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里与现代执行人

曼斯菲尔德（Harvey C.Mansfield，Jr.）　著

尚新建　译[1]

现代执行人，无论行走于政界还是混迹于商海，都觉得与马基雅维里有一种模糊不定的亲缘关系，阅读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很难界定或逃避这种关系。或许，在现代执行人的心目中，这个任务已经托付给马基雅维里学者，而大部分学者以为，马基雅维里是讲述玩弄阴谋诡计与恶行的哲学家，声名显赫，但既非深刻的思想家，亦非让人忐忑不安的教师。无论出于自得、傲慢，还是出于挑剔，学者们并不接受这种委托，不愿探索马基雅维里与现代执行人之间有什么天然的亲缘关系。假如他们去探索，或许就会发现一种确切的亲缘关系，迫使他们思考：马基雅维里实际上是否就是现代执行人的始作俑者。因为，不仅二者采取共同的态度和方法，而且，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从现代的意义上频繁运用“执行”（execute）一词，并将其作为主题，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人。

现代的意义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简略考察一下马基雅维里的基本概念；然后我将这些概念与马基雅维里运用的“执行”联系起来，阐发其“esecuzioni”（行使）与执行人的概念。

马基雅维里并非创立执行主题的第一位政治哲学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在其《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已经指出，一切政府都是执行人，执行主权民众的意志（all government as executive of the will of sovereign people）。马西利乌斯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继承人，虽然亚里士多德很少或根本没有阐述执行权（executive power），马西利乌斯却始终忠实于他，让执行权从属于自然法或自然权利，以至于执行权无法逃避法律和道德的监督。但是，马西利乌斯和亚里士多德偏重法律而轻视或贬低执行，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法律的可疑特征茫然不知。

法律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是现代执行权概念要解决的问题。法律过于普遍，很难合理；凡遇到背离法律精神或条文的情形时，它需要外力襄助，才能够明确其中的道理。即便法律是合理的，也需要助力证明其合理性，反对人们固执己见，为所欲为。当法律遭遇这种固执，便诉诸普遍性，声称：你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所有人相同。因此，第二个困难传给了第一个，法律引进一个它独自无法解决的问题。

执行权只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方式。另一种解决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王制（kingship），这在马西利乌斯那儿也能找到。[2]好人或人杰的王制高于法律，因为他德高望众。这种王制尽管不可能或不现实，却提醒我们注意，法律从未得到美德，法律的目标是美德。倘若能够表明——亚里士多德对此表示怀疑——美德是人的完善化，人的完善化必然为整个自然做出贡献，那么，好人的王制将符合自然。人们或许有理由断言，沿着这种王制的方向偏离法律并非僭政（tyrannical），反而符合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凭借我们的天性赋予我们的美德，能够解决上述法律问题，至少能够应付它。

马基雅维里不仅怀疑这个论断，而且否定它。他有许多间接的陈述，五花八门，但关于自然法或自然权利，却几乎完全保持沉默，他的所有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它们。这是他与马西利乌斯最明显的区别。的确，他的时代以及他那个传统的政治学，并没有这种沉默的先例，也不为此提供任何口实。这种沉默不可能出于疏忽。[3]马基雅维里从今天经常被人塞入的“语境”——诸如使他的思想看上去好像是派生的、无害的——出发，凭借这种沉默，说出一些异乎寻常的话，让人深感不安。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法律不充分，但否认自然权利能够证明偏离法律是正当的。他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出于明显的热情，轻易接受了这一结论：僭政对于好政府是必要的。法律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而需要暴力（force）；自然无法提供暴力，或证明其合理，因而需要人们自己发现或创造。通过不断重复颇具轰动效应的执行活动，人们实施的暴力超越法律（beyond the law），强迫人们服从法律。因此，马基雅维里称之为esecuzioni（执行）的这些活动，既不涉及法律，亦不涉及正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超越法律即高于法律，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超越法律则是低于（below）法律。亚里士多德始终尊重法律，要求杰出人物的王制也要采用法律。马基雅维里则公开嘲弄法律，尽管他不否认善法的必要性（D I.33），却断言，精良的武器足以保证完善的法律（P 12）。

马基雅维里从未谈及自然权利，但的确提及自然，而且众所周知，还经常谈论美德。[4]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和美德，既非亚里士多德的，亦不属于古典政治科学的传统。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必然性（或为其所取代），它迫使我们获取食品、安全和荣誉；[5]美德则成为预见这三重必然性的习惯、能力，或品质。美德的转变要求其新的功能，美德不再以自身为目的，也不再致力于人的完善，因此，马基雅维里的翻译者很不情愿将其virtu译成virtue（美德）。他们称virtu为ingenuity（智谋），或valor（勇气），或vigor（魄力），借以展示某种新东西，同时掩盖马基雅维里称其为virtue的事实。

对马基雅维里而言，美德在预见必然性的过程中具有一种双重特征，这种特征向现代执行人的特殊含混性负责。执行人是强者，但要求按照更强的意志或力量行事。[6]美德克服了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德与自然相对立（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权利截然不同），然而，美德是利用必然性克服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德又服从于自然（也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权利不同，亚氏的自然权利允许选择）。[7]因此，要预见必然性，你必须超越其他同伙；当你成功地保全自己（assicurarsi）的时候，你便战胜了同伙，但并非必然战胜他——以及他之后的其他人。你的美德既强又弱：所谓强，因为你选择了你最终不得不做的事情；所谓弱，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因此，马基雅维里谈论执行人时模棱两可。在一处（P 6），他将摩西描写为“纯粹的执行人，执行上帝的命令”；然而后面（P 26），他则称赞“摩西的美德”，赞赏摩西充分利用赋予他的机遇；在另一处，他说，摩西被迫杀了无数的人，因为他们出于嫉妒，反对“他的设计”（D III.30），即摩西的设计而非上帝的设计。《君主论》仅仅提到“纯粹执行人”，为了平衡起见，需要《论李维》（III.1）中的uno ostinato esacutore（一个确定执行人）。

马基雅维里的执行人通常被人当作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当然，马基雅维里通常也这样称呼。然而，我们发现，他的君主之道却是现代执行人的基本要素；马基雅维里每每用执行回应马西利乌斯，这种运用对其主要概念而言绝非偶然。不过，esecuzione（执行）一词对于现代执行人至关重要。现代执行人有七个要素起源于马基雅维里：（1）惩罚的政治运用，这需要超常的执行人；（2）战争与外交事务优先于和平与国内事务，结果大大增加使用紧急权力的机会；（3）当觉得统治不是代表统治者，而是代表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时，采用间接统治；（4）通过发现或发展适于一切政制的统治术，削弱各政制之间的差异；（5）需要果断，因为政府最好突然之间确立；（6）保密具有价值，以便引起震惊；（7）单一执行人，即“独一者”的必要性，集荣辱于一身。这每个要素均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相抵牾，可见马基雅维里的执行人具有何等革命性，所有要素都在马基雅维里对“执行”（execute）一词的运用中展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