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十九首
- 朱自清释 (明)董其昌绘
- 2519字
- 2021-03-25 01:10:07
序
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许多人觉得诗难懂,便是为此。但诗究竟是“语言”,并没有真的神秘;语言,包括说的和写的,是可以分析的;诗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散文如此,诗也如此。有时分析起来还是不懂,那是分析得还不够细密,或者是知识不够,材料不足,并不是分析这个方法不成。这些情形,不论文言文、白话文、文言诗、白话诗,都是一样。不过在一般不大熟悉文言的青年人,文言文,特别是文言诗,也许更难懂些罢了。
我们设“诗文选读”这一栏,便是要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帮助青年诸君了解,引起他们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他们分析的态度。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实欣赏;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一般的意见将欣赏和了解分成两橛,实在是不妥的。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欣赏起来,那欣赏也许会驴唇不对马嘴,至多也只是模糊影响。一般人以为诗只能综合地欣赏,一分析诗就没有了。其实诗是最错综的、最多义的,非得细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若是囫囵吞枣的读去,所得着的怕只是声调辞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
本书选了《古诗十九首》作对象,有两个缘由。一来“十九首”可以说是我们最古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十九首”影响之大,从此可知。
二来“十九首”既是诗的古典,说解的人也就很多。古诗原来很不少,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里却只选了十九首。《文选》成了古典,“十九首”也就成了古典;“十九首”以外,古诗流传到后世的,也就有限了。唐代李善和“五臣”给《文选》作注,当然也注了“十九首”。嗣后历代都有说解“十九首”的,但除了《文选》注家和元代刘履的《选诗补注》,整套作解的似乎没有。清代笺注之学很盛,独立说解“十九首”的很多。近人隋树森先生编有《古诗十九首集释》一书(中华版),搜罗历来“十九首”的整套的解释,大致完备,很可参看。
这些说解,算李善的最为谨慎、切实;虽然他释“事”的地方多,释“义”的地方少。“事”是诗中引用的古事和成辞,普通称为“典故”。“义”是作诗的意思或意旨,就是我们日常说话里的“用意”。有些人反对典故,认为诗贵自然,辛辛苦苦注出诗里的典故,只表明诗句是有“来历”的,作者是渊博的,并不能增加诗的价值。另有些人也反对典故,却认为太麻烦、太琐碎,反足为欣赏之累。
可是,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组织得简约紧凑;似乎断了,实在连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辞,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实是比喻的一类。这首诗那首诗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个儿的诗是离不开典故的。旧诗如此,新诗也如此;不过新诗爱用外国典故罢了。要透彻地了解诗,在许多时候,非先弄明白诗里的典故不可。陶渊明的诗,总该算“自然”了,但他用的典故并不少。从前人只囫囵读过,直到近人古直先生的《靖节诗笺定本》,才细细地注明。我们因此增加了对于陶诗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于古先生所解释的许多篇陶诗的意旨并不敢苟同。李善注“十九首”的好处,在他所引的“事”都跟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切合,帮助我们的了解很大。
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影响。有些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于君”,便是“士不遇知己”。这些人似乎觉得相思离别等私情不值得作诗;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那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合那个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
据近人的考证,“十九首”大概作于东汉末年,是建安(献帝)诗的前驱。李善就说过,诗里的地名像“宛”“洛”“上东门”,都可以见出有一部分是东汉人作的;但他还相信其中有西汉诗。历来认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只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第七首里“玉衡指孟冬”一句话。李善说,这是汉初的历法。后来人都信他的话,同时也就信“十九首”中一部分是西汉诗。不过李善这条注并不确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过详细讨论,载在《清华学报》里。我们现在相信这句诗还是用的夏历。此外,梁启超先生的意见,“十九首”作风如此相同,不会分开在相隔几百年的两个时代(《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徐中舒先生也说,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西汉若已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古诗十九首考》, 《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六十五期)
“十九首”没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乐府原是入乐的歌谣,盛行于西汉。到东汉时,文人仿作乐府辞的极多;现存的乐府古辞,也大都是东汉的。仿作乐府,最初大约是依原调,用原题,后来便有只用原题的。再后便有不依原调,不用原题,只取乐府原意作五言诗的了。这种作品,文人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题材可还是民间的,如人生不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等等。这时代作诗人的个性还见不出,而每首诗的作者,也并不限于一个人;所以没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这类诗,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为这类诗究竟是民间味,而且只是浑括的抒叙,还没到精细描写的地步,所以就觉得“自然”了。
本文先抄原诗。诗句下附列数字,李善注便依次抄在诗后;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记明出处,或加一“补”字。注后是说明,这儿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诗与否为准。
编按:《古诗十九首释》于一九四一年刊登于《国文月刊》,自第六期开始连续刊载,然朱自清先生仅释九首即停止。本书后附另外十首古诗及《文选》李善注。为兼顾历史原貌和当前读者阅读习惯,本书在尽可能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个别与现代汉语习惯和用法不一致的文字和标点,根据当前用语规范做了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