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毛泽东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消灭贫困的理论根基

3.1.1 基本原则

第一，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所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刚刚经历战乱的我国人民正处于一穷二白的特殊阶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在眉睫。毛泽东主席提出独立自主这一原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了专家的情况下提出的。他指出：“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这是在我们党的正式文献里面，第一次提出这一原则。但是，如果要追寻更早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蕴涵，我们就应该把视野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苏区时期，我们党的伟大实践中就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后来的大胜利创造和准备了条件。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给工人运动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失败和白色恐怖中悟出了“独立领导革命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普遍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因此，独立自主的真正意义，在于认清我们自己，了解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关于独立自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形象地用“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做了解释。他说：“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这里指明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一大法宝。后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遵循独立自主这一重要原则，为我们取得了粮食增产增收、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同时在科技上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实践的思想坐标。

第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研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工作的首要原则。社会调查是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这一原则的提出和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后来我国的社会调查研究和指导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自成一家，经典丰富，内涵深远。早在革命初期，为了弄清楚劳苦大众的苦难、贫困的根本原因，同时，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当时的富农、地主、贫农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处境，毛泽东开展了寻乌调查，得出了“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深入社会调查，在经过兴国调查后，他弄清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知道了贫农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进一步得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为了进一步突出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实效性，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这一特色鲜明的理论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一穷二白”、经济凋敝、饱经战乱之苦的背景下，更是得到了出色的应用和发挥。毛泽东多次要求各地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是对我国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同志调查研究。他要求省、地、县各级党委书记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典型，深入基层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20世纪50年代，为纠正当时存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思想，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了几个调查组到河北、山东、河南、天津、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一些农村进行调查。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年”。

第三，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精髓，是我们党进行一切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立场。一句话，离开了实事求是，一切事情都将失去本真，一切成果都将化为泡影。任何事情的顺利完成和成功变革，都需要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和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定。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国情，消灭中国的贫困问题更是不能含糊。否则，那就是我们用偏见和傲慢的浅薄认识拒绝了认识的发展、拒绝了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变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就否定了实践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事物本质特性，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想困境。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就需要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发展的根本规定。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真正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这些论述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实事求是，如何解决和把握实际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做到了实事求是，正如毛泽东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会议上指出的，“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借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随后，他强调了我们在实践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总要求，那就是“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农村公社到城市公社、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的光芒，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3.1.2 基本内容

虽然毛泽东没有对中国扶贫问题进行直接而专门的论述，但经过认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些经典著作，可以发现有些关于消灭中国贫困、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养分，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矛盾论。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解决和认识一切社会事物和实践问题的根本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法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基本学说的提出和完善，是毛泽东在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充分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完成的。所以，社会矛盾分析理论曾一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项事业的理论基石，出色地解决和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实际问题。将这一理论简要地加以提炼和概括，主要包括“社会矛盾的范畴、特征和解决方法”“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等主要方面。这一理论最早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一文中完成了论述，他认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从定性的角度上区分了“哪些是人民，哪些是敌人”和关于人民的丰富内涵，“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比如，拿我国来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歧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里详细指明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人民和敌人都有着不同的对象和内容。关于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上，他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一言蔽之，这些矛盾都是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今天我们举国上下都在进行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也会产生和发现许许多多矛盾，但是这些矛盾从其性质上讲，依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根本对立的矛盾，具有一定的调和性。所以，我们在处理和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就应该先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和认识。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所以，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江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对乡亲们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一理念的提出，也是对毛泽东社会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毛泽东一直把这个规律作为指南，运用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而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都沿着同样的一条路径展开，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决定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不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也不同。例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时候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革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此无须继续采用抗战时期的解决方法，应该通过改革，来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维护社会稳定。最后，毛泽东在总结我国每年一度的经济计划时，概括“社会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他说：“我国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做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些精辟的论断，在我们今天的供给侧改革实践中依然闪现着平衡与统一的辩证法。

第二，社会调查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锻炼和检验，我们伟大的党也逐渐从幼年时期走向了成熟阶段，那一代领导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尤其是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论，不再是仅仅作为干事情和想问题所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整的体系。就其内容上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社会调查的目的、社会调查的态度、社会调查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就其分析方式而言，主要有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所以，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论，既是科学的分析理论，也是操作性强、适用面广的分析方法。比如，关于社会调查的目的性，毛泽东在1959年3月9日提出了“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他在给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中指出：“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这一论述，指明了社会调查研究中抓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我们今天的脱贫攻坚实践中，就是要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在帮扶队伍中，抓住少数的关键人，这个少数的关键人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在脱贫对象中，就是要精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贫困户，这个就是重点，就的脱贫对象的主要矛盾；在脱贫方法上，就是要分析致贫的主要原因和根源所在，进而找到脱贫的良方良药。所以，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明确社会调查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才能明确脱贫攻坚的目的和重要意义，进而加速脱贫的步伐和进程。在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论中，他还提出了一个调查的态度和品行问题。这就是他经常强调的“当小学生精神”和“下马观花态度”。社会调查论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摸底”，也就是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他进一步指出社会调查要亲身体验的思想，即“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这些都科学地阐释了社会调查论的主要内容和丰富含义，对我们今天的脱贫攻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统筹兼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为了应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以及革命成果，处理和协调国内外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党中央和毛泽东站在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角度，提出了“统筹兼顾”的社会管理理论。依据可查文献，毛泽东的统筹兼顾论最早现于1920年，他在写给陶毅“关于留学分配的事宜”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这里闪耀着毛泽东的统筹兼顾论的火花，既告知了当时如何团结同学的方法，也告知了在当时资源条件等较为紧缺和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安排和运动，还告知了如何向国外学习的基本思想。毛泽东要求在处理社会复杂局面的各种关系时，要将工作效率放在重要的地位，既要注重工作效率，又要合理安排好社会工作中各项工作所面临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为此，毛泽东将统筹兼顾论形象地比作“弹钢琴”, “要十个指头都动”“要相互配合”。这个形象的钢琴弹奏艺术将我们的统筹兼顾推向了大众化、中国化的境界，既浅显易懂，又使人乐于接受。具体说来，应该着眼于总揽全局的角度，不应该只顾一处而孤注一掷。应该站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全局上，充分协调源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全面考察，合理安排，注重效率，使得各项工作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抓住事物的重点，又注重全局的情况，不顾此失彼，更不孤注一掷，既是科学的理论观点，同时又是紧贴实际的工作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维护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对恢复社会生产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我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套科学的理论。

第四，农村城市化论。这一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农民与工人的关系、农村发展趋向、实现路径。“由农而工”，中国的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在近代中国，中国的农民和工人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的工人没有土生土长的根基和土壤，尤其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社会，创造了惊人的世界文明，中国农民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城市人口，也将会建设更多的大城市。这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由此看来，中国的工人是农民发展的未来。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促进农村工业化，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以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他还针对当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发展农村生产力、重点发展工业的紧迫性和必须性。毛泽东的农村城市化论，紧紧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就如何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村城市化以及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做了有力的探寻。但是，依据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以及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的状况，没有给社会发展提出应有的现实话题，当时的社会实际没有给出现实性的拷问，毛泽东以及党中央也没有给出进一步发展农村城市化的答案和策略，只能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寻和思考，萌发出城市化思想的火花，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现实层面的尝试迟迟没有大幅度的开启。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时代巨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以及党中央以超乎常人的眼光和胆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进行了有力的探寻，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土壤和精神养分。比如，毛泽东当时提出发展农村城市化，将更多的农村变成城市，将更多的农村人转化为城里人，让更多的农村人参与城市建设，对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这一理论中包含了太多的理想性和现实的制约，在实践层面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适得其反和世人少有的遗憾和无奈，例如，由于种种历史局限因素的存在，理论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导致现实中的一些门槛和思想障碍。大量的农民在进行农村城市化的社会实践中出现迷茫的时候，依然错误地借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无疑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伤口。此外，一些地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时，出现了“大跃进”式的过急做法，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毛泽东农村城市化理论的初衷。并且大量的农村人进城支援城市建设，导致农业人口短缺，引发了农业减产，而天灾人祸、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帝国主义的封锁，促使我国为应对这种局面，尽快渡过难关，实行了“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了人口的流动，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政策逐渐显现出了阻碍作用，成为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助推手，这不失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因此，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农村城市化这一理论，应严格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怀揣着当时建设农村和农民，以及城市建设美好未来的梦想，来重新审视这一理论的科学含义。同时，我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该科学看待农村和农民的地位，科学看待农村和城市的关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讲求政策制定的特殊性和时效性，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梦想，让每一个身处迷茫的人都能够点燃生活的希望。

第五，积极因素论。这一理论最早出自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扶贫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十个关系问题，即“论十大关系”。这十个关系，都始终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展开，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这里，毛泽东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范畴阐释了各种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达到壮大我们的积极因素之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在脱贫攻坚的历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所运用的方法与思想，所依靠和团结的中坚力量，不也正是出色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所提出的积极因素论吗？今天我们在做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脱贫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更多的问题，就是关于脱贫的力量和中坚力量的问题，说得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增强脱贫对象的自身力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我们充分调动国际国内等一切有利于脱贫的力量、调动脱贫对象本人和脱贫对象范围以外的群体、组织，借助他们的能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推动我们的脱贫攻坚，让处于困境的人们感到社会的温暖，让对生活无望和对现实生活无助的人们看到希望，让思想滑坡和正在走向滑坡的人们回归正道。而要达到和实行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必须有积极因素在里面起到关键的作用，那就是尽快促进困难群众的思想转变，尽快推动整体社会的思想转变，调整和重整社会心态，让所有脱贫攻坚的积极力量不断地壮大起来。

第六，平衡发展论。这一理论最先讨论是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于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谁先谁后？谁更应该先行一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将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述。他认为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都应该平衡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但这里的平衡并不是我们所讲的平均主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反，这种平衡更多的是用来强调动态式的、有比例的、有目标的平衡。比如在突出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同时，应增加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重工业的积累也需要农业和轻工业的积累，在当时现有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积累会更好更快些。正如毛泽东所言：“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可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比重的多少，会使重工业发展的效果不同，这里是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待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这些生动而又朴实的论述，对我们今天脱贫攻坚也有很多显著的启示，尤其是在我们脱贫攻坚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关系问题、贫困户与贫困户的关系问题。由于每个家庭、每个人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别的要素、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产生了千差万别的贫困原因，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帮扶力量上的强弱和帮扶方式方法上的差别化和差异化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在区别和划分谁是贫困户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标准也不是最为有效和科学的，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优化，使其能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一方面，在帮扶贫困户尽早尽快脱贫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发展和变革的动力和力量；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做好并完善非贫困户的工作，要让他们感觉到发展的力量和通过自身努力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同时，也应该在政策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由于自然地理等多方面原因，贫困地区在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上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但是同一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更要借鉴和吸取毛泽东的平衡发展论思想，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科学而又正确地处理来自贫困户、非贫困户、脱贫户、未脱贫户等多方面的各种关系。

3.1.3 理论贡献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下，充分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原理，充分认识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中国贫困的根本道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为毛泽东思考我国社会贫困问题提供了充分条件。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的贫困问题，为了彻底弄清弄懂近代以来我国社会贫困的根源，他认为，解决我国农民贫困问题，就要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后来，通过社会调查和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矛盾论》《实践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这些论著研究表明，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从 ‘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9月的14年间，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掠夺钢铁3350千万吨，煤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2亿吨立方米，大豆上千万吨。”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他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同时，他认为，封建经济使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缺少最起码的条件，封建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1948年，他在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民的解放就是“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封建政治是阻碍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最反动力量，官僚资本主义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其根本方式就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在1941年《论建军工作》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框架下，在准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矛盾分析原理，进一步提出了抓住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出了进一步解决我国社会贫困的根本方法，即通过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年初，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摆在眼前的是一片荒凉，百废待兴。毛泽东在1953年12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的需要。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国内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1市斤＝0.5千克，下同）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这时候，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实现了较好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又指出：“经过2000多年仍然那样贫困的人民，开始改变了面貌”。为当代中国以后的一切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讲，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我国面临的发展情况，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处的时期都有了质的不同。产生贫困的原因不再是社会制度和所有制结构，更多的是战争破坏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这时贫困产生的原因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既有国内阶级对立产生的贫困，也有社会发展不充分造成的贫困，还有民族侵略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殊问题。毛泽东治理我国的贫困实践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以1949年为分水岭，1949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就是开始研究我国的贫困问题，进而准确分析造成我国贫困问题的因素，其根本手段就是通过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人民群众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首要目标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以后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始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如何让中国人民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的问题。正如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突出了当时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总体来讲，要想让贫困人民富起来，首先必须让他们站起来。第一个阶段是前提条件，就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第二个阶段是确立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让贫困人民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