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儿不知父子礼，听怒索饭啼门东。”父爱的深沉、凝重，值得千古赞颂，王强在与父亲的相处中也有很深的领悟。
“嘭嘭！”敲桌子的声响令王强心惊肉跳。父亲发怒了。他敲着桌子在发脾气，嘴里还罕见地说着粗俗的话，这令王强很害怕。母亲急忙从厨房向屋内的父亲奔去，留下王强一人。
最近，父亲经常发脾气，王强不知就里，对于父亲的怒火只觉心惊胆战、迷惑不解。直到长大后才明白，人在极度懊恼时，是难以控制脾气的。
那时要“防痞子”。就是在一段时期，相传有一帮青年人无所事事，整日打架斗殴。他们脚穿白色的胶鞋，身着国际蓝或国际绿的服装。王强见过这些人，他们嘴里叼着“牡丹”或带香味的“凤凰”香烟，满街溜达着。只是一帮典型的小混混而已，但是他们不念书、不工作，整日抽烟遛街，穿喇叭裤，梳大背头，又叫阿飞头。
在街道的组织下，各家各户都要在晚上出人值班，并且把院门都堵死了。王强家的煤坯也垒在窗户上，说是防止子弹飞进来伤人。总之，到处都是一片人心惶惶、鸡飞狗跳的情形。
王强父亲做事一向公而忘私，是多付出、少回报的那种人。街道要求晚上值班巡逻，他也是积极报名、踊跃参加。
其实，那起源就是一个谣言，说是某某家被痞子抢了，人还被打伤了。奇怪的是，人人都信，也没有人出来辟谣，而且越传越邪乎，越传越使人相信。就这样，“防痞子”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重要话题。
有一次，父亲晚上值班在翻跨墙头时，把脚崴了。父亲的脚伤得挺厉害，母亲用酒精擦、用热水袋捂都无济于事，他只能硬挺着躺在床上不能下地，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
父亲在王强的记忆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童年时期，王强在父亲心里分量很重，说是百般关爱呵护也不为过。这些从旧照片中可以看出来，从姥姥、母亲及众多人的口中也听得到。
少年时期，王强对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严厉、不顾家的人，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也是一个可怜的人。那时的王强尚不理解父亲为家庭的付出，从八岁到十七岁正是从幼稚到懂事的关键阶段。
第三阶段从王强下乡开始，那年他十七岁，经历了独立的乡村生活才逐渐认识、理解了父亲，尤其体会了父亲反反复复、难以言说的粗暴与怒气。其实，父亲一直是个慈爱的人，对家人的关心无微不至，也是个心思深沉的人，甘愿把痛苦深藏心底。
父亲摔坏了脚，终日被疼痛折磨，躺在床上连个散心的机会都没有，心思越发郁结，只能把桌子拍得“嘭嘭”响。
离这事不到两个月，奶奶去世了，父亲唯一的哥哥也患上了不治之症，奄奄一息，父亲却因脚伤与工作不能前去探望。现在想来，父亲的“嘭嘭”是忍无可忍地发泄，是巨大伤痛的轻微表露。可这一切，在当时恐怕只有母亲能够理解。
父亲才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单位里的头头，算是“一把手”。这单位的“一把手”父亲干了一辈子，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称呼也渐渐变更为了“总经理”“董事长”一类。
父亲曾荣幸地被选入由国家组织的贸易代表团到日本去参观，那可是全市仅有的一个名额。那时，出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尤其去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王强清楚记得，父亲准备了好几套笔挺的西装、毛料子大衣、锃光瓦亮的皮鞋，还有洋气的行李箱。
父亲回国后，亲戚朋友都特意来家里拜访，络绎不绝，听父亲讲外国的新鲜事。父亲也给大家捎来了大小不等的各式礼品，还带回来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当时王强住在乡下的奶奶家，清楚地记得奶奶和街坊邻居的对话。
“大娘，你儿子是在城里做什么工作的？”邻居问奶奶。
“哎，保密。”奶奶答道。
“什么工作还神神秘秘的？”
“他在国外呢，是坐飞机去的，要保密啊！不然叫美国人用炮把飞机打下来咋办？”奶奶低声对邻居讲。
在王强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每每回到奶奶家，总会捎来一大堆好吃、好玩的东西。那时，父亲更是单位、家庭、左邻右舍议论的中心。这使小小年纪的王强感到自豪和骄傲。王强穿着父亲从国外带回的尼龙T恤衫，吃着外国的牛奶糖，全家都为这份幸福美满而感到欣喜。喜上加喜，家里又添了个妹妹，长得像母亲，特别漂亮。
王强一共四个姊妹，都长得像母亲，格外白净，唯独王强像父亲，肤色较深，脸盘也大。
父亲一生滴酒不沾，只喝过一次啤酒，是和大爷分喝一瓶。两个人喝了一宿，也只喝下半瓶，就都面红耳赤的了。但父亲抽烟抽得很厉害，尤其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一支一支连续抽。那时父亲常抽大前门香烟，或“三五”牌的外国烟。一般人都是抽旱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改抽卷烟、香烟。
父亲把旱烟叶子买回家，搓碎后让王强捡出烟梗。捡完后，还要交给父亲验收，验收的标准是抓三把烟，没有扎手的烟梗才算合格。这活儿只有王强和弟弟干，经常受到表扬的是弟弟王龙，他心细，长相又讨人喜欢。
在乡下的几年是最困难的，要“以粮为纲”，不准种旱烟，集市上卖的旱烟都很贵，最有名的是“蛟河烟”，最有劲头的叫“蛤蟆头”。父亲没烟抽时，会把烟梗在石碾上碾碎，那味道非常呛人，辛辣刺鼻。
天冷时，父亲的那件破棉袄几乎不离身。本是单位发的制服棉袄，式样利落，还缀着漂亮的纽扣，因穿着多年，已经褪色泛白了。棉袄上的一个口袋是专门用来装旱烟、卷烟纸、火柴的。白天父亲穿或披在身上，晚上睡觉就盖在被头上，棉袄上有一股浓浓的烟味。这棉袄后来不知所踪，但王强对它记忆深刻。记得有一天奇冷无比，父亲让衣着单薄的王强披上棉袄，结果到学校后，同学们都被棉袄上的烟味熏得退避三舍。
父亲长相憨厚，总是笑眯眯的，一副和气的样子，言辞也十分谦逊。大家都说父亲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福相，准是个大富大贵的人。
王强认为，父亲是享过福也吃过苦的人，一生坎坷。父亲小时候跟着奶奶讨过饭，后来参军上过朝鲜战场，转业后到公安局工作，被派到一个外事部门，算是安全局特别情报人员，一身兼两职，担着双重角色。
王强的父亲挺胖，母亲对别人讲起总说俺胖子如何如何。“王胖子”是他的绰号，体重最高时达到二百四十斤。这大概和他从事的工作有关，需要招待国际友人，又缺乏锻炼，这也是他去世时年仅六十三岁的原因之一。
父爱是纯朴的，纯得令人窒息；父爱是沉默的，沉默着永远无言。父亲的爱永远在王强的心里占据着重要地位，只是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体会、慢慢品味，才能察觉它的沉重和伟大。
那年，王强清楚地记着，父亲从国外回来，为自己买了一个国内见不到的很大的飞机模型，做工精致，造型逼真。王强看着天上的飞机，比着手里的模型，擎着在院里奔跑。
“飞机不是往天上钻的，是平飞升起来的。”王强不解，飞机是如何上天的，不是像过年放“二踢脚”炮仗一样，钻到天上的？
父亲耐心地向王强讲解，飞机是稍仰着头，在空气浮力的作用下，被发动机推上天的。王强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件事记得清楚，在后来学习空气动力学时，每每想起都禁不住思念父亲。
父亲每天到家虽然已经很晚，但都会捎点好吃的塞进母亲的被窝里。他常有外事接待任务，每次都会给妻子和孩子们带回些不常见的吃食，有熏鱼、紫菜团子，等等。那紫菜团子是用紫菜包着黏米，中间还塞个话梅，又酸又香，回味无穷。
父亲回家后，总先搬把椅子坐到母亲床头，两人低声细语地唠会儿嗑，一般都是父亲讲，母亲听。这时候他便会让儿子去给他洗臭袜子，或许是在外奔波一天的原因，父亲的脚很臭。王强只得用两根手指夹起袜子，跑到卫生间，扔进盆里，一气呵成。泡上一泡，再捞出来，连拧都不愿意拧，直接挂在卫生间的晾衣架上，不用手搓，也不打肥皂。第二天一早，袜子干了却硬邦邦结在一起。王强还暗暗得意，这套自创的洗法既不用出力，也不用忍受臭味。其实，父母都明白王强的糊弄式洗法，只暗自好笑，却从不拆穿。
父亲有一阵很清闲，领着王强四处闲逛，到街边跟退休老头下棋，自己还做了个“马扎”整天拎着。其实，他从已习惯的繁忙中冷不丁停下来，又怎会适应得如此快，这都是故意装出来的清闲，回到家里一想起工作的事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那时父亲也常领王强去逛商店。他是个很节省的人，从不乱花钱。有一次遇到了单位的罗叔叔在置办结婚用品，那时青年人结婚也就是准备个脸盆、毛巾、锅、碗之类的日用品。罗叔叔年轻，工资只有二十几元，父亲稍好一些，每月能拿到一百零几十元。王强记得父亲耐心地帮他挑了半天，最后还替他付了钱，零零碎碎算下来有二十多元。王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二十元在那时可不少了。母亲也常说，父亲的工资总借给那些有困难的同事，有的还了，有的没还，可父亲自己却从来不记得。
父亲来到乡下后，担任起连长的职务，再后来调到县里工作。他对待工作的态度永远都是认真的，不管是得意时，还是失落时。在乡下时，父亲基本不在家，他鼓励王强干农活也是无奈的事。即便如此，父亲每次回家都抓紧时间拼命干活，砌猪圈、挑水、垒院墙……
父亲临近退休时坚决“让贤”，从岗位上退下来，只是单位硬挽留他又干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已经没有了接待外宾时的待遇，王强常把单位分的“劳保茶”拿给他。他喝茶、抽烟依旧很重。
父亲也有令子女难以理解的一面，像是他决不允许家里摆放阔气的装饰，更不许在吃上铺张浪费。妹妹王波经常给他买一些营养补品，他从不收，为防止再买，他甚至当着妹妹的面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关于父亲的事，越写越感到收不住笔，遂暂且打住，勉强收尾，日后有缘再闲语一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