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一
规则为什么重要

王　石

1999年，我辞去万科总经理职务，同年与万通冯仑、建业胡葆森一道发起了中城联盟，成为首任轮值主席。当时民间商会组织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虽有章程，但比较粗糙，对于组织日常工作和发展的考虑并不详备。比如新的轮值主席如何产生，就没有明确的规定，最后采用的是不成文的规矩：轮值主席由将卸任的主席和已卸任的前主席共同推举，一半以上的理事会员通过则生效。表面上是民主选举，实际上是幕后的大佬们操作，这样一直持续了六届。到了2012年，出现4名候选人，与之前不同，这次选举切实按照规则，充分竞争，最终更年轻、更具有服务意识的候选人当选主席。从轮流坐庄，到选贤任能，走了整整12年。一个商会组织如此，何况一个转型中的国家？

之后我又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亚布力论坛、深商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民间组织中担任职务，这么多年下来，我的体会是：组织的治理，需要把美好的愿景落实为切实的具体行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充分探讨、凝聚共识有时候比效率更重要，会上各种声音争争吵吵，看似慢，实际有慢的价值，吵而不破，折衷妥协，才是治理应有的常态。

如果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那么《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把艺术变成科学的尝试。最早接触这套规则，是在2008年的4月，当时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苦于议事效率不高，准备起草《SEE议事规则》，SEE的成员以企业家为主，企业家阅历丰富，个性鲜明，表达欲望强烈，又很难被人说服，SEE最初开会是比较凌乱的，如随便打断别人讲话，不经举手申请就发言，讲话不控制时间，不围绕动议展开，讲的过程中跑题等。为其制定议事规则亟需成熟的范本，因此SEE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的译者和推广者袁天鹏签订了委托协议，成为中国第一家为了议事规则而与袁天鹏签约的机构。

袁天鹏根据SEE历次会议的记录和视频资料，结合“罗伯特议事规则”，提交了100条《SEE议事规则》的初稿。SEE秘书处逐条讨论，将100条压缩为43条。2008年12月底，SEE理事大会通过《SEE议事规则》，开始运用这套规则议事，尽管执行中有争论，有异议，但大家按照“动议—辩论—表决”的流程进行，与主题无关的争吵、为议事规则而产生的争吵减少了，这次会议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由不习惯到慢慢习惯，由习惯形成规则，由规则变成传统，SEE的民主议事规则逐渐走向成熟。今天，SEE已成为公认管理最规范的民间NGO，代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多次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亦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沙漠生物多样性环保组织，SEE遵循“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程序已经成为中国民间NGO组织的一个标杆，它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环保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罗伯特议事规则》功不可没。2009年当我卸任SEE会长时，我把发表自己离任感言的时间交给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袁天鹏，他始终站在会场一角，记录全场发言是否符合议事规则，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遗传基因”。比起感谢和回忆，我把离任感言的时间留给代表未来的因素。

通俗地讲，《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关于如何开会的指南。大家都开过会，然而无论在企业还是在社会组织中，开会效率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现状是我们凭借着个人经验或者与会者的权威来保证会议效果，但这是一种靠能人不靠制度的思路，不具有大范围内的可复制性。《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至少在四个方面远胜同类指南：

首先，它是人类议事智慧的严谨梳理，篇幅虽大，但紧紧围绕多数方、少数方、成员个体、成员整体、缺席者五大权利框架展开分析，既关心会议的决策效率，也意在防止民主表决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同时划清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边界。

其次，该书虽然已出11版，期间根据时代发展做过重大修订，但仍保留着罗伯特将军的初衷——把人们从议事规则分歧所造成的混乱中解放出来，在原则的稳定性与方法论的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第三，《罗伯特议事规则》虽事无巨细地考虑了会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它在行文风格上，是建议性的而非规制性的，也即列出典型情况及针对性措施，并不急于推荐所谓“最佳实践”或“制度红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罗伯特议事规则》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它基于常识的力量和冷静客观的语言，无论左中右，都能在这里找到改进各自会议的技术方案。

罗伯特早年从军，后来把全部精力投入议事规则的编纂；袁天鹏先生早年从事技术工作，后来专职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教国人如何科学开会。这种精神追求上的契合，是最新版《罗伯特议事规则》翻译质量的保证。现在第11版的中文版即将付梓，通读全书，它基本保持了第10版的体系，结合通讯技术的发展做了更新。也许在初学者看来，它条目众多、文本庞大、结构陌生，但一百多年的长销不衰，已经证明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生命力，它保持了严谨性、稳定性、建设性和中立性，值得各级各类组织借鉴并应用，从中发现组织治理的精髓，进而窥见人类治理自身的奥秘。

201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