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童年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早上，在香港東區醫院，一個男嬰出生了。

男嬰的父親林寧在為兒子登記出生證明時，登記處職員在父親欄中誤將「林寧」寫成「林零」。從未讀過書的年輕人初為人父，滿心歡喜的目光未發現這一字之差，這個誤會遂一直在檔案裏保存至今。

由於是男嬰，自然受到父母疼愛。雖是貧窮一族，但這不妨礙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連為男嬰起名字都寄託了老一輩的希望――林亮添。亮，是因為男丁，感覺到天空、事物等一切都明亮光彩起來了。添，當然是盼望他的出現再為林家添丁增福。果然在兩年後，小男嬰有了一個弟弟。但家境貧寒，小弟弟年幼時因病夭折了。七年後，家裏又添了一個妹妹，取名林愛明。

當年，林亮父親在香港一個駐港美國銀行經理家中當廚師，初時每月薪水二十元，全家因此得以住在位於舊山頂道大宅的工人宿舍內。

在林亮大約三四歲時，母親常牽着他從太平山梅道走去中環，經過皇后大道中的大會堂（舊中國銀行大廈所在地）時，不時見到有三四個轎子停在門前廣場等客。轎夫從大會堂將客人抬上半山區，每趟單程可掙三毛錢。

家窮，使林亮從小就懂得節儉，絕不亂花錢，這根深柢固的習慣一直伴隨他至今。

小時的林亮聰明、頑皮、好說話、愛動，也喜歡讀書。母親在鄉間曾當過教師，幼承庭訓，林亮三歲就開始學《三字經》、《千字文》，七歲回家鄉讀私墊，三年後入國民小學。

開學那天，父親的七弟，即林亮的七叔背着他上學。母親用一條絲布蓋着他的頭，還在衣服內放一條青蔥。「七歲應神童，天生我姓聰。」母親經常很驕傲地這樣對兒子說。

林亮清楚記得小時家教極嚴，母親絕不容許說謊、偷懶，見人一定要喊叔叔嬸嬸。過節過年母親必定蒸鬆糕、芋頭糕之類，讓他從同住的巷頭送到巷尾，每家一碟與鄰里分享。母親常對兒子說：「路狹處讓三分予人行，味濃時給一分予人試。」從小指導他如何做人。

後來父親月薪已有三十元了，林亮頭三年學費每月兩元，第四年每月升為四元，這已佔了全家收的百分之十二。每天父親給他三分錢作零用，這已包括全日開支。當時每單程電車是三分錢，買一個麵包也是一分錢，這就意味着，如果他乘車去上學，就沒錢買麵包當午餐。

唸英文小學時，他與四個同學自發成立一個學習小組，規定在學校交談時只能講英語，不許說中文，違規者每次罰一分。每當罰款累積到五毫時，他們五個就一起去看一場電影。當時電影票一毫一位，是電影院的前座位，已經算貴了，那時芽菜炒麵才一分錢一碟，紅豆粥一分錢一碗。林亮幾乎未被罰過。

第五年他考上華仁書院，為了省錢，天天從銅鑼灣步行到中環半山的羅便臣道上學。他個子瘦小，書包又重，每次來回要用去近兩個小時。林亮的腳力特別好，九十三歲仍健步如飛，可能與他小時的鍛鍊有關。

每逢下雨天，他就開始動腦筋了。當年電車是敞開無門的，他故意走在靠近電車軌的路旁，一雙小眼睛盯着售票員。電車售票員通常只有一個人，脖子上掛着一個口袋，邊收錢，邊賣票。林亮總是趁售票員去上層查票時便快速跳上車，估計快查完票要下來時，他再跳下車，就這樣搭一段「免費」車。跳上跳下當然很危險，要是下雨路滑，摔倒了或正巧後面有車開過來，都不是鬧着玩的，弄不好還賠上性命。但林亮初生之犢不畏虎，還覺得這樣跳上跳下蠻好玩的，而且經常能化險為夷。

少年的他總用省下來的錢買課本和筆。實在饞了，偶爾也會去買三分錢帶肉絲的炒麵。但最多的仍是天天啃一分錢的麵包果腹。父親間中會帶給他一包白糖，將白糖撒在麵包上，那是他兒時最奢侈的甜品了。

在同班同學中，很多是富家子弟，他們的父親或是潮汕抽紗廠老闆，或是大貿易商老總，口袋裏常有兩三元的零用錢。午休時，他們也會友好地招呼林亮一起去吃午餐，但他每次都禮貌地拒絕，從未參與過。友誼是互相的，不是單程路。他知道同學常去酒樓吃九分錢一碟的炒河粉，喝咖啡、奶茶。他自知囊中羞澀，沒有這個經濟能力回請他們，唯有次次婉拒。他不想白吃白佔人家便宜，儘管他們是善意。

一九四一年六月，林亮憑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了耶穌會的華仁書院。然而，一切還沒有開始，就要結束了。新學年開學時，父親為難地告訴他，書不能唸了。中學學費漲到八元，家裏供不起。林亮立刻垂下頭，默不作聲。他當然清楚家裏的經濟狀況，但他更清楚自己想上學。沒有知識的人是沒有前途的，他渴望讀書，哪怕每天多走兩個來回，哪怕每天仍然吃一片麵包。他非常渴望繼續唸書，可是，現實是殘酷的。他含淚走出家門，沒精打采地朝學校走去。那麼熟悉的小路，那麼悅耳的叮噹車聲，那麼可親的校長和老師……一切，都不再復現。

站在校長面前，千言萬語變成直直的一句話：「校長，我不能來上學了。」說完，他低下頭，淚水在眼窩裏打轉。「為甚麼？」校長詫異地問，這可是個學業優秀的好孩子啊。

「父親說，家裏交不起八塊錢的學費。」說完，他忍不住撲到校長懷裏，哭了。

校長歎了口氣，撫摸他的頭：「去吧，回家去告訴你父親，還是像從前一樣，只交四塊錢學費，但你一定要來上學，記住了嗎？」

林亮抬起矇矓的淚眼，幾乎不敢相信地望着校長：「真的？」「當然是真的，儍孩子。」校長一再鄭重地囑咐：「你一定要來上學，不上就可惜了。」

林亮立即破涕為笑，謝過校長，蹦跳着走了。至於那四元學費是校長本人墊付的，還是學校免收的，林亮至今也不知情。他只知道，他又可以背上書包去學校，又可以在電車上跳上跳下了。

日子雖苦，可是沒有書讀的日子，心裏更苦。童年時，上學難的經歷是林亮心中的痛，更是激發他日後富裕時創辦教育基金的動力。這個伏筆，一埋就是幾十年。所以，直到今天，他從未間斷幫助學習成績好而家境貧窮的學生。

二〇〇一年七月，在首都北京人民大會堂內，林亮是受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表彰的來賓之一，被安排坐在寫有自己名字的座位上。突然，有人在後面大喊「林先生」。後排一位素不相識的女士激動地衝上前握住他的手：「林先生，可找到您了，我是河南省婦聯的。」林亮和太太雪莉互看了一下，有點莫名其妙――河南省婦聯？

「是這樣……」女士未鬆開林亮的手，很激動地說：「您捐給中國婦聯『春蕾計劃』的一部分善款，轉到我們沂蒙山區了。我們那兒有個班共五十個孩子都是你捐助的。我來京前，我們領導就囑咐我，如果有機會遇到林先生，一定要替他們，替孩子們好好謝謝您。」

「哦，原來是這樣。」林亮一邊掏出名片，一邊問：「孩子學習都好嗎？快畢業了吧？」

「都好，都好，他們有的升學，有的已出來工作了……」散會後，林亮又與她邊走邊談了許多。回港不久，林亮就接到附有全體受助學生簽名的一封感謝信。

當年的四元，若換了今天，在快餐店還買不到半杯奶茶，卻幾乎令林亮輟學，差點兒斷送了一個孩子的一生。

學是繼續上了，好景卻不常，才三個月，戰爭便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