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珠海人的幸福梦

2.1 研究假设

首先,根据AMO理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只有满足员工的能力、动机和参与机会的需求和兴趣,才能提升员工绩效。由此可见,AMO理论将理论的焦点集中在个体个人层面上。在行政管理领域,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有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而一个高绩效的政府包含对所在辖区居民的能力提升、动机激励和机会提供三个因子。而在这三个因子中,能力提升和动机激动属于对居民个体的内在因素的影响,而机会提供则属于对居民个体外在因素的影响。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微观的个人层面都用心理学的范畴来衡量,而从心理学范畴来看,更多时候个人层面可用“感知”“感受”或“主观体验”来衡量,也就是说,个人的能力提升、兴趣、动机等也会引起个体主观体验上的变化。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政府在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责无旁贷。因为一些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不在个体控制的范围内。比如,社会资本的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但是社会资本的提升是单凭个人无法控制的,相反,政府可以想方设法提升社会资本。所以说,追求幸福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政府也有重要的作用和责任郝身永.提升居民幸福感:政府的职责、角色与对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4):42-47.

其次,根据权变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当员工接触到管理内容并对其有共同的理解时,员工就会形成心理氛围的感知,从而也会增加对组织的认同。而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有许多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作为调节变量。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人力资源组织,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居民的组织认同视为城市归属感。而在有关城市归属感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政府角色到位在居民归属感建立和提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庆林.深圳市市民城市归属感及对策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2.

最后,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我们可以将政府视为组织,居民视为组织中的员工的话,那么政府对居民所做出的投入,比如对于居民生活环境、人文关怀、未来持续发展等的投入都有可能会引起居民对政府的回馈。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会引起居民个人主观层面上的改变。在心理学范畴里,我们用心理感知来描述个人主观层面,如主观幸福感、主观能动性等。也就是说,政府投入首先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层面的感知变化。而在此过程中,居民产生的组织认同即城市归属感也会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所以,我们将政府效能作为前置变量,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以期探讨城市归属感(组织认同)在政府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对居民生活状态的关注以及在此方面的投入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居民生活状态是否在政府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也是我们希望探讨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本研究探讨政府效能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影响机制、城市归属感和居民生活状态在政府效能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可以为珠海市政府管理提供怎样的理论和数据支持。所以,本研究将政府效能作为预测变量,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将居民生活状态作为中介变量,将城市归属感作为调节变量,并整理出以下研究内容和假设:

研究一:政府效能与居民能力提升、动机激励和机会提供的关系

假设一:政府效能对居民能力提升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二:政府效能对居民动机激励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三:政府效能对居民机会提供有正向影响作用

研究二:政府效能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

假设四:居民能力提升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五:居民动机激励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六:居民机会提供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研究三:城市归属感的调节作用

假设七:城市归属感对居民幸福感起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八:城市归属感在能力提升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假设九:城市归属感在动机激励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假设十:城市归属感在机会提供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根据假设一至假设十提出的假设模型1,如图2.1所示:

图2.1 假设模型1

研究四:居民生活状态的中介作用

假设十一:政府效能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十二:居民生活状态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假设十三:居民生活状态在政府效能和居民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假设十一至假设十三提出的假设模型2,如图2.2所示:

图2.2 假设模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