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江泽民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消灭贫困的理论

3.3.1 基本原则

第一，宗旨原则。江泽民把中国扶贫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让“人民富起来”。江泽民延续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国扶贫的思想，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老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下，走向了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开始着力思考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新时期新的伟大工程。所以，在江泽民的脱贫思想中，经常会把党群、干群关系作为焦点，把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脱贫步伐作为抓手来考察。在推进脱贫的过程中考察干部，在依靠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考察干部的党性，其目的就是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进而“实践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重大考验”。这些都是在充分吸取苏共亡党亡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以及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得出的根本原则。这条原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原则，推进扶贫开发、推进西部大开发都必须将这条原则作为根本。

第二，稳定原则。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贫困是威胁稳定的重要因素，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中国扶贫事业在思想理论形态上的总基调。改革开放以来，在共同富裕思想的带动下，我国各个地区的人民群众都有了非常强烈的发展愿望。出现了一些先发展地区和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在实现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负面的因素，贫富差距、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这些都成为当时社会复杂环境下的总体状况。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我国的长治久安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部分内陆省份、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相对于沿海开放发达地区，在生活水平、教育医疗、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为了缩小差距，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江泽民指出：“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在推进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进程中，稳定一直作为各项事业发展的一项首要原则，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

3.3.2 基本内容

第一，发展平衡论。一是发展平衡论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国家政策、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沿海地区和一批优先开放的城市实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可是，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偏远山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的深度及广度上都不及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和一些边缘山区还处于贫困状态。但是，我们要正确看待这种不平衡现象，承认地区的发展差距，并且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还要持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那样，“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现象”“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为此，需要把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加快推进国家扶贫开发放在重要位置，平衡发展的扶贫开发思想初步形成。二是发展平衡思想的实施。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强调，“从 ‘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部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上述论断说明江泽民开始着手推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开始注重缩小地区差距，推进中国的扶贫开发。三是发展平衡论的意义。这一时期，我国发展的整体形势较之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他注重缩小地区差距，并把推进国家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些都可以说明江泽民在中国扶贫思想理论上的努力和其开拓性意义。

第二，自力更生论。一是自力更生论的提出及背景。江泽民继承并深入推进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共同富裕的目标，认真分析我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立足国情，开始关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1999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这是把贫困地区脱贫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统一起来了。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制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了脱贫的目标、任务、范围、措施等一系列扶贫方式，把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作为最紧要的大事来抓，缓解了贫困群众的眼前困难。但是，贫困地区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还没有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方还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面对这一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过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要想尽快解决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本面貌，只靠中央拨款、转移支付等方式是不够的，因为国家当时也不富裕，各项事业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障，中央和地方都没有相应的财政能力一下子全力把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条件搞起来。在当时，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基本面貌，还需要贫困地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扶贫开发思想。二是自力更生论的内容及要求。自力更生就是要以贫困地区的单位、领导干部为主体，采取多种方式脱贫，加快贫困地区发展。多年的实践证明，“把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3.3.3 理论贡献

江泽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分析框架下，灵活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原理，尤其是对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即“人”有了全新的认识，提出通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推动我国国内贫困问题的解决，在进一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让“人民富起来”。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新形势，江泽民开始着力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新时期新的伟大工程。因此，他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作为治理贫困问题的主导力量，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

江泽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分析框架下，灵活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充分认识到当时国内贫富差距的基础上，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进一步提出了“把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扶持结合起来”，进而增强贫困地区的发展动力，使贫困地区能够自力更生，从而解决我国当时的贫困问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先发展地区和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强调“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时，他已经把贫困地区脱贫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统一起来了。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快扶贫开发的步伐，江泽民制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方还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要想尽快解决贫困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本面貌，只靠中央拨款、转移支付等方式是不够的，中央和地方都没有相应的财政能力，一下子全力把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条件搞起来。因此，“把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同国家扶持结合起来，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江泽民坚持把推进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紧紧围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明确指定了我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扶贫开发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东中西部的地区发展差距。

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经过多年来的发展，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针对贫困地区人口多，发展底子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问题，基于当时的综合国力等因素的考量，江泽民提出了贫困地区自力更生，增强人民群众脱贫的自主能力等脱贫的思想，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关于脱贫思想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能够适时调整战略政策来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