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动荡不安

劳合·乔治下台——鲍德温恢复关税保护政策——英国社会党人第一次上台执政——我出任财政大臣——战争债务与赔款——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德国恢复繁荣——经济危机——麦克唐纳的第二任政府垮台——我被迫下野——英国的金融动乱

1922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他原来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在国内政坛上也只是普通的一员。他曾在一战时出任财政部财政秘书，现为贸易委员会主席。他于1922年10月取代劳合·乔治成为英国领导人之一治理英国，直到1937年5月，功成身退，载誉而归。卸下重担之后，他回到伍斯特郡的家中，过着体面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与这位同僚之间的关系，是我下面要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的意见有时会产生严重分歧，但这么多年乃至之后的交往，我们的私人会谈或联系接触，从未发生过不愉快，因为我们之间的交谈向来很真诚，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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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尔兰法案》，劳合·乔治政府承受了来自党内的压力，这股压力随着大选的临近日益加剧。争锋的焦点在于：在大选之前是保持联合政府，还是先解散联合政府。多年来，各政党和大臣们互相扶持，共同经历并承担了许多责任，此时为了国家团结一致，联合执政似乎更符合民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准则。为了使保守党更加容易接受，首相和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曾书面请辞，并以个人身份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阁成立新政府。仔细考虑了辞职信内容后，保守党领袖给予了回复，坚决不接受我们的牺牲，认为大家必须共同进退，荣辱与共。然而保守党内其他追随者并不为这种侠义精神所动，认为保守党自身十分强大，完全可以独掌国家政权。

保守党以压倒性的票数优势决定和劳合·乔治政府破裂，联合执政结束。首相于当日下午辞职。早晨，我们所有人还是朋友和同事；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决心要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寇松勋爵一人之外，所有保守党的杰出人物，曾经和我们一同并肩战斗的所有主要部长大臣们，都跟随劳合·乔治一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有才干的人物：亚瑟·贝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以及伯肯赫德勋爵。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却因为严重的阑尾炎手术而不得不躺在医院，第二天一早，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才知道，劳合·乔治已经辞职，政府已经解体。所以我不仅失去了阑尾，还失去了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饭碗，我自认为在自治领及殖民地任职期间，取得了议会和行政上的一些成就。博纳·劳先生一年前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退出，此刻不得不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他组建的政府，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的鲍德温先生在此届政府中出任财政大臣。首相请求国王解散议会，而人们也需要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做左膀右臂，又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非常有希望再执政五年。然而，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再次由于身体原因辞去首相一职，退休疗养直至病发逝世。鲍德温先生随即继任成为首相，而寇松勋爵则只好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

这样就拉开了十四年所谓“鲍德温—麦克唐纳统治时期”的序幕。在这个时期，鲍德温先生要么是政府首脑，要么是反对党领袖，总是如此。而麦克唐纳先生，从未在两院获得过任意一院的多数票。因此，鲍德温先生不论执政还是在野，都是掌握英国大权的中坚人物。这两个人后来建立了兄弟般的政治情谊。名义上他们代表着相互对立的政党，有着相反的治国理论，也有冲突和利益纷争。但之后证明，他们其实观点一致，性格相近，工作方法类似，这种相似的程度是历史上自君主立宪制以来从未有过的。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有很强的老托利党观念；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有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保护关税的意识外，相比于其他工党人士，内心却是一个典型的温和社会党代表，但两人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被突然获得的权力冲昏头脑。收到祝贺，他说：“请为我祈祷吧。”任首相不久，鲍德温内心开始感到不安，担心劳合·乔治会打着保护关税的幌子，联合那些随战时内阁一同退位并反对他的保守党领袖，召集兵马重返政坛，以此分裂党内的多数议员，甚至威胁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鲍德温决定抢占先机，于1923年秋天，早对手一步，首先提出了保护关税的政策。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了演说，结果这次演说的唯一成果便是，亲手把这个刚刚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过早地推下了台。为此，鲍德温自我辩护说他自己也是无辜的，没有料到事情会这般发展；但如果你相信他的这番话，那你就太低估鲍德温对英国政坛的深刻认识了。议会根据他的建议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结合在一起，我本人也是自由贸易的追随者。自由党尽管是少数，但得票率还不错，如果领袖阿斯奎斯先生有意，自由党也有可能组阁。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仅获得议会略多于五分之二的选票，但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于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便成了大不列颠第一位社会党人的首相，在两个老党派默许和互相争执的夹缝中痛苦地生存一年。在少数党派工党的统治下，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政治风向十分有利于自由党和保守党，于是两党联合，找准时机，就某个重要问题向工党政府发难，逼其下了台。于是又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大选。保守党以超过所有其他政党之和的二百二十二票，以压倒性优势再次执政。大选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实力还非常薄弱，并没有为此次选举做出特别的贡献，但他在选举前保住了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宣布结果时，首相人选再次非他莫属。于是鲍德温离职回到家乡，开始组建他的第二届政府。

此时的我颇受保守党的爱戴。六个月前的威斯敏斯特区补选，更能够证明我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尽管我是“独立的宪政主义者”，但许多保守党人都在为我工作，为我投票。我有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由一个保守党的议员负责，这样做公然违背了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部机构的规定，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两万张选票中，我仅以四十三票之差败选。而在正式大选时，我以一万票的多数当选为埃平区代表，不过是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选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想接受“保守党”的身份。在休息时，我与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交谈，虽然当时我并不看好他还能继续担任首相，但是紧接着他就获胜了。我不知道他在获胜时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但当他邀请我任财政大臣时（这也是我父亲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我非常惊讶，保守党也惊呆了。一年后，在选民的支持下，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便重新加入了我离开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以及卡尔顿俱乐部（即英国保守党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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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财政大臣后我面对的第一个国际性难题就是我们的美国债务。一战结束后，欧洲协约国欠了美国大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了四十亿美元。但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特别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取消所有战争债务，如此一来，就书面记载，我们至少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自那时起，货币贬值一半，因此实际损失可能还多一倍，但当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922年8月1日，还是劳合·乔治统治时期，鲍尔福照会宣布：如果美国不向英国索债，英国就不向任何欠债国索要债款，不论是盟国还是敌国都一样。这份声明很有价值。1922年12月，英国政府派代表团出访美国，结果英国同意：不管英国能从其他国家收回多少债款，英国都将向美国偿还全部贷款，只是利息从百分之五降为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议引起了许多资深人士的关注，特别是首相本人的关注，这是强加给英国的一个协定。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包括二战也是如此，从开始奋战到最后，已是劳民伤财，贫困潦倒。而这个协议却要求英国分六十二年偿还全部债款，即每年需要偿还三千五百万英镑。不仅英国，甚至许多与此毫无利益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人士，都认为这项协议的基础，对借贷双方而言，都不免过于严厉和目光短浅。而柯立芝总统放言：“他们是借了钱，没说错吧？”这话言简意赅，虽是事实，但并没有表明所有事实。国家之间的赔款，如果采取货物和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惠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只是任意而武断地要求偿付战时财政花费所造成的巨额贷款，就势必会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不管是向同享胜利成果但耗尽国力的盟国，还是向落败投降的敌国索取赔款，都会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之后导致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理的一个明显因素。

这时候美国又提高了关税，并将所有挖出的金矿藏到了他们的国库里，这使偿还美国债款变得难上加难。对于其他欧洲盟国，美国的做法也是同样，只不过略微宽松一些而已。这种做法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每个欧洲国家都把责任归咎到德国头上，对其加紧索债。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其辩护；再次担任财政大臣时，我又一次为鲍尔福的政策争辩，并积极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还要背着美国的债务去替美国索债，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到这种债务索取方式是极不明智的。然而，美国对此却无动于衷，并对我的这种观点深感不满。可以看到，美国继续坚持让英国必须每年偿还贷款，只是降低了利率。

于是，我不得不与我们的盟国商讨重定协议，增加此前我们已经削减了的德国赔款，以设法满足每年向美国国库缴纳三千五百万英镑的赔款需要。于是，几重债务压力同时指向德国，在内部事务方面，德国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了英国三次全额赔款，而这些赔款都是根据修订的“道威斯计划”从德国索赔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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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为邻几乎有五年之久。每天早上，我途经他家去财政部上班时，都会顺路去看看他，在内阁会议室聊上几分钟。鉴于我是他内阁的主要成员，对于发生的事情我都应承担一份责任。这五年里，我们见证了英国复苏的可喜变化。这是一个沉稳能干的政府，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国家的情况在一年年好转。虽然在台面上，没有任何引起轰动或争议的事情可以夸耀，但不论从哪个方面衡量，包括经济和金融，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的确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和执政之初相比，在我们任期结束时，国内和世界形势都安定富足了许多。以下是一句温和而又实在的评论：

我们的政府，誉满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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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德国由兴登堡执政。1925年2月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他是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也是战后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因此必须选举出一位新的总统接替。长期以来，德国人都是在家长式独裁体制下成长的，并受到自由言论和议会反对党派这种历史悠久的形式影响。战败只不过像羽毛脱落的翅膀，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和极端的自由。但这个国家已经被所经历的一切弄得四分五裂，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争斗使人民困惑迷茫，然而在混乱中兴起了支持冯·兴登堡元帅的狂潮。冯·兴登堡元帅此时已光荣退休。他忠于已被驱逐的德皇，更偏爱王权复辟，支持将德国打造为“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件非常敏感且最不合时宜的事。因此，当他被恳求成为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不禁极度心烦意乱。“别扰乱我的清静。”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但是请他出山的呼声依旧高涨，最后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元帅出马，劝他放下顾虑和一己私情，承担起责任，这才终于说服他参选，“为国效力”是兴登堡元帅一直恪守的原则。兴登堡元帅的竞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思以及共产党的台尔曼。选举于4月26日星期日举行，所有的德国人都参加了投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最终的票数结果十分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马克思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凭着自己的威望，却带着十分勉强的态度参选，并打败了他的对手，以多出对手不到一百万的票数摘得总统之位，但他的票数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早上七点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暴跳如雷大骂儿子：“把我早叫醒一个钟头干什么，就是到了八点结果还不是一样！”接着继续睡到了平常起床的时间。

兴登堡的当选一开始就被法国看作是德国的挑战，而英国的反应比较平淡。我一直希望看到德国恢复荣誉和自信，以此消除战争的痛苦和仇恨，因此我一点也没为此紧张。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兴登堡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老头儿。”后来证实，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虽然年事已高，一些他最激烈的反对者也认为：“即使他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做坏事。”对于七十七岁高龄的兴登堡来说，任期有七年之久，因此，几乎没有人期待他会再度连任。任总统期间，兴登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政党。毋庸置疑，他给德国注入了冷静的力量和安宁的情绪，使德国不再给邻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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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法国总理赫里欧提议拟定一个公约。根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记载，公约表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愿意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那么，德国愿意接受这个公约。此外，德国还表示愿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域现有领土状态的公约。由于该公约事关大局，法国政府开始着手和盟友们讨论。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议院将此事提上议会日程。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程，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1925年6月16日，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呈递了一次正式照会，表明了态度：除非德国以加入国际联盟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同时，德国不得对和平条约有任何异议或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比利时也必须成为签约国之一。最后，作为莱茵公约理所当然的补充，还需签订一个法德仲裁条约。

6月24日，就英国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伯伦先生解释说，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可能要明确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关系，而英国除了遵守国际联盟盟约中的规定，将不再承担任何义务。英国自治领对于西欧公约反应并不热烈。南非的史末资将军极力避免签订区域性协议，加拿大人反应冷淡，唯有新西兰时刻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们仍旧坚持着。在我看来，结束法德两国上千年来的争端，似乎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如果能在经济、社会以及道德上促使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紧密联系，防止新的争执出现，将长久以来的敌对化为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存，欧洲必将重新崛起。在我看来，英国人民在欧洲的最高利益在于调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没有任何更为重要的利益可与之相比或将其抵消。至今，我仍是这样认为。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在汇总各政党意见后提出了英国的见解，对此所有内阁成员一致表示支持。7月，德国对法国照会给予了回复，接受西欧公约中有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要求，但表示普遍裁军还需要事先制订协议。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商议讨论。8月，法国与英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正式回复德国，签订公约必须以德国毫无保留地加入国际联盟作为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意味着合约的条件将继续有效，除非各国共同协商同意修改该合约，这也意味着德国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德国民众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压力和激烈情感之下，德国民众呼吁取消合约中关于“战争罪行”的条款，要求搁置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撤离科隆行政区。然而，德国政府对这些要求并没有特别坚持，但就算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

在此铺垫下，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召开。在平静的湖水旁，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代表共聚一堂。会议取得了如下成果：第一，五国签订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比利时、德国与波兰以及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签订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与波兰、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署了专门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导致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理由受到武力攻击，法国将负责对两国进行援助。由此，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要确保相互之间的和平，都要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其中任何成员国违反公约，对兄弟国发动侵略。就法德两国而言，英国做出庄严承诺，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第一时间对该国给予援助。这个影响深远的军事承诺得到了议院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这是一桩造就历史的事件。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到何种程度，会议并未涉及。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这种两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德国废除军备，德国就无法攻击法国；另一方面，如果法国攻击德国，就会使英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的同盟国，这样法国也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理论上看起来很危险，因为德法两国如果开战，英国必须加入双方的任意一方，但事实上这种灾难发生的概率很小，所以反而成了阻止灾难发生的最好方法。因此，我既反对法国裁减军备，也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因为这会为我们大不列颠招致更大、更直接的危险。另一方面，德国根据协议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意味着英国和国际联盟给德国民众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公证人和仲裁者的作用，平衡了德法两国势力。我们希望这种均势能够维系二十年，在此期间，在长期和平和逐渐增长的信任的影响下，协约国的军备力量自然而然会逐渐缩减，更不用说扩充军备还要增加财政负担。显而易见，只要德国的实力和法国持平，危险就会降临，更不用说德国比法国更强大了。但一切危险似乎都在威严的条约义务的制约下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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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诺公约》只涵盖了西欧，因此希望之后能再签订一个“东洛迦诺公约”。如果防止德苏之间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能够以德法战争的类似主张和相似方式加以解决，那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即使是在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更不愿意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立场和规定。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组成了一道“防疫线”，苏联孤立地在这条“防疫线”的后面独自盘算着。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尝试尽可能地满足德国在东部边界的要求，但在这有希望的短短几年中，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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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上出炉的条约，人们感到无比喜悦。鲍德温先生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没有官方府邸，于是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一起与施特雷泽曼先生亲密友好地共进午餐。我们相聚的氛围非常友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这些最强大的国家能真正团结起来，使人们感受到安全有所保障，那么等待欧洲的未来将会是多么美好。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得到议会的强烈支持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荣获嘉德勋章以及诺贝尔和平奖。他的成就是欧洲复兴的最高标志，拉开了三年和平与恢复时期的帷幕。尽管旧的敌对势力只是短暂休眠，新的征兵鼓声已经敲响，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营造的坚实基础将打开一条向前迈进的大道。

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和平安宁的氛围，不仅过去的二十年，而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都很难看到这种祥和平静的氛围。自《洛迦诺公约》签订后，人们对德国怀有一种友善的情感，因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撤军的日期之前，法国及协约国军队很早就已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在精简了的国际联盟中占得一席之地，德国得到了英美大量的借款，在这种体贴入微的帮助下，德国快速复兴了。德国最新制造的远洋轮船获得了大西洋蓝绶带奖，但并不算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德国海军已经不复存在。德国空军还未诞生，但已被禁止。而且德国还有许多因谨慎而反对战争的势力，连德国最高指挥部也相信协约国不会允许他们重组军备。但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我之后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对此，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些金融界人士对此有所察觉，而他们对自己的预见感到恐慌，因而选择了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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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因素。在新一届的下议院中，工党以微弱多数反超保守党。自由党以其六十个席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预见，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持反对态度，至少一开始是这样。鲍德温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认为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靠完全不靠谱的自由党组阁。因此，尽管内阁和党内对此有不同意见，鲍德温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地向国王提出请辞。我们全体人员一起乘坐专列来到温莎城堡，请求解散政府。同年6月7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再次担任首相，成为依靠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这位社会党首相希望，他的新工党政府能通过以下一系列措施使自己脱颖而出。首先，对埃及做出巨大让步；其次，对印度进行影响深远的宪法改革；最后，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或至少要对英国的裁军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相信自由党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些措施，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鲍德温先生产生了分歧。五年前他任命我为财政大臣，当时的那种和睦关系第一次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当然，我们私下的关系还是不错，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的观点是：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应该在所有帝国和国内事务上与工党针锋相对，应该把维护英国尊严作为己任，就像在迪斯雷利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争论，即使不能唤起全国的及时响应也在所不惜。就我观察，鲍德温先生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光荣的伟大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行动模式，伺机而动，善用策略，分散和吸引大众的情绪，以此赢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他确实非常成功，可谓是保守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党务管理者。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参选五次，获胜三次。然而，只有历史才有资格对这些事情做出评价。

我们彻底决裂是在印度问题的处理上，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后被封为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了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之后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其中心人物竟是最近被释放的甘地先生。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细节，就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了。释放甘地，使他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使者参加伦敦会议这件事，是我和鲍德温先生关系破裂的临界点。他似乎对事态的发展甚为满意。就此问题而言，鲍德温先生与首相和总督立场一致，并义无反顾地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也引导到这条路上来。我非常确信，我们最终将失去印度，并将给印度人民带来无法预计的灾难。不久，我就此事辞去了影子内阁的职位。1937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既然我们就印度政策的观点分歧已经公开，我认为自己不再适合继续参加事务委员会的各项会议，对于您的友好邀请在此表示感谢。不需多言，我将尽力帮助您在下议院反对工党政府；同样，我也将在大选中做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工党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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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第三季度末，一切都还呈现出一片希望和快速繁荣的景象，美国更是如此。极度的乐观推进了投资活动的疯长。人们开始著书，证明经济危机只是一个阶段，已经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家掌控和解决。“显而易见，我们对经济周期已了如指掌，我们所遭遇的经济危机将一去不复返。”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9月说的话，但就在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席卷华尔街。尽管实力雄厚的机构介入干预，还是没能阻止疯狂的抛售狂潮。一些大银行筹集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市场稳定，但一切都是徒劳。

过去几年以纸钞形式快速累积的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建立在信贷膨胀这一巨大架构之上的美国数百万家庭的繁荣，如今突然发现只是一种幻觉。曾几何时，连久负盛名的银行也鼓励人们通过低息贷款从事全国范围的股票投资；此外以分期付款形式购买各种商品（如：房屋、家具、汽车以及不可计数的家庭便利用具）的庞大购买体系也蓬勃发展起来，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过去极具规模的工厂现已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就在昨天，成千上万的工人、技工还开着汽车上班，使停车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今天，工资锐减，失业率激增等剧烈的痛苦折磨着整个社会；就在昨天，生产制造业忙碌活跃，各种商品一应俱全，供亿万人享受；而今天，一切美好时刻都一去不复返。美国的银行系统根本没有英国的银行系统那么集中，基础也不牢靠，两万家地方银行关门停业，人与人之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换方式被破坏，华尔街的崩溃波及了每个家庭，无论是穷还是富。

希望拥有更多财富，盼望生活过得更舒适，有更多的人能享受到美好生活，这曾经是美国人一心向往的梦，但不要认为这个美好憧憬一无是处，只是源自幻想和对市场的狂热。任何一个社会，都从未像美国那样生产过如此大量的产品，人民也从未共享和交换过如此大量的商品。事实上，如果人类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扬其勤奋努力的精神，充分发挥其智慧才华，他们相互之间所能给予的利益是无限的，而这灿烂辉煌的展望却被虚荣和贪婪打得粉碎，这些阴暗的东西压倒并遮盖了人类辉煌的成就。1929—1932年，股票市场崩塌，紧接着就遭遇了疯狂的物价下跌和生产的缩减，最后导致大规模的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面对失业及生产率的下降，接踵而来的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紧缩。各国政府不得不实施关税限制以保护国内市场。伴随着这次大危机，严重的金融危机出现，国内信贷业瘫痪。破产和失业波及整个世界。麦克唐纳先生的政府，带着许下的众多承诺，眼睁睁地看着1930—1931年失业人口从一百万飞涨到接近三百万，却对此束手无策。据说美国的失业人口达到一千万，整个合众国的银行系统陷入全面混乱，甚至导致瞬间的崩溃，间接给德国和欧洲国家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好在英语国家还没有遭遇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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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立在攻击资本基础之上的政府或党派，总是很难保持他们的信心和信用，而这份信心和信用对于英国，又显得至关重要。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处理他们面对的困境，他们甚至无法运用党内纪律，无法拿出必要的魄力来保证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的政府本身，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是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

面对这次经济暴风雨，工党应对失败，导致了英国的财政信用突然崩塌，再加上自由党的分裂（连同它自身不健康的平衡力量的分裂），这一切使一个联合政府应运而生。看来只有一个联合所有政党的政府才有能力解决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饱含爱国精神，力图带领大部分工党成员支持此届联合政府。就鲍德温先生而言，只要他的权利得到保证，别人尽可以发挥作用，现在他愿意为麦克唐纳先生效劳。尽管鲍德温先生的这种态度值得尊敬，但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劳合·乔治先生还在手术的恢复阶段——以他的年纪来讲，病情是很严重的；于是约翰·西蒙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这届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请加入联合政府。由于印度问题，我已经和鲍德温在政治上有了裂痕。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和别人一样，我也深感组成联合政府非常必要，但当被遗忘在联合政府之外的时候，我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不快。事实上，当这次政治危机持续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画画。如果当时被邀请加入的话，我会做些什么呢？这很难说。讨论那些令人怀疑的不存在的诱惑是没有必要的。就在这个夏天，我曾经和麦克唐纳谈论过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他也表示有兴趣，对那些积极参与到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实令人激动。但那时我在政局中所处地位有些尴尬。我担任内阁职务已有十五年，现在又正忙着写《马尔巴罗传》，我可以十分坦诚地说，虽然我在国家如此紧张的时刻被断然抛弃，但我从未感到怨恨，更谈不上伤心难过，只是多多少少觉得有些不方便。自1905年，在下议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上，在座位上站起来发言很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一种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不得不在政府席位的过道后边，好不容易找个座位，不管什么时候讲话都得拿着讲稿。至于是否有机会发言，或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辩论，那要碰运气。不过，我还是常常能得到发言的机会。

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控止住金融危机。我从国外回来，发现在大选来临之时，所有问题都没得到解决。选民们做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创立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政府向人们提出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和自我牺牲的要求，这就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这个版本还没有经受战争的考验和生死攸关时刻带来的激励。此时必须施行最严苛的经济政策，每个人的工资、薪水或收入都必须缩减。平民大众被要求选择一个节衣缩食的政府，人民接受了，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也一如既往地做到了。尽管政府的政策与之前的声明背道而驰，放弃了金本位体制；尽管鲍德温先生迫于形势才暂停支付，最后其实是永远不再支付对美国的债款（1923年鲍德温迫使博纳·劳内阁向美国支付的债款），但信心和信念最终还是恢复了。新政府取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然而麦克唐纳先生作为首相只得到了本党七到八名成员的支持，但有几乎一百名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在此期间，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状况和精力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位于英国政治的顶峰，治理英国将近四年，这是决定性的四年。然而很快，四年后希特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