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写作这篇论文的最直接的动因来自养育了我20多年的那块贫瘠的土地，她群山环绕、谷深山陡、道路崎岖、荒凉贫瘠。她的名字就是太行山。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忆中的家乡，伸腿很容易就走到庄稼地里，到处是简陋的房屋、无法忍受的粪便和垃圾。而现如今，家乡已是家家洋楼，户户小康。这种巨变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离不开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对贫困治理的认识、对治理规律的把握。带着对家的眷恋，我选择了思考，在思考之后我选择了行动。

今年，是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仪上用英文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从恩格斯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就是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为人类解放的发展目标，对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贫困问题进行批判，发现了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总目标和根本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这些努力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的福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找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100多年前，列宁曾自豪地讲：“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是马克思、恩格斯可以预测并且可以把他们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时代。列宁在俄国进行了波澜壮阔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的相关原则推行到俄国实践的最前沿，顺应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生活在这个无比美丽、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着中国人民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党和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现实。

新时代，我们追踪历史潮流，审视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贫困治理道路，不仅波澜壮阔，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以四川为样本，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继续前行。

有人曾说：“理念一经确立，就会较长时间地影响人的行为、行动。有人可能会担心，哲学层面的思维离实际比较远，容易流于一般号召，似乎不解决实际问题。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一个理念真正建立起来了，并且深入人心，是完全可以引领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历史上不乏哲学思维联系实际的案例。例如，希腊古代哲学家泰勒斯因仰望星空而掉进土坑，遭到女仆的讥讽，认为哲学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泰勒斯根据橄榄油收成丰歉对价格的不同影响的机理收购雅典城的榨油设备而赚钱，对女仆的讥讽给予了有力的反驳。”扶贫接着“土坑”，又连着“星空”，是一个历史话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理性追问。“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在意的事情，不仅常常牵挂于心，更是身体力行为贫困群众谋福祉。习近平深刻把握时代主题，提出了“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新理念和新主张，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化解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与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前瞻性、整体性、统领性。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进行多视角认识和把握，还要立足实践进行深入思考，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脱贫攻坚处于正在进行时，脱贫攻坚研究的贡献在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性认知，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含义，认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扶贫理论的发展态势以及四川脱贫攻坚实践的总体特征及趋势。随着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受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制约，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贫富差距。正因为如此，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既是我们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无法回避的历史任务，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2013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要求。2014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实行精准扶贫的要求。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此后，习近平又在多种场合进一步阐述脱贫攻坚的丰富内涵，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不仅成为指导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深化了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思想认识，已成为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书的分析和研究性解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向实践追问，试图劈开迈向小康的理性道路。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社会调查研究等方法，对脱贫攻坚工作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加以研究、考量和解剖。本书以四川脱贫攻坚的实践为样本，有利于研究和认识中国贫困问题的特点，有利于扩宽消除中国贫困问题的理论视野，有利于科学认识和把握脱贫攻坚的规律。虽然只从四川脱贫攻坚的实践进行考察，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甚至国家层面的实践状况，也不能精确反映脱贫攻坚的理论前沿研究和实践探索进展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样的梳理和研究本身就具有典型性的特殊意义，体现着关注现实问题、将实践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原则。因此，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梳理和考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从机遇与挑战、部署与特征、现状与问题、重点与难点、方法与措施、效果与评价以及突出问题与应对等维度来审视四川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沿着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聚焦三条重要的主线来探讨。第一条是马克思、恩格斯着力探索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方法和途径；第二条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社会贫困的原因、方法和途径；第三条是四川省在推进脱贫攻坚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本书试图通过这三条主线的探讨，使研究具有世界意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写作的最终目的和意义都是在梳理、研究和探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四川省取得的重大成绩、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因此，本书的首要任务是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消灭人类贫困问题的论述，通过基本原则、基本内容、理论贡献三个维度来讨论和梳理，力求能够从浩瀚无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汪洋大海中，勾勒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消灭人类贫困问题的思想理论的粗浅线条。当然，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奋力推进的今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追寻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贫困问题的相关思想，是一件十分艰苦的思想洗涤和学习之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巨著，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人类贫困问题的关注集中起源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最早关注贫困问题是在主编《莱茵报》期间（1848—1849年），而马克思真正展开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与讨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提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使工人创造了价值，却为自身生产了赤贫，提出了产生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探讨贫困问题，相继进行了一些关于贫困问题产生、发展、消灭等内容的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进行全面否定时，还一语道破了造成在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贫困程度的周期性变化。这个理论推动实践发展的革命性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为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造成的工人贫困指明了具体的方式方法，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形式，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对消灭贫困问题的论述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框架，但又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不同，这与列宁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时，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链条的薄弱环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国际上面对19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建设百废待兴。与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俄国，此时的第一要务就是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了摆脱当时的贫困状态，在十月革命后，革命者没有只是对原有制度进行猛烈抨击，而是大力清除俄国原有的不合理制度，着手对未来国家制度的建设。所以，列宁关于消灭贫困问题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更加侧重于加强国内经济建设、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等方面来认识和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

本书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推进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贫困问题的理论批判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建设推进扶贫开发的实际所进行的卓越的实践探索，以及形成的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面临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国内贫困问题的性质、特点、成因等要素，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了质的不同。特别是国内贫困的原因不再是社会制度和所有制结构，而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战争破坏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扶贫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特点的扶贫理论。其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中国扶贫理论的奠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对中国扶贫理论的继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拓发展了中国扶贫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继续推进扶贫开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了中国扶贫理论开创性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着力推进脱贫攻坚的信念与决心。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努力，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此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党更是如此，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着手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我国的贫困问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因此，在当前全国各地着力主抓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重点梳理和分析四川省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在社会调查、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部署与特征、现状与问题、方法与措施、效果与评价、应对与建议等维度展开分析研究，试图提出四川省下一步如何应对脱贫攻坚复杂形势的建设性意见。其中，有定量的分析，也有定性的判断；有总体概况的描述，也有具体特征的提炼；有表面现象的描述，也有深层原因的剖析；有对主要扶贫方式方法的阐述，也有对扶贫方式方法的比较和评价。四川省是全国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面积最大、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区之一。另外，国家对贫困地区给予了更多的政策支持，脱贫攻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四川省脱贫攻坚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本书的尾声部分，笔者指出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要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和计划。脱贫攻坚推进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对象是千村万寨、千家万户，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既要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要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脱贫攻坚的推进向度上，要坚持内外结合、远近照顾、时空照应的原则，应注意把握好和运用好脱贫攻坚的辩证法，实现主客体双重推进向度相统一，具体把握“三个相统一”，即制度设计与基层落实相统一、责任考核与成效反馈相统一、政府角色定位与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相统一。总之，当下，全国上下在推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都要注重在立足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把握和利用脱贫攻坚的客观规律，以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为主体，统筹各种脱贫攻坚的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充分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最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确保2020年如期脱贫摘帽，全国全面同步脱贫奔小康，让贫困群众真正有获得感。当下，脱贫攻坚正在进一步推进，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将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和复杂。因此，关于脱贫攻坚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为此，笔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笔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定的错漏和不足，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郝儒杰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