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注译本．卷一

前言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南宋袁枢编撰。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南宋史学家。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历官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处州知州、国史院编修官、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

袁枢学识渊博，与当时的学者朱熹、吕祖谦、杨万里都有往来。任国史院编修期间，负责修《宋史》列传部分，北宋宰相章惇的子孙因同乡关系而婉转请托于袁枢，求他对章惇的传记多加文饰，而袁氏驳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宋史·袁枢传》）袁枢渊博的知识与正直的修史态度，都对其完成《通鉴纪事本末》大有助益。

袁枢喜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简称《通鉴》），但《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纷博，特别是它所采用的编年体，“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鉴纪事本末》），而使读者阅之不易。对此，司马光本人已有认识，他曾说：“光修《通鉴》，唯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矣。”（〔宋〕刘羲仲《通鉴问疑》）袁枢在读《通鉴》时，也颇“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传》）。

袁枢从宦多年，在政治上，主张革除用人之弊、广开言路，为此，曾多次上书皇帝。他深知宋皇在就读经筵时，“以古证今”的史书习学是其重要内容，以此来从前朝获取鉴戒，而这其中，《通鉴》又是重要内容。袁枢曾对孝宗说过：“窃闻陛下尝读《通鉴》，屡有训词。”（《宋史·袁枢传》）宁宗即位后，袁枢受政治牵连被劾，闲居十年，《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他的政治主张受冷遇、仕途受挫折时所作，他将自己的政治热情，倾注到了历史典籍的编纂中，或许他希冀通过对《通鉴》的改编，能更好地为统治者取鉴服务。

《通鉴纪事本末》的材料全部来自《资治通鉴》，袁枢仅是将《通鉴》中依时间而散在诸卷的事件起讫、经过，加以整合，汇编成239个正目、69个附题，“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这一以“事”为中心的编纂方法，也在其时流行的“二体”——纪传体和编年体之外，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这一体裁“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更便于读者对历史事件的把握。袁枢创立的纪事本末体，也成为其后重要的史书体裁，以这一体裁编修的著作频出。

完整的历史事件，更能使统治者从中取鉴，所以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的评价是：“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而对一般的阅读者，纪事本末体著作同样可以起到“鉴往知来”的作用，对此，梁启超先生就说道：“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曾经如此重要，但它还是在现代史学强调一手史料、今人更加关注横向比较的现实下，遭到了冷遇，不但历史爱好者对它相对陌生，就连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也对它知之甚少。至今，此书仅中华书局于1964年出版过标点本，而有深度的整理，则尚未得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一定程度上，魏超先生策划出品的这部著作，是能弥补这一缺憾的。魏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营实业近三十年。他喜爱读书，对中华传统文化更是情有独钟，在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他也遇到了历史事件首尾相隔而难以把握的问题，从而开始以《通鉴纪事本末》来辅助对《通鉴》的阅读。与此同时，他又想到，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爱好者也有着与他同样的感受。所以，他聘请有关专家和学者，投入资金，开始了对此书的校勘和详注全译工作。魏超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惠及千万的胸怀，都是令人钦敬的。

本书采用联合攻关的形式，组织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形成集团优势。本书的其他几位主编王永平、宁欣、李鸿宾都是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加入，成了本书得以完成的最重要的助推器。

本书的最终出版，还得益于浙江人民出版社诸位编辑极为细致的工作，历经三年寒暑与辛勤，潘邦顺先生、陈巧丽女士为代表的编辑团队，逐字逐句勘校，提出了无数宝贵的意见，避免了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遗漏与错误。

本书还是一份同学情谊的见证。潘邦顺先生和北京日报出版社的司景辉先生都是魏超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对魏超先生的出版计划，都表示高度赞赏并给予了最大支持。司景辉先生对本书的贡献也颇多，从发凡起例到排版印刷，他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作为同学，他们三人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协作，来纪念那美好的青春岁月。

本书以1964年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工作底本。作者对原文进行了今注、今译，并在每目前增加了内容提要，以使读者在阅读各个事件前，能够掌握大脉；同时还聘请专家，绘制了若干插图。所以，本书是一部集文、图、释、译为一体的著作。通过这种组合方式，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一部能读、可读的著作；更希望通过此书，能够为深入历史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些许助力。

本书由多人合作而成，尽管专家学者们对工作极其认真，但也难免存在错误，敬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李志生

2019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