并存，近郊许多乡村由于外来人口涌入成为人口“倒挂村”，不少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了中心城市；山区乡村有文化的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举家外迁趋势明显，村庄人口呈现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二是乡村人才缺乏。农村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人才流失严重，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的成长和保障机制还不健全。三是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有所加大，经济薄弱地区和低收入农户增收尤为困难。四是村民自治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和体制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突出问题，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发生在农民身边的“微权力”腐败，严重危害着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影响各项惠农、支农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