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分别是：①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②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③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23]。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经济这三个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即增长问题和治理问题，分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的话，最后这个问题即发展或贫困问题，则是全球治理中最为古老的问题。而且，这第三个问题因涉及发展的目的这一根本理念问题，也与前两个问题紧密相关。
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伊斯特利在其著作中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发达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却收效甚微[24]。我们可以把这个重要的命题称之为“伊斯特利悲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越来越具有全球化意义的经济增长、贸易和技术交流，都没有解决好进步成果如何在国家间和一国内均等分享的问题，总体而言，在国际和国家层面都远远没有破题。回答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破解“伊斯特利悲剧”难题，中国已经直接做出了贡献，也可以以自己的成功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选择。
1981—2013年，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1.9国际美元（2011年不变价）的人口，从18.93亿减少为7.66亿，同期中国从8.78亿减少为2517万，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75.7%。对于全球贫困做出这一中国贡献，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同时也在于实施了针对区域贫困的扶贫战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推动者，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面对全球贫困这一长期攻而不克的难题，中国最有资格也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以自己的经验、智慧和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早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向来访的日本客人解释小康社会时就指出：有了这个（经济）总量，就可以做一点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也可以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25]。在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这句话被正式表述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26]
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在帮助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以及为世界应对各种人类挑战的努力中，中国并不是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而是立足于找准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根源，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开放战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在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价格形成机制、资源配置模式、对外开放体制和宏观政策环境等众多领域推进改革，逐渐拆除了计划经济时期阻碍生产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更有效率的配置。这就意味着，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有要素投入的驱动，也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支撑，而这一生产率提高的很大部分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城乡就业更加充分和劳动力的更有效配置。而就业的扩大意味着广大城乡居民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并均等地分享了取得的成果。
中国故事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地区性的。由于历史形成的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进程也具有区域上的梯度性，在一定时期也产生经济发展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解决的方式是把早期在经济特区，随后在更广泛的沿海地区形成的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创造性地复制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即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同时，针对这些省份人力资本欠缺、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以及对资源依赖性过强等制约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从21世纪初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随后又启动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基础设施投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落实在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上。
这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固然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迄今整体上取得明显效果，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投资和发展环境显著改善，良好地调动了这些地区劳动者、创业者、企业家和各级干部参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表现为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持续短缺，并导致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迅速上涨。第二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表现为增速早已逐渐放缓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最终于2010年达到峰值，人口因素相应地全面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转折点效应率先表现在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保持既往的速度。如果完全以国外发展经验为依据，即遵循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27]，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下降，将导致产业大规模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转移。
然而，随着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效果的显现，并且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保持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产业转移更多地发生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国际间的雁阵模式变成了中国的国内版[28]。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领先增长，促进了这些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明显超过东部地区。这不仅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显著提高，还由于中西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增长贡献加大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年份延缓了数年。从2016年各省GDP增长率看，西部有半数地区增长速度在全国中位数及以上，对中国保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与分享的成功故事，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和试验区先行先试，继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条件重演沿海地区发展奇迹的有益经验，一方面可以通过在理论上升华为具有一般意义的中国智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作为一个可能的选项，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治理，成为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世界各国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各国人民对于和平与发展有着共同的愿望。以摆脱贫困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为基本标志，提高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是各国执政者的目标和不断做出的承诺。与此同时，人们也倾向于同意，任何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时也应兼顾他国，各国共同发展才是一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所在。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一贯倡导并做出深刻阐释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载入一系列联合国决议。
共同的发展愿望并不意味着唯一道路，也不要求单一模式，而是允许发展途径的多样化、本土化和与时俱进。不过，各国发展的道路上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障碍，如资本积累的瓶颈、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不平等、基础设施能力的不足、人力资本培养的难点、人力资源动员能力的缺乏和配置的无效率，等等。因此，在承认和鼓励模式多样性的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急需一个既有利于创造发展的必要条件，打破关键领域瓶颈制约，又有助于借鉴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同时又给每个国家以充分选择空间的发展战略框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样一个开放性的框架。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和主体思路，已经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和分享的经验所验证。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倡议并非简单地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个符号，还有更深的历史含义和现实启迪，更强调东西方文明相互交通、互学互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作用，更加注重通过所有国家的参与消除全球贫困的新理念。再次，“一带一路”倡议抓住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各国普遍面临的关键性制约。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根据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每个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终究需要立足于国情，依靠内在的决心和努力，消除在发展动力和制度环境方面现存的各种障碍。“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夹带着中国智慧，同时又可以同各国自身需要和努力并行不悖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