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文献综述

1.4.1　央企重组研究

唐恒照（2008）介绍了央企重组的进程，他认为央企重组事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他提出，随着央企重组向纵深发展，重组已经进入越来越难的阶段。央企重组不是营造垄断，过去的央企是将能源、资源等市场进行拆分，使其企业被划分隶属为不同的中央部委，由不同出资人代表，同时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力求避免市场垄断、促进企业竞争所进行的改革。国资委成立后出资人变为一个，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竞争，很容易损害出资人的利益。(8)

冯鹏程、马曼（2010）认为，央企虽然数量少但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央企重组过程和国家政策进行分析，并对央企整合的方式进行探讨，发现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整合：第一种是进行集团间的整合，第二种是收购地方或者海外企业，第三种是对央企集团内部进行整合。通过这三种方式的整合，可以实现央企竞争力的提升，促进央企进一步的快速成长和发展。(9)

徐向龙、毛蕴诗（2010）认为，与世界优秀企业相比，中央企业不大不强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目标实现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有效解决。面对国际产业升级、产业融合的趋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力度、提升重组效率水平已成为现阶段中央企业改革的关键。在对中央企业成长特征和重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促进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实现中央企业做大做强目标的基本思路。(10)

梁晓路（2011）分析和解释了地方政府有强烈愿望将地方国有企业奉献给中央企业的原因。作者认为地方国有企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地财政需要当地国企保障强有力的税收。作者利用财务绩效评价模型分析了并购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分析了并购实施后对地方政府收益造成的影响，总结了各地被央企收购的地方国有企业及当地政府所存在的一般特点和共性，以此为基础结合地方政府干预指标、市场化程度指标以及企业财务指标等构建实证模型，找出影响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并入中央企业的因素，用以分析地方政府愿意将地方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给中央企业的强烈动机。作者认为地方政府推动国有企业纳入中央企业的原因，一方面决定于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另一方面受国家政策性产业规划的影响。(11)

苏旭光（2011）将中外运长航重组案例作为物流行业央企重组的试点，研究该企业实施重组的动因、重组的过程及重组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阐述了中外运长航重组对于我国央企进行并购重组活动所具有的代表性意义，提出涉及重组企业管理层的利益与政府目标冲突导致对重组整合的抵触，在重组后整合过程中打内部“保卫战”。(12)

林伟伟（2011）研究了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进程中，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如某些央企扩张冲动明显，导致中央企业大而不强，同行业同类央企之间缺乏深层次资源整合，导致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央企境外并购风险加大、成本增高等问题产生。作者提出完善中央企业并购的对策，诸如引导规范央企的并购重组行为，鼓励创新整合方式，实施激励和补偿措施，鼓励央企及控股上市公司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以风险为导向的央企境外投资绩效评价体系等。(13)

李锦（2015）提出央企重组的三个阶段、五种方式、三大历史背景、四种途径，认为目前在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资源整合就是要加快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形成“四个集中”，即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国有经济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14)

1.4.2　“一带一路”战略与央企研究

苏玲俐（2012）认为，金融危机发生后，“走出去”的要求国际环境趋于恶化，“走出去”的实施主体饱受冲击，“走出去”的投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这一影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面临新的机会，也面临多种新的障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面临风险的加剧、转型压力的加大、融资困难的增加、通胀风险的压迫、区域合作的变化等种种新障碍和新问题，无不呼唤着我国“走出去”策略方面的一些新变革。同时，调整和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也显得十分必要。(15)

张燕生（2013）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新阶段。在这个时期，从以出口和招商引资为支撑的外向型经济转向经济国际化；从“引进来”为主转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从制造代工转向研发代工、服务代工和自主制造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就成为新形势下对加快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新要求。(16)

姜华欣（2013）认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风险不仅来自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企业境外经营安全堪忧、跨国并购整合难度加大等，还来自企业自身的投资决策、管理、财务等商业风险，使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携手，运用多种方式规避、化解风险，为国有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不论是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还是韩国、印度等新钻国家及金砖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都有自己的成熟模式和成功经验。在梳理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后，提出了可为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借鉴之处。姜华欣提出进一步扩大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包括：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充分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建立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如在产业、财税、对外贸易、外汇金融、项目投资审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企业创造国际竞争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拓展。另一方面，中国还应拓展思路，通过推动行业协会等民间社团组织与企业一同“走出去”、开拓境外合作区、借助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海外并购业务、加强风险防控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7)

赵杰（2014）提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大多都是国有企业，在论述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时大多列举的也都是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在向海外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更多的是购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并不是纯粹的企业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频频出现恶性竞争，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恶性肿瘤”，既损害了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当某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热点，而我国最先进入该国的企业能够得到较好的收益时，常常出现国内一批企业蜂拥而至的现象，在获取投资项目的过程中甚至出现相互拆台、自相残杀的情况，使东道国政府或其企业坐收渔利。许多国家在国际工程承包的招标中故意争取两家，甚至多家中国公司同时投标，引发中国企业进行“血拼”。其结果就是中国公司中标以后，由于合同价格过低而面临种种困难，甚至导致项目失败。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吸取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以及中国企业自身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就能把海外发展面临的挑战转变成机遇。(18)

吴玉连（2014）认为，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宏观环境层面的挑战，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个别国家可能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方面的考虑，利用监管法律和监管机制对中国海外投资设置障碍，给许多中国企业带来了困扰。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实施，使其成为有助于提高国家实力和民族品牌竞争力的国家战略；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需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要增强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了解，对当地税收、劳工、社会福利政策等带来的成本要有合理预期，在项目设计、投资结构以及项目谈判方面积攒经验，重视兼并收购后的业务和管理整合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投资的价值创造；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服务和相关法规政策支持的服务，以及通过对外经济援助、签订双多边投资协定等方式，帮助企业拓展海外投资。(19)

胡鞍钢（2015）认为：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不是这样简单的革命，或者叫作第二次铁路革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高铁革命、高速公路革命、电力革命，包括将来的特高压革命，以及互联网革命、城镇化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已经为这场革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因此，中国的这场经济地理革命，本质上就是几种革命叠加在一起。今天看“一带一路”和中国的大战略格局，是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发挥中国经济特有的“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国家市场一体化。根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国将在八个方面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其中有四个方面与国企是相关的，如促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经贸合作，拓展产业投资，深化能源资源合作等。(20)

才国伟、曹昱葭、吴华强（2015）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值得深思。“一带一路”将在新时代发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平台功能，为中国深化改革创造了有利契机。作者从国内总供给、总需求和制度建设等国内视角，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重点和具体措施。(21)

金玲（2015）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与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22)

张腾军、李庆四（2015）认为，中国企业为“走出去”付出的惨痛代价为其他主要经济体所不多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受挫，不仅有其自身的原因，也受到东道国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因无端的对华偏见与恐惧而起，而西方势力从中作梗则更使我国海外投资困境雪上加霜。面对中国海外投资发展的新高潮，必须高度重视海外投资保护，在企业、政策及外交层面多管齐下，规避风险，努力营造海外投资的安全环境。(23)

翟崑（2015）梳理“一带一路”建设的缘起，评估其初步战略效应，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化模式。“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表现和结果，从缘起发展的角度看并非一个横空出世的大战略，而是逐步水涨船高的过程。在经历了雏形初现、顶层推进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的发展后，“一带一路”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一定成果。除了各类务实成果外，“一带一路”规划的表述具体鲜明，相比于以往提出的理念而言更具可操作性；“一带一路”建设明确提出重视对接，并且包含了一系列政策的组合创新；此外，与以往的战略不同，“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进行了若干战略评估与调整。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一定问题。“一带一路”没有完美方案，中国需要在初步的评估之后，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的目标层次和推进策略，包括设定与实力地位上升相符的目标层次，以及在推进策略上将全球通用做法与中国特色相结合。(24)

冯俏彬（2015）认为，现在讲“合并”的前提条件改变了，即我们的市场疆界在扩大，现在我们是就国际市场来谈问题。因此，这一波央企重组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即立足于国际市场范围内的竞争。从行业上来看会集中在我们具有优势产能的行业，从市场来看应该是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产能过剩的领域，从战略上讲就是要服务于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25)

赵岩（2016）通过SWOT分析法，以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为背景，并以大型央企合并（实现强强联合）构建“国家品牌”为组织对象，对组织内外部条件和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原行业内处于竞争地位的大型央企，通过合并整合资源（避免内耗）打造国家品牌，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方式。(26)

1.4.3　“一带一路”与央企重组的分行业分析

分行业分析的文章很多，这里仅搜集了钢铁和高铁行业的资料。李维芳（2004）对我国钢铁行业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认为钢铁行业是近年来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存在过度投资和重复盲目建设；当前钢铁工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钢铁企业地区布局不合理。应该积极推进钢铁企业的重组和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体现规模经济。(27)

王红领、陈涛涛（2008）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公认的钢铁大国，其市场集中度低下的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家钢铁行业政策的基本目标。然而，以往的经验表明，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行业重组，效果并不理想。世界钢铁消费量第一且还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内部市场，目前尚没有完全融入世界大市场，正是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持着我国众多钢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可以暂时挡住外资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并购，但是期待这一世界瞩目的高增长市场长期为我国的钢铁企业所独占并不现实，与我国改革开放的长期国策也不相符，这就意味着我国的钢铁企业迟早要面对国际钢铁企业的竞争。(28)

王建军（2008）认为，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条件下，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应在市场和政府双轮驱动下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是较合适的整合模式。基于资源约束和钢铁产业的负外部性，论证了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的依据。指出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整合的市场环境不成熟，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来实现诸如钢铁产业这样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整合和调整，则周期过长，并伴随着资源的持续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政府推动钢铁产业整合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必要的。作者以宝钢整合八一钢为例探讨了市场和政府对于钢铁产业整合的定位和分工，提出我国钢铁产业整合尤其是跨区域产业整合应综合利用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合力，充分兼顾各方利益，采用“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模式是比较合适的选择。(29)

王曼（2010）收集了2002年1月至2009年8月与钢铁行业相关的月度宏观经济指标及钢铁行业自身的经济指标，这些指标覆盖了钢铁行业的生产、销售、效益和成本等多个方面，将收集到的指标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其对应的增长率指标并进行季节调整，然后运用时差相关分析、K-L信息量法和峰谷对应法对指标组进行分类筛选，分别建立钢铁行业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组，并利用中国经济景气监测系统构建钢铁行业的合成指数来反映钢铁行业的景气波动，这一指数可以对钢铁行业景气波动的变化给出相应的信号。构建了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景气指数，并对钢铁行业的景气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进行比较分析，分析其时差影响关系。(30)

赵湘鄂、赵成、陈雳（2012）认为，我国钢铁行业开始呈现投资继续增长、表观消费增速趋缓、行业盈利水平减弱等迹象，2012年以来开始陷入全行业亏损。“粗铜产量高、需求增速低、冶炼成本高、钢材价格低、行业效益低”的行业状况，说明行业格局及产品结构性问题严重，必须促进市场化的行业整合，加快产品结构调整。钢铁行业转型需重视特钢，重视环保指标，提高企业集中度，重视兼并重组的经济效率。(31)

张文思（2013）对国内外钢铁行业的并购历史和并购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对2004—2010年中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重组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对并购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选取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10个财务指标，建立并购重组绩效财务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成分，计算出企业并购绩效的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中国钢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并购重组未能有效改善中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当年相比经营绩效得到提高的企业比例仅有27.8%，甚至有部分企业经营绩效出现明显下滑，并购后第二年比例有所上升，绩效得到提高的企业达到41.7%，说明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改善了自身的业绩，但大多数公司并购重组后的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32)

李洋（2013）以2012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财务角度对企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钢铁行业企业数量众多，内部竞争异常激烈；二是钢铁行业供方即上游企业议价能力强；三是钢铁行业买方即下游企业议价能力强；四是钢铁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小，进入壁垒高；五是钢铁替代品威胁小，目前尚未出现新的材料能够完全替代钢铁。通过对各企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得出中国钢铁行业企业竞争力与世界先进企业还有很大差距。(33)

李拥军（2014）梳理了2013年钢铁产业所发生的主要重组事件，将2013年所发生的6件典型重组事件与前6年的重组事件相比较，发现以下特点：①云南省加大钢铁企业实质性重组力度；②山东、山西着力推进民营钢铁企业重组；③“渐进式股权融合”的重组方式脱离了重组的基本内涵。得出结论：推进实质性企业重组需要政策支持和体制保障，《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从税收、财政、金融、土地、技术进步、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等方面对企业重组给予支持。但从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地方政府及各级职能部门大多对这些政策要求落实得不到位，企业兼并重组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34)

周菲、夏亚民（2011）的文章介绍了中国高铁的崛起过程，认为中国高铁产业的国际化已经起步。相对于日本新干线的高科技、高投入和高成本而言，中国高铁的发展实践或示范作用，使全世界都看到了大规模建设高铁的可行性。因为中国在几年之内就建成了8000多公里的高铁路网，这说明高铁也可以像普通铁路那样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35)

乔庆龙（2016）认为我国的高速动车组产品如果能成功打开并占领一定的海外市场，不仅能够带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能够助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中车集团成立，并且成为我国高速动车组唯一的制造商，致力于成为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领军者。乔庆龙以中车集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在俄罗斯高速动车组市场上的竞争行动，尝试总结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