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信任投票

有必要向国会提出警告：灾难即将来临—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苏联返回—我要求进行信任投票—表决的重要性—沙漠之战的叙述—我们赤手空拳在远东作战—我军资源短缺—前途艰险—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美国和盟国深感欣慰—二十位自由党议员中六位弃权—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拒绝出任军需大臣

关于华盛顿之行的任务，以及我不在国内这五周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盼望我向国会作一次详细汇报。我一定要强调两个心里所想的事实：第一，伟大的同盟国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第二，日本一旦发动猛攻，我们将遭遇一连串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浩劫。可是，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帝国，英国的生死存亡不再是危在旦夕的问题。大英帝国已不再受到威胁。这个致命危险的基本消除，从另一方面讲，使我们的每一个战事评论员，不管是出于善意，或是有意责难，都能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所犯的错误。此外，许多人都认为他们有责任帮助我们改进作战策略，以尽快结束这场恐怖的战事。过去遭受的种种失败虽令我痛心疾首，但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失败不过是个开始，还有更大的灾难。澳大利亚政府的所作所为，消息灵通的各类报刊不着边际的评论，二三十个精明的议员不断的冷嘲热讽，以及议院里的紧张气氛，让我感受到了公众心里的一种尴尬、不快和困惑的情绪，虽流于表面，但却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另一方面，我很清楚自己身处这个位置的优势。1940年的战争中，我为帮助全国人民渡过这场灾难尽了一份微薄之力，人民可能会对我有好感。我并不低估国民的忠诚，正是这种如潮水般的忠诚激励着我不断前进，尤以战时内阁和三军参谋长的忠诚最为突出。我对自己有信心，应战争形势需要，我曾向周围的人明确指出，我不容许自己的职权和责任有丝毫的削减。媒体界议论纷纷，让我继续担任首相，发表演说，却将实际的作战指挥权交给别人。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我下定决心要承担一切责任，并要求下议院对我进行一次信任投票。我还记得法国有句名言：“On ne règne sur les âmes que par le calme.”

我认为有必要提醒议会和国民灾难迫近。在领导工作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给予民众不切实际的希望，然后看着希望很快落空。英国人民可以乐观、坚强地面对灾难，但他们极度憎恶欺骗，也不愿看到当政者愚蠢无比，活在幻想中。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地位，或者从战争的整体指挥出发，我认为有必要用最绝望的字眼描述眼前的光景，让将来的灾难显得不那么可怕。在这个节骨眼这么做，不太可能影响军事形势，也不怎么会动摇国民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尽管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紧张的消息传来，我还是不惜花上十二至十四个小时，专心致志按要求写一篇主题庞杂的上万字的材料。尽管北非沙漠之战的火焰已经烧身，但是我还是完成了材料及我军战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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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内上下普遍要求成立生产部，生产部大臣直接加入战时内阁。1941年7月，我访美会见罗斯福总统前，在下议院详细说明当时没有必要设立这个机构。但是舆论导向依然倾向于设立，这一导向的加强不仅是出于战事的需要，也是有关人员和部门的想法。比如说，美国总统已经任命唐纳德·纳尔逊先生负责全部生产领域的工作。难道英国就不该有一位专门官员负责生产吗？大家都认为比弗布鲁克勋爵当之无愧，他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前文提到过，而且他能对美国的上层人士施加巨大的影响。1917年至1918年，我在军需部任职，掌管现在由军需部和飞机生产部负责的事务。这些部门在原材料和劳动力方面有诸多往来，若由一个单独的权力机构指挥将有更多的优势。事情越来越多，这个生产部门要抓紧成立。比弗布鲁克赢得了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共同信任，要领导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联合机构，似乎他是不二人选。

自比弗布鲁克从飞机生产部调至军需部以来，这两个有业务往来的部门经常发生摩擦，有些难以避免。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负责军事生产的这两大部门联合起来，统一由战时内阁阁员一级的生产大臣领导，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重建部门之间的和谐，还可以提高效率，而比弗布鲁克早已是内阁成员。飞机生产大臣穆尔—布拉巴宗上校以及足以胜任军需大臣的安德鲁·邓肯爵士都可以作为比弗布鲁克的幕僚，他们两位都极富主动精神和判断力。然而当我还在考虑这几个人选的时候，一个新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他早就想结束在苏联的任务。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对奉命填补职位空缺的英美官员来说，驻苏联大使这一职务毫无吸引力。希特勒展开进攻之前，我国同苏联几乎没什么联系，派往莫斯科的特使也形同虚设。他根本见不到斯大林，和其他同盟国的大使一样，同莫洛托夫也比较疏远。12月危机出现时，苏联的外交中心从莫斯科转移至古比雪夫，但莫斯科的那种不愉快的、停滞不前的氛围不仅再次出现，反而变本加厉。后来，很多事务都是我直接和斯大林或者像现在这样，我和罗斯福总统、斯大林直接联系，大使的职能更是日益弱化。德军进犯苏联时，斯塔福德身在国内并向我表达离任之意，只是我认为不该在苏联有难的时候将他召回，他赞成并接受了我的看法。那时到现在已经有八个月了，像他这种身份显赫的政要人物要求回到下议院，到我们的政治中心任职，当然是再合适不过。因此，在1月初，我同意了他的调任，并派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前去接替。

1月23日，克里普斯从苏联回国。早在几年前他因推崇极端主义被驱逐出党，此时的他已然是一位脱离工党的重要政治人物。一直以来，英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都赞赏有加，加上克里普斯又是驻苏大使，因而他的名气就更大了。不仅如此，英国左派人士及其媒体还制造出一种舆论，声称苏联之所以参战，站到孤立无援、举步维艰的英国这边，克里普斯功不可没。有些极端左派分子甚至力推他做候补首相，政界还有人说他可以领导一批新的政府评论家，然后将这批人凝聚成一股高效的议会力量。我个人非常喜欢他，也十分欣赏他的才能，所以当然希望他可以投身政府，为政府效力，而他之前的工党幕僚对此也并无异议，于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虽然我一直都知道左派对此事的意见，可是我一直根据每件事情本身的情况采取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担任军需大臣，而克里普斯是大英帝国最大炸药厂的副厂长，工作出色。他管理经验丰富，才华横溢。在我看来，任命他为军需部大臣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同时，也可以为生产部的成立奠定基础。1月25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与夫人前往契克斯与我共进午餐。那天下午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长谈。我明确提出建议，并且向他解释了这一职务在整个军事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他会仔细考虑并尽快给我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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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议会辩论开始，我把这个议题递交至下议院。我看得出，议员们满腹牢骚。因为我一回国就要求把自己的汇报录下来向大英帝国和美国广播。这些人却提出同当时形势毫不相干的一大堆反对理由。于是，我只好撤回这一请求。尽管如此，我深信任何国家的议会都不会拒绝这种请求。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站起来说话了。

回国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必须要求下议院为我的继续留任进行信任投票。这一程序完全正常，也完全符合民主宪政体制。有人提出要开展一次关于战争的辩论，因此我安排了为期三天的辩论，让议员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所有议员都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内阁也好，议论政府机构或个别官员也罢，但是必须遵守一点：不谈军事机密。下议院对此一向小心谨慎。还有比这更自由、更民主的制度吗？几乎没有国家有英国这么优越的制度，即便战时也维持着民主的传统。

我有义务向下议院解释，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特别支持。有人建议我们利用三天的时间开展一次这样的辩论，可是一辩论，那些工作担子轻的议员肯定会狠狠抨击政府，最后不进行表决就散会了。这样一来，新闻界中那些对政府怀有敌意的人—有些已经公开表示敌对—就会宣称政府不讲信用。此外，事情一过去即讨论结束后，他们还会暗示公众说我已被私下告知，我若是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就真是太鲁莽了……

近来，远东坏消息频传，以后可能会更多。我现在就解释原因。坏消息掩盖了行动上的失误和对战事的错误估计。没有人能否认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各方没有过错和失误。这一切就像惊涛骇浪般朝我们涌来，这也正是我要求下议院严肃正式地投信任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斗争中，下议院也从未退缩过。如果下议院没有坚持以下这两件事，那就失职了。第一，自由辩论；第二，辩论之后进行一次公开公平的投票。随后，我们就会明白自己的处境究竟如何；同样，那些同我们打交道的人，不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是敌是友，都会知道双方的处境。由于我们开展的是自由辩论，可能只有二三十位议员参加，因此我要求那四五百位坐着不发言的议员们发表意见。

就是因为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我才要求投信任票。若某位议员要提出善意的批评，甚至严厉谴责，只要和内阁看法一致，那么大可采取进一步行动，极力弹劾。但是，如果某位议员对于政府极为不满，认为出于公众利益应该将政府推翻，那么他就应该拿出大丈夫气概，在议会里表明他的主张。什么话都可以坦白说开，没人反对言论自由，而且政府会做出最大努力使辩论过程符合各项标准。不过，辩论过程中，大家无需花言巧语，投票时也都不必畏畏缩缩。我就反对过自己为之效力的政府。有时回过头看，我竟为这样做过而感到高兴。越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越应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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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他们讲了讲沙漠战争。

奥金莱克将军要求用五个月的时间准备这场战役，但是在11月18日他就开始向敌军进攻。两个多月以来，沙漠地区的战争接连不断，战斗激烈。散落在各地的士兵，带着最新式的武器，每天天还没亮就和敌军各自展开搜索，白天拼得你死我活，还常常战到深夜。这场战争和我们的预期大不相同，属于分散式作战，大部分依靠官兵单枪匹马作战，但也不全是。如果不是奥金莱克将军亲自出马，改变指示，并下令不惜任何代价坚持打击敌人，给敌人无情地施压，那么我们早在11月24日就战败了。多亏了奥金莱克将军这一坚定的决策，不然我军已退至出发地甚至更远。一旦如此，托布鲁克可能会沦陷，隆美尔可能会向尼罗河进军。此次战斗后，战局开始明朗化。昔兰尼加收复失地，但是还得派兵驻守。虽然我们没能全歼隆美尔军队，但死伤、俘虏也将近占了敌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了。

议会当然不懂隆美尔成功反攻的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英国迅速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后，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班加西和阿杰达比亚的失守已是众人皆知，似乎是胜负无常的沙漠战事的一个插曲。不过，正如此处转载的电报所示，对于刚刚发生过的一切及其原因，我还没有准确情报。

在这里，我必须得赞扬隆美尔。

我目前无法告知昔兰尼加西线的作战情况。我们的对手非常骁勇善战，撇开战事来说，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他在后方一定有援军。另外一场战役也在进行中，至于结果将会如何，我有个规矩，那就是从来不预测战果。对自己立的这个规矩，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当时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对隆美尔的赞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话柄。可是后来，我听说有些人还是感到不快。他们不能理解，对敌军将领怎么能说赞赏的话。我知道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尽管它与我们取得战争胜利、建立长久和平的意愿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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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远东战场捉襟见肘。我已经向下议院报告了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各位议员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资源是多么紧张，至今我们还能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我们功勋卓著，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三四个月前，我们向舆论屈服，坚持攻打法国或低地国家，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处于何种境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见墙上的标语：“立即开辟第二战场。”任何人都会被这句标语吸引。但细想一下，如果我们没能抵御这致命的诱惑，处境又将会如何？也许我们将派出所有船只、舰队、飞机还有全部军队，在法国或低地国家海岸线上浴血奋战。那么和更为严峻的另一个敦刻尔克问题相比，远东和中东地区的一切危机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些曾经直言不讳，一直不停地叫嚣着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人如今态度温和了许多，他们会委婉地向我们提出质疑：为什么在马来亚、缅甸、婆罗洲还有西里伯斯会没有足够的军队呢？

两年半的战争中，我们只能勉强应对敌军……现在开始看到一点出路了。看起来我们似乎处境艰难，但是只要团结一致，只要坚守到最后一刻，我们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北非）和尼罗河流域对付德国和意大利，一直都没有力量有效保卫远东……也许很多事情我们本可以做到却没做，因为我们条件有限，实在无法为远东地区提供防务，抵御日军的进犯。我们秉承内阁的一贯方针：在确定美国参战之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下议院至今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委曲求全，把滇缅公路封锁数月之久。我还记得有些人对此大加批评，十分不悦，可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大不列颠帝国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同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不可能在进行大不列颠战争、太平洋战争、中东战争的同时，又在缅甸、马来半岛以及中东地区做好全面准备，抗击像日本这么好战的军事强国。况且，日本拥有七十多个机动师团、海军力量位居世界第三、空军力量强大，还有八九千万勇敢的好战分子。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广袤无垠的远东地区分散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早就被消灭了。如果我们把战线上迫切需要的大批部队调至没有战事，或者永远不会有战事的地区，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而且，我们会错失足以令我们大家平安脱险的机会（现在看来这不仅只是一个机会）。

我们决定，要派兵增援苏联，设法打败隆美尔，并在地中海东岸到里海沿线建立更为坚固的防线。根据这一决定，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在远东做好适度的防御准备，以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猛攻。此时有六万大军在新加坡集结，但是现代空军、坦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部队都必须优先供应尼罗河流域。

以上决定在宏观战略方面以及对苏外交政策方面若有失误，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如果资源配置不当，责任也在我。如果今天晚上大规模的现代空军和坦克不能如期抵达马来亚和缅甸，也都是我的责任。我怎么可能会随便找个替罪羊，把责任都推给那些无辜的将军、空军战士或海军人员呢？我也不可能把忠实可靠的同僚和朋友们赶出去，借以平息英国和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界的骚动，或缓和马来亚和远东败北的局势，以及避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惩罚。

劳烦下议院花了两个小时听我的报告。他们看似对我讲的毫无热情，但是给我的印象却是他们被我说服了。我所预见的情形即将来临，所以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我做了最坏的估计，虽心怀希望，但也不做空头承诺。

虽然我感到胜利如潮，我们和所有受苦受难的群众安全地实现了最终的目标，实现了解放。但我必须承认，这次战争给我的压力比1940夏天的那场更大。新战线的不断开辟，太多薄弱的据点需要防御，不可避免的厄运，不绝于耳的反对声。现在，我们可以轻松地谈论个中原委与曲折。因此，作为下议院的公仆，我有权站在这里呼吁大家不要对我施加压力，让我昧着良心作出错误的判断，让我找替罪羊巩固自己的地位。请大家不要煽动我去做目前看来迫切实则于战争无益的事情。恰恰相反，请大家给我鼓励，给我支援。我从来不敢作出任何预言，而是坚持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因为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五个月后，我又加上“缺点、错误和失望”这些字眼。不论如何，我看见了光明已从乌云后面闪现出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正因如此，我鼓足勇气，要求下议院宣布信任投票，希望为国家联合体赢得一个新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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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持续了三天，但是大家对我的语气出乎意外的友好。下议院的态度十分明朗了。战时内阁中以艾德礼先生为首的同僚们大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到了29日，辩论告一段落。当时我担心不会有表决，试图用激将法迫使那些批评我们的政论家投反对票；同时，保证不冒犯那些已经完全妥协的议员。但是我的话对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没起到任何作用，他们还是不愿意投票。表决时，独立工党对信任投票提出异议，幸好，该党只占三个议席。由于两位独立工党议员需要充当点票员，所以投票的结果是四百六十四票对一票。我感谢少数党领袖詹姆斯·马克斯顿，他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新闻界的大肆报道使得同盟国纷纷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和庆祝，白宫发来的贺电最打动人心。总统六十寿辰时我曾发电道贺，他复电时说：“与您在同一个世纪相遇，简直妙极了。”但是新闻界中爱唠叨的人仍然见风使舵，灵活得像松鼠一样，说什么实在没必要投信任票，谁愿意挑战政府呢？可是这些“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是灾难临头的前兆而已。

首相致议会保守党领袖：

保守党的得票率向来很高，近两年来稳步增长，为此向你表示祝贺。

我正给自由党领袖写信讨论他们的投票情况，或许你可以核阅一下，如无异议，希望立即封寄。

1942年1月31日

丘吉尔先生致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我提请你注意自由党在下议院投信任票时的情形，总共二十票，六名弃权或缺席，剩下十四名代表贵党。这十四名代表中，有三位是大臣，除了你还有约翰斯顿和富特。你们在贵族院中还有一位次长。这种情况，真是帆大船身小。保守党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三次表决中分别投了二百五十二票、二百八十一票和三百零九票，恐怕保守党会谴责所有不支持政府工作的行为。

同时，《新闻纪事报》被评为最尖锐、最具有攻击性的报纸之一，遗憾的是落在一直报道出色且循规蹈矩的《曼彻斯特卫报》后面。

我建议你要认真关注这些事态。虽然你也知道，我从来不以议会席位多寡来衡量自由党的力量。只是在我看来，该党既然所占席位较少，又已经决定正式加入并支持政府的各项活动，就更有必要充分信任政府，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

194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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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辩论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但在此期间我收到了他语气友好的来信。他在信中提到，根据我所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担任军需大臣一职。在他看来，身为军需大臣，最起码在自己的部门可以完全做主，同时也是内阁的成员，并且还需负责分配并拥有优先决定权，这样才能实现增产。“可是根据您的条件，我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只会让您和公众都大失所望。我本想尽绵薄之力，分担您的重担，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不得不拒绝。对此，我深表遗憾。”

我答复道：

你觉得没有能力接管军需部的大量事务，我感到遗憾。你说除非另有条件，但是这些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无法达成。

军需大臣兼任战时内阁成员是违背生产大臣主管整条战争供给线的政策的，最近议会在这一点上也很坚定，不肯改变。此外，这样做也有悖于精简战时内阁的原则。在现政府成立之时及其后不久，舆论给他们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如今，战时内阁成员已经从五位增加到八位，要是把驻开罗的国务大臣计算在内，就有九位。如果依据职权再加入军需大臣，那飞机大臣也必须得加入。如果这两个军需部门的长官都加入战时内阁，那么他们所服务的作战部门的大臣部长必将囊括在内。这样一来，一个（小型）战时内阁和一位生产大臣的原则都将遭到破坏。我肯定，不管是下议院还是公众都不会赞成这一点的。按你的提议，能和你时常会晤对我来说是一件乐事。尽管我过去一直要求你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可现在我随时准备接受你的友好建议。也许有一天我还会需要你的帮助。

1942年1月31日

事情暂且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