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全面开放的中国方案

回顾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为开放的中国方案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并一以贯之地坚持。第二，强调开放进程的渐进主义。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条件下开展市场导向的对外开放。第四，始终强调互利共赢的原则。第五，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从世界潮流或趋势出发做出了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决断，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66]。近年来，在美国转向保护主义、中美关系中竞争一面不断凸显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更是在多个场合一再详细阐释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67]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他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并详细阐释了中国所要采取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具体内容，表示“我们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68]。2018年6月21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时又指出，“我们对改革开放更加有信心，更加相信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69]。从中国40年对外开放的进程不难发现，开放之于中国，绝对不是应对一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权宜之计，不是外部压力下的心不甘、情不愿的被迫之举，而是我们发展自己、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

（二）开放进程中的渐进主义

无论是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内层面的调整，如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到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还是国际层面的塑造引领，比如对国际规则与国际体系的改善，中国都秉持一种渐进主义的态度。

改革开放中强调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渐进主义的形象说明。最早将摸着石头过河当作工作方法提出的是陈云。在可以查阅到的资料中，陈云最早提“摸着石头过河”是在1950年4月7日的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物价涨跌都对生产不利，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总结了改革开放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在12月25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讲话，他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70]。

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辩证统一的观点。他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71]。

对外开放的国内层面需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渐进主义，国际层面同样如此。对于目前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中国仍主要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当我们实力增强以后，就可能会提出一些诉求，寻求改变一些规则制度。有些人对此期待过高，但客观来看这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合理的、准确说是对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更为有利的国际秩序或规则，进行革命性的改变既不现实更无必要。我们未来十年需要和能够做的，在于利用机遇和联合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对现有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进行局部改良，循序渐进，以求集细流而成江河之功效。

（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条件下开展市场导向的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经济逻辑表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而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又受益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要发挥对外开放的正面效应，根本上还得从扩大市场规模，从市场化及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上面下功夫。习近平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72]

市场导向的开放贯穿中国开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急需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于是以建立经济特区等方式给予了外资超国民优惠待遇。这些优惠条件包括但不限于：简化审批程序，设置最长时限；延长土地使用权；特许外资企业保留所有外汇收入；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多次入境签证；外国银行可以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允许外资企业不受适用于国企的劳动管理条例约束，赋予其很大劳动雇佣方面的弹性，起初劳动成本仅占外资企业总成本的10%；免除进出口关税；企业利润免除公司所得税；特区工作的境外公民免征50%的个人工资收入所得税。从区域的角度看，出于接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历史渊源及海外联系等方面的考虑，中央政府主导下，倾向性地加大了对沿海开放地区的投资。1953—1978年中央政府在沿海、中部、西部的投资占比分别为39.52%、34.01%和26.47%，差别并不大；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1991年，中央政府投资明显聚焦于沿海，三个区域占比分别为53.52%、28.26%和18.22%。^[73]在自身缺乏有效市场的条件下，由政府主动通过优惠等方式引入外部市场元素并面向外部市场开展生产，在当时来说是最优选择。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政府引导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来充分释放市场力量，越来越成为开放的新动力。金融方面，中国开始推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科技方面，开始强调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体制机制方面，强调放宽投资准入、推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四）照顾对方舒适度的互利共赢合作

强调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特征。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安全，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提升优势互补和互惠合作，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发扬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伙伴精神”。

与服膺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结盟政治不同，中国的对外开放强调共建共商共享的思维理念和行为逻辑。基于对人类社会战争与和平历史进程规律性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在深刻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指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74]也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今世界，赢者通吃、独善其身不但不合时宜，而且适得其反。谋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只会使自己更不安全。只顾自身的发展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和空间。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旨在通过合作做大利益的蛋糕，分享成功的果实，实现共同的发展繁荣”^[75]。不难看出，互利共赢是伙伴关系的核心内涵。

除了互利共赢之外，中国对外合作还特别强调照顾各方特别是对方舒适度。正如习近平所言，“坚持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大原则，把握合作共赢、共创未来的大方向，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照顾对方舒适度”^[76]；“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中，亚洲国家交流互鉴，坚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是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处理相互关系的传统。这个传统体现着亚洲的邻国相处之道，在今天应该继续发扬光大。”^[77]在中国与东盟等国家或地区的自贸区谈判中，照顾舒适度原则已经得到体现或运用。比如“早期收获”条款中，中国愿意接受一些对对方更加有利的条件，以此换取合作的整体推进和未来贸易创造效应的更好发挥。

（五）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

对外开放离不开对内改革的支撑，而对内改革也往往需要对外开放的倒逼。^[78]一方面，改革不到位，开放的效益会大打折扣。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市场经济定位和方向缺乏清晰认知的时候，“复关”等对外开放重要举措就很难推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国内也出现了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正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有时或者说相当多情况下需要对外开放或与国际规则接轨等方式来提供动力。

中央对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的关系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79]。

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相辅相成还必须强调另一层含义，即中国必须也只能根据自身的改革节奏，自主有序地推进开放。如果在外部压力之下，用行政命令替代市场机制来“推进”开放，不仅开放本身缺乏可持续性，还可能反过来打乱国内改革的节奏，对民族复兴构成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