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国联合

开始和结局——新内阁的组成——一次奇怪的经历——大战方酣时组织政府——闲话权力——新的作战指挥机构的本质和形式——三军大臣责任的改变——参谋长委员会的稳定——自1941年至1945年，除一人死去外，没有其他变动——高层机关中，政治家和军人亲密无间——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现如今，暴风雨终于向我们袭来，夹杂着压抑许久的愤怒。这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随着它的第一声枪响，四五百万将士在前线集结。不到一周，那条我们在一战至二战初期赖以栖身的法国前线，便会如秋风扫落叶般土崩瓦解。三周之内，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便会溃不成军，英国远征军也将丢盔弃甲，尸沉大海。无须六周，我们便会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很快缴枪投降。届时，德、意两国必定欢欣鼓舞，继而控制我们的命脉，整个欧洲也将落入希特勒的魔爪，而地球另一端的日本也必将虎视眈眈。正是在危机逐渐逼近的形势下，我接任大英帝国首相兼国防部长，并迅速投身于继任后的第一项任务中去，即联合所有政党，组建战时内阁，并不惜一切手段，以国家利益为着眼点，投身于英王委派的各项国内外任务中去。

历经五年，所有的这一切才得以慢慢好转。意大利投降，墨索里尼被枪决。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希特勒也已自杀身亡。艾森豪威尔上将俘获无数。与此同时，仅在二十四小时内，两位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受降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法国已宣告解放，整个国家得以重建和复兴。我们与盟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携手并进，迅速粉碎了日本法西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过程却是漫长、艰辛且危机四伏。所有为之付出生命的人们并没有白白牺牲，而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们必将为他们曾经的努力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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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全国联合政府在我执政期间所创造的神话，我有必要先阐明英国本土及大英帝国——这一在面对困境却愈发团结的帝国，在这场最终上升为许多国家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当然，我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我们最伟大的盟友——美国面前自吹自擂，也并非要与其进行无谓的比较。对于美国，我们只有无尽的、永恒的感恩。我之所以将英国在这场战役中所做的贡献公之于众，是因为这一切符合所有英语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此，我做了一张覆盖二战不同时期的表格。如表所示，1944年7月之前，大英帝国在与敌军交火中投入的师远多于美国。这一粗略数据不仅涵盖了欧洲及非洲战区，还包括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亚洲战区。众所周知，1944年秋，大批美军登陆诺曼底，在此之前，英国在除太平洋和大洋洲战区外的其他战区都享有平等的，并且通常情况下是绝对的话语权；英军集结情况也一直如此，在各战区占据主导地位。1944年7月起，从与敌军交火的部队可以看出，美军投入的兵力逐渐增多，并逐渐在各战线占据主导地位，连战连捷，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终胜利。

另外一个对比显示：就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看，英国本土及整个大英帝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甚至比我们英勇的各盟国损失的总数还要多。二战期间，英国死亡、失踪、被认定为死亡的士兵数达到三十万三千两百四十人，加上来自各自治领、殖民地以及印度的十万九千人，总计四十一万两千两百四十人，其中不包括在大不列颠空袭中丧生的六万零五百名平民以及三万名商船船员和渔民。与之相对，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海岸警备队员共计三十二万两千一百八十八人。我之所以援引这份沉重而光荣的名册，是因为我坚信这份用无数宝贵鲜血浇灌的友谊必将继续受到人们的尊崇并鼓舞英语国家的人民。

海战方面，美国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太平洋战争的使命。1942年，一系列决定性的战役，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以及珊瑚海战役为他们赢得了太平洋战区的绝对主动权，粉碎了日本的一次次进攻并最终征服日本。由于美国无法同时兼顾大西洋及地中海战区的重任，我有必要再次阐明英国的重要作用：在欧洲战区、大西洋以及印度洋战区，共计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被击毁，其中五百九十四艘归功于英国海军及空军力量。此外，英国除摧毁或俘获意大利所有舰队外，还摧毁了德国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下表说明了潜艇损毁情况。

空战方面，美国同样投入了强大兵力，尤以白天作战的“空中堡垒”轰炸机为代表。从珍珠港事件过后，美军便最大规模地派遣轰炸机加入对日作战，并在不列颠群岛抗击德国。然而，事实上，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前，美国从未在白天对德国进行轰炸。不久之后，美国投入大量战力并取得成效，但是1943年底之前，英国对德国投掷的炸弹总和为美国的八倍，这一形势直到1944年春才发生转变。英国从二战一开始便从海、陆、空三线全面参战，而相比之下，直至1944年，美国投入的战力才赶超英国。

我们有必要铭记，受益于美国的慷慨，1941年“租借法案”实施初期，我们的军需品供应便增加了五分之一。凭借美国提供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在战争中仿佛从一个四千八百万人口的国家壮大成五千八百万。运输方面，自由轮的大批量建造让美国提供的物资得以顺利横渡大西洋。同样值得铭记的还有，战时所有国家因敌军攻击而损失的舰只数量。下面是具体数字：

以上损失的船舶中，有百分之八十发生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近海以及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发生在太平洋。

我之所以记录下这些史实，并不是为了去邀功，而是想为这个小岛上通过各种方式在战争中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赢得该有的尊重，因为在这场世界性灾难中，他们承载了历史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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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和平年代，内阁，尤其是联合内阁的组建在硝烟弥漫的激战时刻可能更显容易。人们的责任感至上，个人诉求退居其次。当我把大致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协商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在得到各自组织的正式授权后），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义无反顾地即刻走马上任。在确定内阁的基本框架后，我发现，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从未有一人抱有私心。即便少数人对新内阁的组建有所质疑，也都是由于心系大众。这种崇高的精神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他们不但要抛弃自己的事业，还要放弃自己原有的职位，并且是在这种疾风暴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离，甚至是终身脱离公职。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之和尚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也自然地意识到，我取张伯伦而代之，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因为过去我对他们百般苛责。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也心知肚明，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和斗争中度过的：我们曾经在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背道而驰；随后我又以财政大臣的身份重回朝政；之后的很多年，我一直极力反对保守党在印度问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并强烈谴责他们对于备战的放松。总之，想要他们接受由我担任首相一职是极其困难的，这一事实会给无数尊贵人士带来难以言喻的痛楚。此外，保守党素来有忠于领袖的传统，他们在战前的某些问题上未能对国家尽职，或许也是由于这一缘故。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忧虑，因为我深知在战争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起初，我邀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议院领袖兼枢密院议长，他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邀请。然而，任命书尚未下发，艾德礼先生便告知我，工党对此存有异议。联合政府中，下院领袖的人选必须让人心悦诚服。我向张伯伦先生传达了这一意见，他也欣然接受，于是直至1942年2月我都亲自担任下院领袖。在此期间，艾德礼先生一直担任副党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他在反对党任职的丰富经历让他在工作上游刃有余，我只需在重要时刻露面。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常有。许多保守党人士认为他们的党魁张伯伦先生没有被人放在眼里，但所有人都对他的个人操守钦佩万分。因此，5月13日，当他以新的身份走进下院时，保守党人士以及大部分下院议员带着同情又尊敬的心态起身迎接。担任首相的头几个星期里，和我打招呼的多为工党人士，但张伯伦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支持，让我愈发意志坚定。

内阁成立初期，压力源主要来自工党人士，以及一些被排除在外的满怀热情的能人志士，他们要求肃清那些“罪人们”——那些应当为慕尼黑协定买单，应当对备战不力负责的大臣们。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为头号攻击目标。但此刻我们需要团结这些有才能且执政经验非常丰富的爱国人士。倘若放任这些排外人士大放厥词，那么三分之一的保守党人士都应引咎辞职。考虑到张伯伦先生为现任保守党党魁，这一举措也十分不利于国家团结。况且，我认为不能简单将责任归咎于某一方。严格意义上讲，当时的政府应当承担官方责任，而道义上的责任涉及面更广。然而，无数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工党以及自由党的大臣们举行一系列投票，发表一系列长篇大论来贬低某些保守党人士。事实证明，这些行为都是荒谬且愚蠢的。对于过去，我最有发言权，因此，我坚决反对这种分裂倾向。几周后，我谈道：“如果谁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正是由于我的坚持以及危急关头的民族荣誉感，制止了这些所谓的致力于肃清异端人士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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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一早，我就给张伯伦先生去信：“一月之内，请勿搬迁住处。”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战时给大家带来任何不便。我仍住在海军总部大楼，并将地图室及楼下几间较好的房间改成临时司令部。我将我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悉数告知，并向他汇报了联合政府组建工作的最新进展。我还说道：“由于战事迫在眉睫，我必须于今晚为英王完成战时内阁及各作战职能部门的组建。由于战事需要，我俩今后必须通力合作。因此，我希望你能搬回到位于11号街区的旧宅，因为我对那儿也比较熟悉。”

我认为今天没有必要再召开内阁会议了，因为士兵们和各作战部门都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既定方针。然而，倘若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勋爵）能拨冗于正午十二点半赶来海军部作战室，那也再好不过，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研究地图，仔细商谈某些事宜。

英法先头部队已抵达安特卫普——那慕尔前线，照此势头发展，盟军很有希望赶在德军之前牢牢占据这一战线。此战十分关键，需在四十八小时内结束战斗。据悉，德国尚未攻陷艾伯特运河防线，比利时正顽强战斗，荷兰人民也在奋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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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的处境十分尴尬。我全身心扑在战争事宜上，纵然焦头烂额，亦无能为力，不得章法。筹备联合政府、会见各方人士、协调党派纷争等事宜让我无法抽身。彼时，英王授意，联合政府需有六十到七十名大臣，我就像是玩拼图一样，一方面需要四处挖掘人才完成拼图，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三个党派的利益将拼图拼好。与此同时，我要接见的宾客不仅包括重要人物，还有一些将被委以重任的能人志士。筹备联合政府期间，作为首相，在处理各党内部权利问题时，我充分尊重各党党魁意见。因此，对于那些因未经党魁首肯或其他原因未能入选新政府的各位人士，我只能深表歉意。当然，总的来说，这类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克莱门特·艾德礼长期供职于下院，作战经验丰富。联合政府时期，我们彼此信任，精诚合作。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睿智，果敢。作为顾问，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自由党党魁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对于接任空军大臣一职面露难色，因为他的追随者们都认为他在内阁应有一席之位。但这有悖于精简战时内阁的原则，因此，我提议，如遇重大政治或党派问题时，即邀请他出席内阁会议。辛克莱爵士是我的朋友，1916年，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战役中，我统率皇家第六火枪团，他为副将。对于我预留给他的一系列任务，他本人也是欣然接受的。经过漫长磋商之后，这件事情也圆满解决了。战争初期，海军部急需大量拖网渔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结识了贝文先生。作为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杂务工工会总书记，贝文先生要想在新内阁中担任劳工大臣一职，必须经过其所在工会的首肯。这花费了两到三天的时间，但他赢得了全体会员的支持，他们也在随后的五年里一直追随贝文先生，直至战争结束。因此，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大的问题来自比弗布鲁克勋爵。根据此前的经验，我决定将飞机生产设计部门从空军部独立出去。基于对比弗布鲁克勋爵能力的充分信任，我坚持让他出任飞机生产大臣。起初，这项任命阻力重重，一方面空军部显然不乐意看到自己的供给部门被独立出去；另一方面，他本人对此似乎也有抵触。然而，我坚信胜利的关键在于研发和制造新式飞机，因此我坚持己见，将这位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人物纳入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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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议会及各媒体的主流意见——精简战时内阁，内阁成立之初仅有五人，皆为各党派领袖，这其中，只有外交大臣一人无须兼管其他部门。为方便行事，财政大臣及自由党党魁需经常露面，随着时间推移，“经常露面”的人越来越多，但全部责任都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身上。倘若战争失利，其余大臣或许会因管理失职受到处分，但作为决策者，五位内阁大臣都应当被拖到伦敦塔山上斩首。除内阁大臣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决策上的压力，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面临“我要为此负责”的重担，这也省却了很多人的后顾之忧。

以下为战争期间组建全国联合政府工作的各阶段进展情况。

1940年5月11日

5月12日

5月13日

5月14日

5月15日

在我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我曾多次身居要职，但我必须承认首相一职是我的最爱。权力，若沦为剥削下级、自我满足的工具，则显得粗鄙不堪，但若在战时被明理之人所用，则是一大幸事。内阁成员中，一把手和第二、第三或第四号人物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其他所有人的责任及面临的问题和一把手截然不同，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要更棘手一些的。当二号或三号人物需要出面拟定重要计划或决议时，他们往往不仅要考虑到计划本身是否周全，还需揣测上级的想法；不仅需要给出建设性意见，还需明白如何恰逢其时地给出意见；不仅要清楚该做什么，还应明白该如何征求上级首肯以及如何去做。与此同时，他们还要照顾到四号、五号、六号人物，甚至是局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野心勃勃，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功成名就。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闪光的想法，有一些也是切实可行的。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之战时，我曾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当时，作为海军大臣的我以下级的身份贸然提议发动战争，导致英军溃不成军。这一教训刻骨铭心，并深深地影响了我日后的行事方式。

相比之下，接任首相一职要简单得多。作为受众人拥戴的首相，你只要制订出最佳方案，下级自会全力以赴。人们对于首相绝对忠诚：倘若你跌倒，自会有人扶你；倘若你出错，自会有人替你掩饰；倘若你睡着了，也绝对没有人敢打扰你。当然，倘若你不称职，你也自会被取代。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新首相刚刚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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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内阁为作战指挥机构带来了根本上的变革，且并非停留在表面。表面上来看，固有的体制未被打破，人员也未出现变更，战时内阁仍循例每天与参谋长委员会碰头。如拿破仑所说：“宪法应当越简单，越含糊才越好。”作为英王委任的国防大臣，我并未对宪法和法律有任何修改。说起我的权利与义务，我一直小心谨慎，一方面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界定，另一方面我也无心向英王及议会索要任何特殊待遇。然而，我是大家公认的战时领导人，负责统领战局并得到内阁及下议院的支持。我接任首相后意味着，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从此享有参谋长委员会的控制及监管权。由于国防大臣同时兼任首相一职，所以他又同时享有首相惯有的非常广泛的权利，其中就包括所有官员的任免权。这项史无前例的举措，让参谋长委员会与政府融为一体，有利于指挥军队，全方面把控战局。

三军大臣——第一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虽头衔未变，但职责已大不相同。虽然他们仍然享有各自军种的绝对领导权，但由于他们既非战时内阁成员，又不参加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因此拟定作战策略及每日作战方针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参谋长委员会头上。因为参谋长委员会直接听命于国防大臣兼首相，这样一来，战时的任何决议也都是得到战时内阁首肯的。这三位大臣都是我非常信任的朋友，他们才华横溢，不拘小节，且在各项工作中游刃有余。同时，作为国防委员会成员，他们也在和我的直接接触中对整个战局有了更加宏观的把控。军队管理问题上，我们鼓励各级军官畅所欲言，但无规矩不成方圆，各级军官须服从上级指示，所作任何决定需向上级汇报，不许越级，因为实际上，战争的指挥权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样一来，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明了。眼下，虽然希特勒风头正劲，战争形势依然严峻，前路依然艰辛，但英国的整个战时体系已经完善，一切有章可循，一切好的想法都可以迅速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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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战火已在海峡彼岸燃起，读者也已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战况，但我还是有必要阐明，我接任首相后，在军事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制度上的调整。我倾向于用书面文件进行政治上的沟通，虽在紧急情况下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欠缺考虑或不切实际的，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很多情况下，温和地表达意见或意愿所产生的效果要比强制性的命令好得多，当然，军队管理另当别论。作为法定的政府领导——首相兼国防大臣，我给出的一系列书面指示，虽不那么正式，却常常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为了防止我的名字被滥用，我在七月的危急关头做出如下决定：

首相致帝国总参谋长、伊斯梅将军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请知悉：我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将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即便采用口头形式也会在事后通过书面形式加以确认。除此之外，概不负责。

1940年7月19日

每天早上八点醒来之后，我会先查阅所有电报，继而在床上口述要传达给各部门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一系列指示，随后，这些指示会以书面形式呈送给我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方面）伊斯梅将军。伊斯梅将军每天清晨都会来到我的住处，帮我将这些书面材料转交给参谋长委员会。紧接着，参谋长委员会会在每天十点半召开会议商讨战局，期间他们会充分考虑我的意见。如无异议，每天下午三点至五点的这段时间内，所有要传达的指示或信息都以书面形式呈现，如此一来，事半功倍。

战时，由于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并没有明确界限，必然导致军事参谋团同战时内阁成员之间的摩擦。然而，二战期间，英国从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都归功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作为前桂冠诗人之子，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兢兢业业，能力超群，风度翩翩，从不嫉贤妒能，极具个人魅力。战时内阁秘书处应当全心全意为首相及战时内阁服务，而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职责。他牺牲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他的努力下，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口角。

遇到重大问题或分歧时，我会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包括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及三军大臣、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1941年后，类似这样的正式会议越来越少。与此同时，随着各部门间的沟通越来越顺畅，我认为三军参谋长没有必要每天出席战时内阁例会。于是，“周一内阁巡礼”应运而生。我决定每周一召开一次大会，所有战时内阁成员、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需参加会议。会上，先由三军参谋长依次汇报过去一周的情况，外交大臣紧随其后，汇报外交事务的重要进展。周二到周日，内阁例会照常进行，重大决定需在会上商讨，当某些议题牵扯到某一具体部门时，该部门大臣需出席会议。战时内阁阁员需通览有关战争的各类文件，以及我所发出的重要电报。长此以往，各部门间的信任感逐渐增强，战时内阁成员虽对战事保持密切关注并知晓最新进展，但却越来越少插手。内阁帮我分担了几乎所有的内政和党务，我也因此得以将重心转移到军务等更重要的问题上来。对于某些重要决策，我仍会征求内阁阁员们的意见，他们也乐于帮我出谋划策，做出合理的决定。为了保密，他们从不打听具体的作战计划，我曾有几次试图告知其具体的作战时间和细节，但都被及时制止。

我从未想过设立国防大臣办公室，因为我知道这项决议费时费力，牵连甚广，就连我们之前私下里做的一些微调，都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烦琐的立法手续后才能得以最终确立。为此，我将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处改为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该军事组实为国防大臣办公室，直接听命于首相。其中，伊斯梅将军任组长，组员包括霍利斯上校、雅各布上校及一批从三军中特别挑选出来的青年军官。由于军事组的职责多为机要，因此中途未有任何人员变动，这一举措也有利于高效处理军务。随着战事推进，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也得以加官晋爵，名声大噪。

除却早期的人员调整外，参谋长委员会也相对稳定。1940年，原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空军名将波特尔元帅接任空军参谋长，直至战争结束。同年五月，约翰·迪尔爵士取代威廉·埃德蒙·艾恩赛德出任帝国总参谋长。1941年12月，他随我去了华盛顿，参加盟国首脑会议，随后转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迪尔同马歇尔将军（陆军参谋长）关系密切，为英美两国联合军事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迪尔因病卒于华盛顿，被厚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艾伦·布鲁克爵士于1941年12月接替约翰·迪尔爵士出任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与我一起共事，直至战争结束。

1941年初，无数的挫折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失望。但随后的近四年里，除海军元帅庞德因公殉职外，三军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未出现任何变动，这也着实可以载入史册了。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自成立之初便未有任何人员变动，该参谋长联席会议由莱希上将发起，成员包括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盟国之间能有如此默契，尚属首次，着实不易。当时，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正在筹建中，人员的相对稳定非常有利于加强双方合作，其好处不言而喻。

我也曾和参谋长委员会有过争执，但我们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凡事以理服人。当然，这种共识源于我们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军事理念，也因我们曾携手作战。尽管当时战事风云变化，但我们始终众志成城，这也得益于战时内阁对我们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我们团结一致，无论你是政治家抑或是军人，无论你穿着“大礼服”抑或是戴着“黄铜帽”（这样的称呼似乎让人心中不悦），我们始终万众一心，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个政府办事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上级的命令是否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传达和有效的执行。危急时刻，英国做到了这一点，这全凭战时内阁阁员们在前进道路上所表现出的忠心、责任心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依照内阁指示，海、陆、空三军已经奔赴前线，军需部门也已投入生产。在此，我想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正因如此，各部门工作才得以有序运转，也正是因为大家的配合，我才得以更好地把控战局。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么糟糕——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个人安危，甚至是大英帝国的安危、大英帝国的荣誉，所有的这一切都命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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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阐明全国联合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与各国及各自治领元首的私人往来信件。一般来说，当接到内阁关于某些政策的特殊指示后，我会亲自草拟或口述文件，然后再发给我的朋友及同事。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信件的措辞通常十分亲切、随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对内阁成员们非常了解，所以我偶尔也会事先拟好文件，然后在内阁会议上直接宣读我的决定。当然，我和外交大臣及外交部门的合作也十分密切，倘若遇到分歧，我们都会坐下来一起协商解决。我通常会在发完电报后，将所发文件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若某些文件牵扯到某些自治领，也会给该自治领元首备一份。通常，所有电报在发出去之前都会有专人负责检查、校对，任何有关军事的信件都必须经由伊斯梅将军之手转交给参谋长委员会。这些私人信件并不妨碍我与各国大使之间的官方交流，相反，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更好地指挥战争。总之，我担任国防大臣时所做的一切努力，甚至还不如这些看似简单的电报。

我一般在拟好草稿后会征求周围人的意见，而大多情况下，他们对我起草的函电均无异议，这也增添了我的信心。例如，在与美国当局的沟通中，有很多分歧只能通过我和罗斯福总统直接商议后才能解决。久而久之，这种做法的成效愈发明显，但下属们对我变得过度依赖，他们经常要求我给罗斯福总统去信，询问一些重要信息。对此，我也经常拒绝，因为我害怕这会成为他们今后处理政务的一种常态。倘若在私人信件中穿插过多的政治问题，那信件也就变得毫无隐秘性可言，并最终失去它原有的价值。

频繁的书信往来让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越来越近，事实上，两国间重要事务的处理也大都依赖于我们的书信来往。长此以往，我们之间的信任也逐渐建立起来。作为美国元首兼政府首脑，罗斯福对美国享有绝对领导权，而我作为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在英国的地位也首屈一指。如此一来，我们便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这样的友谊也为战时英美两国之间的沟通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通常，我会将电报发至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那里会有人负责用特制的加密电报机将信息直接送达罗斯福总统处。从发电报到收到回复通常只需花费几个小时，头天晚上发出去的电报，甚至是深夜两点发出的电报，第二天一早醒来就能收到罗斯福先生的回复。如此一来一往，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据统计，我给罗斯福总统共发出去九百五十封电报，收到约八百封回电。伟大的罗斯福总统于我，更像是一位知己，一位向着崇高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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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急缺驱逐舰，5月15日下午，与内阁商议后，我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封电报，请求美国政府支援。这是我接任首相后给罗斯福总统写的第一封信，结尾处我使用了“前海军人员”这一落款，我在战时一直沿用了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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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已升任首相，但我们之间的交情依旧未变。想必你也清楚，眼下局势十分恶劣，德国空军实力强劲，在与法国交战中锋芒毕露。陆上战争刚刚开始，我也希望能动员全部力量加入战斗。到目前为止，德国一直采取“闪电战”，利用飞机和坦克的快捷优势，以突袭的方式制敌取胜。德国攻势凌厉，迅速攻占波兰、丹麦、挪威等小国，大有摧枯拉朽之势。想必，墨索里尼定会趁火打劫，与德国沆瀣一气。相信他们下一步就要对英国发动空袭，我们从不害怕孤军奋战，英国上下已处于备战状态。

相信总统先生您也意识到了，倘若美国继续放任德国为所欲为，终将引火自焚。届时，整个欧洲都将被法西斯势力夷为平地，任凭谁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因此，我希望美国宣布“非交战”立场，且向我们提供除军队之外的任何形式的支援。第一，由于战争初期投入生产的一批驱逐舰得等到明年才能交付使用，我们目前急需四十到五十艘旧驱逐舰，否则，倘若意大利派遣潜艇袭击英国，我们将毫无招架之力。第二，此前美国曾答应要提供物资援助，我们现在想提前预支几百架新式飞机。第三，我们急需防空设备和弹药，因为补给要到明年此时才能到位——前提是我们能撑到明年。第四，鉴于我们的矿石供应主要来自瑞典、北非及西班牙北部，因此，我们希望能从美国进口钢材等其他原材料，但即便我们的美元储备枯竭，我也希望美国能保障物资援助。第五，有消息称，德国将要派遣伞兵和空运部队攻打爱尔兰。倘若美国能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爱尔兰港（最好驻扎在那里），我们将不胜感激。第六，我希望美国能够牵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必要时新加坡也可以听候美国差遣。详细资料，另行奉上。

敬请勋安。

1940年5月15日

5月18日，罗斯福总统复电。电报中，罗斯福对这种沟通方式予以肯定，同时对我所提要求予以回应。首先，向英国提供驱逐舰需要征求国会同意，目前恐怕不行。其次，美国将为盟国提供新型美式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及钢材等战争物资。以上所有事务都由珀维斯先生（不久后因飞机失事辞世）全权负责。总统先生说会仔细考虑派遣舰队前往爱尔兰港一事。关于日本，总统并未多说，只说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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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一），在下院特别会议上，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汇报完各部门人员任免情况后，我说：“我能奉献的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纵观历史，没有一位首相的宣言如此简明而又深得议会和人民的支持。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应是：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我们就无法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也都将成为过眼烟云，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这一世代相传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也都不复存在。此刻，我满怀兴奋与希冀地担起这份工作。我深信，人们会支持这一事业，我也有权利让人民支持这份事业，我说：“来吧，让我们携手并肩，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这些简单的话语博得了下院的一致投票通过。投票结束后一直休会到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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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我担任首相的五年中，大家在我的带领下朝着共同的目标进发，众志成城。此前，英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位首相能像我一样，得到各党派的支持。议会虽然会时不时地给出批评建议，但一直对政府出台的各项措施给予巨大支持。大英帝国空前团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因为我们深知我们面临的敌人凶残无比，前方的道路异常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