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背景
从世界潮流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并非历史长河之中一桩孤立的事件。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评论学术新潮流时，借用佛家名词提出了“预流”的概念，称“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6]。不独学人之于学术潮流如此，国家之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同样如此。预流者，能够进入这个潮流顺势而为，就可以获得较快的发展，取得较大的成就；不入流者，一味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就会被潮流或时代所抛弃。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东西方冷战格局悄然变化，东亚的一些开放经济体也在“领头雁”日本的带动下纷纷开始腾飞，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以他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逐渐成型并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战略决断，中国得以不失时机地成为世界潮流的预流者，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
（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演变
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算起，冷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持续了30年，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攻苏守”阶段，经历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苏攻美守”阶段。美国处于相对守势有其客观原因。首先，苏美战略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65—1970年，苏联国防开支增长超过30%，苏联战略武器及其他武器数量迅速增加。[17]到1969年，苏联取得与美国相匹敌的有效核均势，双方首次尝试就武器问题举行谈判时发现，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美国，如果再次出现类似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状况，苏联退却的可能性很小。[18]其次，越南战争的巨额成本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削弱了美国的实力。最后，西方阵营内部出现分化。法国长期憎恶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及其对欧洲的影响。[19]联邦德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日益稳定，也越来越看重保卫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而不满于再接受美国等国的“监护”。[20]
与美国的守势相比，苏联的全球战略表现出明显的进攻态势，在全世界推进“阶级斗争”，搞“输出革命”。勃列日涅夫曾表示，制定对外政策要考虑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情况。[21]对东欧国家，苏联从政治军事经济上严加控制、粗暴干涉，肆意“教训”捷克等挑战苏联权威的国家。对第三世界，苏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和培植代理人等方式，介入国际纷争，攫取战略要地，强化与美国地缘对抗中的地位。[22]这种扩张性的全球攻势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并占领阿富汗事件中达到高潮，也引起了美国的严重不满和强势反击。1980年1月美国卡特主义出台，强化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1981年极端反苏的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他摒弃对苏“缓和”，积极振兴美国经济，同时扩大国防预算，旨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重新夺回主动权。[23]
美国积极争取国际合作，联合抵制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对苏联实施制裁，呼吁各国一起抵制，退出莫斯科奥运会，进而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寻求西欧盟友等共同孤立、遏制苏联。这些行动意味着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支持的需求急剧上升，这与正在谋求对外开放的中国的战略诉求十分契合。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痕。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毛泽东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而不是美国。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但正常化的进程比预计的要慢。究其原因，一则美苏之间一度走向“缓和”，美国对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需求下降，同时也让中国对美国意图抱有疑虑；二则原本承诺在第二任期结束前实现中美建交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三则当时的中国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没法打开国门搞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障碍不复存在。在对“台湾问题”做出相关安排之后，中美于1978年12月15日（苏军进入阿富汗前五日，此前苏军已在苏阿边境大量集结部队）签署建交公报，半个月之后的1979年元旦公报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二）中国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开始对美国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关切提供帮助，比如敦促越南与美国实现和解。不过越南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为了美国牺牲越南，并认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对减轻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至关重要[24]，这为越南后来仰仗苏联的支持入侵柬埔寨、驱赶迫害华侨并没收其财产、在中越边境挑衅和入侵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埋下了伏笔。
中国曾是越南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长期支持者，对越南提供了大量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援助。1975年越南共产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之后，认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保持原先的关系[25]，并开始在苏联的支持下谋划并吞柬埔寨、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鉴于老挝已经建立了亲越政府，越南的矛头指向柬埔寨。1978年12月初，越南和苏联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旋即在月底入侵并迅速占领了柬埔寨。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向卡特通报了解放军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惩戒是在履行中美建交公报中“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义务，对此两国应当采取互补的举措，并在全球而非地区的背景下理解这场战争[26]，如果中国不承担起责任，这个责任就得由美国来承担。[27]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内，完成作战任务。
尽管美国没有公开支持这次惩戒行动，甚至卡特还按照内部商议的结果向邓小平表示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对，但总体上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支持。美国对不久前从这块土地上不体面的撤离记忆犹新，以致无法重新直接干预该地区的安全，只能由中国承担起地区安全间接保护人的角色。[28]解密资料显示，美国后来实际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反应，如在安理会中给予中国实际支持，在阻止苏联干预方面付出努力，安排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如期访华且与中国达成了众多的经济合作协议等[29]，总之，美国以“冠冕堂皇”的方式给中国“打掩护”，这与邓小平“两国采取互补举措”的期待无疑是相符的。[30]
中国为这次反对地区霸权主义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流血牺牲，并且支付了昂贵的经济代价。中国政府不得不因为预算限制缩减与日本企业签订的工厂建造合同，甚至要实施为期3年的经济调整政策[31]，但这一决策对此后几十年对外开放奠基之功远大于一时的经济成本。
一方面，此举不啻与苏联公开决裂，这和美国的战略利益高度契合，特别是让中国开始赢得了美国的信任，并让美国领导人生出了“不应当辜负中国人的信任”之感，为日后中国被接纳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开放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32]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的氛围之下，1979年4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提出与华盛顿开展公开安全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包括访问军港、购买美国先进武器以及在中国领土上用美国监测站核查苏联执行武器控制条约情况等。[33]出售敏感技术意味着美国将中国视为准同盟者。这在当时环境下被视为“异想天开”之事，最终在多番游说下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取得成效。美国政府放松了向中国出口各种尖端技术的限制，原先维系的美苏、美中等距格局被打破。
另一方面，这一仗为中国在周边国家树立了负责任国家的形象，一定程度解除了本地区对中国谋求建立“势力范围”的顾虑，为中国在其后的对外开放中向周边国家学习和与之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美国从越战中撤出之后，中国即希望向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示好，希望各国领导人相信中国不会再“输出革命”，不会继续支持各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武装斗争行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中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制衡起到了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作用，中国也确实许诺，如果越南进攻泰国中国将为后者提供军事援助，并在联合国柬埔寨问题会议上坚定支持东盟国家，联合泰国和新加坡组成一个外交“统一战线”阻止国际社会承认越南扶植的傀儡政府，并在区域范围孤立越南。这些做法也在周边特别是东南亚起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而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经济体后来也确实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学习和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
（三）亚洲开放经济体成功经验
在中国开始准备向外部开放、与世界接轨的时候，亚洲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已经率先一步展示出巨大的“开放红利”，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1978年5月，邓小平提道：“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中国台湾、一个是中国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34]
邓小平提到的东方四个“小老虎”后来以“亚洲四小龙”之名为国人所熟知。它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利用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术，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亚洲富裕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日本经济崛起，到亚洲四小龙腾飞，再到后来的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大陆经济的次第跟进，在亚洲形成了一种产业结构在不同国家间传递并呈现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发展模式又被称为“雁行模式”。中国从雁行模式的先行者身上得到了莫大的鼓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进入一段接近20年的高速增长期。引进先进技术和注重创新是支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1960—1973年，资本、劳动、居民消费、全要素生产率（TFP）等因素中，对日本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增加，其次是代表技术进步的TFP。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被迅速引入日本，原先被军需生产培育起来的技术也转入民营部门，伴随技术革新的设备投资有力推动了日本经济增长。除引进先进技术之外，日本还从美国等引进了成本管理、经营计划调查以及职务分析等知识和方法，提高企业管理现代化程度。日本向欧美大量派出企业家和工会人员组成的海外考察团学习欧美的管理方法，1955—1975年共派出1000批以上，人数在1万人以上，被称为“昭和遣唐使”。政府对市场的引导或合适的产业政策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发挥作用的政策并非由政府单向推行，而是政府与民间协调推进的行政指导和产业政策。人口由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移动带来的充裕劳动力和消费扩大，也分别从供给和内需两个方面推动了增长。加工贸易型出口不断增加，也从外需上给日本经济以有力支撑，并且随着出口结构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化，日本经常项目收支在高速增长期成功实现并保持了盈余，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35]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在更大范围内对日本、“亚洲四小龙”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增长特征和经验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型”发展模式、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和推动出口增长、创新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高投资和高储蓄率等。[36]
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已经成长为新兴工业经济体，逐渐丧失美国给予的地缘政治优待，并且向日本那样开始面临美国实施的关税、配额、汇率等贸易限制，它们自身也出现劳动力短缺、劳资纠纷加剧、土地价格上升、环保代价增加等带来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为了确保获得稳定廉价的劳动力，它们有动力将生产网络向中国大陆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扩展，从而让中国的对外开放与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表现出较大的指向双赢的互补性。[37]亚洲开放经济体取得的成效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坚定了中国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四）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打开国门搞建设需要以和平环境为前提。毛泽东时代对国际环境或时代主题的判断主要是战争与革命。中共八大（1956年）报告对国际环境的判断是“世界局势趋向缓和，持久和平有可能实现”，但从中共九大（1969年）到中共十一大（1977年），党代会报告对国际环境的判断都强调了战争的危险。中共九大是“美帝、苏修猖狂反华”，中共十大提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中共十一大认为“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这样的环境下，很难一心一意搞建设，更别说实施对外开放了。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中国对国际环境或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开始发生转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这为开启对外开放进程提供了必要条件。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下过“五年内仗打不起来”的判断。1977年8月，邓小平表示自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讲话上“五年内仗打不起来”的判断可以在大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传达。此时，这样的判断还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有中国主观努力的空间，“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也有客观的有利于维持和平现状的条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38]。1978年7月听取军工生产汇报时他又提到“仗可能五年打不起来”，8月听取汇报时说“五年内仗肯定打不起来”。1979年3月，他听取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汇报时讲，“看来世界大战十年内打不起来”，对世界总体和平期的判断有所延长。[39]
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更是多次表达需要维持长期和平环境的意图。1977年9月会见日本客人时，他提出“起码我们希望二十三年不打仗，二十三年就是到二十世纪末”。1978年8月会见利比亚客人时邓小平表示，“我们希望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好好搞建设。我们希望安定二十年，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同月稍晚时，他对泰国客人讲“我们跟很多外国朋友讲过，就中国来说，我们至少还需要二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时间来实现我们已经制定的政策，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打仗，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困难了”[40]。
邓小平的判断逐渐成为中央对国际环境的共识。到了党的十二大（1982年），党代会报告对国际环境的基调有所转变，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但是，世界人民能够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其后，历次党代会报告更强调国际环境的和平性因素，认为“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等等。[41]
回过头来看，对中国来说，和平与对外开放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没有和平固然无法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而对外开放范围的扩大、水平的提升本身也会强化维护和平的能力和坚定维护和平的信念，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不愿退回剑拔弩张甚至兵戎相见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和平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算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能取得如此成效，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