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消灭贫困的论述

2.1 马克思、恩格斯对消灭贫困理论的开创与批判

消灭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一直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奋力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今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追寻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贫困问题的相关思想，是一件十分艰苦的思想洗涤和理论学习之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巨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类贫困问题的关注集中起源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最早关注贫困问题是在《莱茵报》期间（1848—1849年），而马克思真正展开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使工人创造了美，却为自身生产了赤贫，提出了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探讨贫困问题，并相继进行了一些关于贫困问题产生、发展、消灭等内容的讨论。

2.1.1 基本原则

第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理论的目标，也是这一批判进行的最终原则。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深入社会、早期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理性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工人贫困的多种原因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异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等理论探索的过程，发现这些富有理性意义的探索都是在围绕着实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理论回归，最终实现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人人自由自觉的目标而来的，其一直坚守的理论分析标准和批判标准，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迎接人类社会的文明曙光揭开了神秘世界的面纱。

第二，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思维框架里蕴含着探索研究理论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的批判，更加富有理性意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确立了一个目标，即唯物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至于工人的生活怎么样，工人的居住条件如何，工人有没有维持最低生活的保障，工人对现存的劳资合同关系是否是满意等，资本主义社会全然不顾，他们追求的是压榨工人劳动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多少，而不是消灭社会的贫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挖掘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造成工人贫困的根源以及消灭贫困的手段，都是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运转的核心也是围绕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来的。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蕴藏着对于贫困的认识和理解。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2.1.2 基本内容

第一，制度致贫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造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的直接原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根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工人的贫困。由于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确立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被雇佣与雇佣的社会关系的存在，直接导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工人长期处于，也只能处于被剥削、被支配的地位。工人创造了巨大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同时，本来也应该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可事实上，工人得到的财富却很少，工人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和剥削掉了。在实际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越多，他得到的就越少，他就越贫穷。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反比。”二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造成了工人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也是造成工人贫穷的原因。工人劳动本来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是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却成为工人的异化，把人与人的劳动对立起来，人是现实的，人的劳动却是非人的，对立到了让工人濒临饿死的边缘。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懒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三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一切万恶之源，它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困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要消除资本主义的贫困，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性产生贫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竞争是无法消除的现象。由于竞争的存在和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的作用，工人就不得不降低自己的价值和付出超过自身本来能够担负的劳动，来获得供养自己生活的一切财富。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五是消灭贫困的方式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完美地被工资所掩饰了，却产生了工人的贫穷和社会的贫困。工资、异化劳动的存在，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作用的结果。所以，只要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异化现象就会自然消亡，工人的贫穷状态才会改变。因此，“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消亡，另一方也必然消亡”。

第二，人口致贫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剩的人口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的重要原因。这里的人口过剩，主要指相对过剩的人口。一种情况是工程生产周期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对贫困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危机会周期性的出现，这样就产生了相对过剩的产品，同时也就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人口；每次经济危机的出现，都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相当数量的失业人口的存在，这时每个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的工人，都被称之为相对过剩的人口。这些相对过剩的人口在生活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并且这些相对过剩的人口会随着经济危机而周期性地产生和出现，他们的出现时而突然、时而隐约，时而停留很长时间、时而又很短暂，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所以，“相对过剩的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也是相对过剩人口的周期性出现和产生的重要因素。“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 “时而在危机时刻表现出来”, “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增加，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得到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生产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样，“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吸引力和更大排斥力相互结合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工人的大量劳动，技术程度的熟练，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另外，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机器工业等先进生产设备的出现，导致了工人的失业，代替了工人劳动，造成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过剩，产生了工人的贫穷。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第三，剩余价值致贫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下，工人劳动创造了社会的一切财富。可是，工人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却被资本家剥削了，这部分就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由此，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导致工人走向贫困。故而，剩余价值的存在，让工人走向了贫穷，陷入了贫困。工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计问题，不得不在悲惨的生活中去乞求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工人为了取得供自己生产生活的一小部分财富，也就是所谓的工资，在看似非常平衡的生产制度的支配下，工人就必须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然后，“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资本家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工人却出卖了自己的劳动力，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获。“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困苦而是制度本身”。所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追求的剩余价值紧密相连。“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都是为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服务，为了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不惜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而实现这样的目的的直接手段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爪牙和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他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如此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便激发和助长了资本家日益贪婪的本性，他们极其渴望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让“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这时候，“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2.1.3 理论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的逻辑基石。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仪上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作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当代发展研究的基本指引。

2.1.3.1 唯物史观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消灭贫困的理论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是在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旧的历史观的批判中确立自己新的社会历史观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了彻底的批判，萌发了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贫困、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想。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新的立足点上，继续进行马克思式的科学批判，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崭新的历史观，内在地包含着相互联系、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基本原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批判形形色色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等）没有注意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提出“物质生活条件”的概念——将物质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合乎逻辑地得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科学结论，为唯物史观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一，马克思肯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物质生活条件“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即“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以应有的重视”。二是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三是“种的繁衍”，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活动，即“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三个基本内容，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基本内容。基于上述三个精辟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概括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即“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就建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之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在此将人类社会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从社会活动中第一次分离出来。

第二，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讨论了关于“意识”的问题，对“意识”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做了全面的考察。“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这里描述了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主体，进而论述了意识的产生，即在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的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 ‘实体’和 ‘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同时，“那些发展着的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进而推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唯物史观讨论的首要问题，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崭新的哲学命题，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批判成果的深化。“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分工”问题的深入考察，发现“分工”内含着不可分割两个核心要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第一个要素即“生产力”具有本质的和决定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同时，分工的发展也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由于分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不同的分工形式，即“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回事，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分工的形式决定着所有制的形式，沿着这一逻辑，马克思通过考察“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三种所有制的形式，对分工形成的原因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即“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同时也揭示了在三种所有制形式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分工。由此，“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分工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分工，也总是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即“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由此决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一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因此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形式，也就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因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从另一方面来讲，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又呈现出两外的一种形式，即“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他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亦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对生产力有不同程度上的破坏作用，经过这样的一个零和博弈的结局，就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原来旧的生产关系被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所抛弃，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规律。为了更加生动清晰地阐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这对辩证运动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对关系运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来，即“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交往形式”即是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段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

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深刻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及其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揭开了笼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迷雾，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消灭贫困理论的分析框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社会贫困治理的根本方法和道路，必须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去寻找，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改革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贫困治理的必由之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调整和改革，通常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当社会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就用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是当社会生产关系还基本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就用改革的方式，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上述两种方式，改革是经常的、不间断的，社会革命则是非常态的、间断性的。正是这种经常的、不间断的和非常态的、间断性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高级发展，社会贫困也就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治理和逐步消灭。

2.1.3.2 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是造成人民贫穷困苦的罪恶根源。通俗地讲，资本家仅向工人支付了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家拿走剩下的就是“剥削”。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崇拜和贪婪的罪恶土壤。因为，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保持不变的，而资本家更加青睐于那些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

第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可能，也就成为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前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使得无产阶级通过出卖劳动来创造和生产更多的商品，同时，资本家也在无尽地、心安理得地享用和消费着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这种现象成为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现象，实则通过工资的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因此，造成资本主义工人贫困悲惨处境的原因，还应回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家通过雇佣的形式，来支配和管理工人进行生产劳动，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生产劳动制度。这种劳动制度的前半部分，比较容易理解；而更加难以理解的就是其后半部分。在这种制度下，为什么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呢？这一问，就追问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这种劳动制度的性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平等、对等的劳动形式，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更多地演化为一种对抗性的劳动关系，这种劳动关系的核心就是经济关系。工人的劳动就是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也是唯一资本，工人除了劳动一无所有，而工人要想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进行劳动创造，可是，这种雇佣劳动的开始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生产资料。工人没有生产资料，而资本家却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劳动是一种资本，可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就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归属，不同于一个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不平等制度，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实依据，也成为造成工人贫困的制度原因。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支配下，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必然要获得高额利润，因为“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的工人的劳动。”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上的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迫使资本家更加疯狂地扩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一句话，谁赢得了竞争，谁就收获了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由无产阶级创造，是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后果，为不断扩大再生产，就必须革新生产劳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正是由于生产技术有了进步，解放出了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开始失业了，这种现象就是“机器吃人”，一起形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无产阶级的处境更加悲惨。这种悲惨处境可以理解为：“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有时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不断增加，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必然出现相对过剩人口，无产阶级因失业而陷于贫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就是增加了社会财物的积累，扩大了社会生产的规模，实现了资本的增值。对于工人而言，就是不断地失业，又不断地找工作，不断地为生活奔波，时刻在为摆脱自身的贫困状态苦苦挣扎。后来，马克思1865年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分析劳动生产力提高与利润的提高对工人的影响时指出：“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剥削集团收入的总源泉，它以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被瓜分。产业资本家得到的是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得到的是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是地租，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级政府则以赋税的形式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在这里，马克思经典地概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对工人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无处不在，剩余价值的瓜分和剥削也以多种形式呈现。因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工人贫困的总根源。

第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剩余价值，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的根本道路，而实现这样一条根本道路的方法，就在于通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因此，“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重新构建和确立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这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贫困问题进行彻底的批判，发现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即滋生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逐。随着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日益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资本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积累，为它自身的灭亡准备了物质条件，这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即将敲响，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来临。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消灭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理论也不例外。今天，我们翻阅马克思、恩格斯无比浩瀚的思想巨著，来追溯马克思、恩格斯消灭贫困理论的缘起。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类贫困问题的关注集中起源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在《莱茵报》期间（1848—1849年），而马克思真正展开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使工人创造了美，却为自身生产了赤贫，提出了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消灭贫困的理论，但经过我们梳理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较为充分地蕴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解决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关理论元素，进一步指明了为消灭无产阶级贫困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彼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彻底揭露给无产阶级造成赤贫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为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而战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