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的中国特色”这一命题成立的依据

（一）国际对比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从地理概念上看，湾区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在海洋文明时代，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拥有对外联系与对内联系两个方面的优势，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全球范围来看，影响力较大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都因为在对内对外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成为人才、资金、创新等要素的聚集地，在本国甚至是全球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突出，与全球的湾区经济相似。

与三大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和GDP规模等方面有较大优势。在地域面积上，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有5.65万平方公里，远超过东京湾区（3.68万平方公里）、旧金山湾区（1.79万平方公里）以及纽约湾区（2.15万平方公里）。在人口规模上，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规模近7000万，远超东京湾区（4347万）、纽约湾区（2340万）与旧金山湾区（715万）。在经济总量上，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9+2”城GDP总额首次突破10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超过1.5万亿，位居东京湾区（1.8万亿美元）之后，超过纽约湾区（约1.4万亿美元）和旧金山湾区（0.8万亿美元）。其中，深圳、香港和广州三个城市GDP均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机场旅客吞吐量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大大超过其他三个世界级湾区。

但是，与三大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均GDP、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人均GDP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为2.04万美元，与旧金山湾区（11.19万美元）、纽约湾区（5.98万美元）以及东京湾区（4.14万美元）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产业结构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达到了62.2%，但是与三大湾区相比，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内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16个，也比东京湾区（60个）、旧金山湾区（28个）以及纽约湾区（22个）要少。在主要产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产业是金融、航运、互联网、电子、高新技术与旅游，东京湾区的主要产业是钢铁、石化、物流、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旧金山湾区的主要产业是电子、互联网、生物、高科技，纽约湾区的主要产业是金融、航运、计算机。可以说，东京湾区是产业湾区，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湾区，纽约湾区是金融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从全球的角度予以定位，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与聚焦。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之处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统一大业中，粤港澳大湾区都具有重要功能、重要地位，兼具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的三大经济核心区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是中国和世界连接的最主要的枢纽，它还在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和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历史使命中承担特定的角色，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内其他城市群最重要的区别。

二是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区”的特殊性。粤、港、澳三地地域相连，文化同源，一直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区域，但它又是一个跨制度的区域，“一国两制三区”，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系都不一样。这是在其他三大湾区乃至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况，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特殊之处。珠三角地区中属广东省境内的广州等九市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按中国内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制运作；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各自的法律和行政体系运行；三地分属不同的关税区，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比内地省市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因而粤港澳大湾区跨越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边境，也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边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进一步促进该区域的合作发展，需要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中央的高度来决策和统筹。

三是粤港澳在行政区划中属于省级行政区中的不同类别。广东为省，香港、澳门为特别行政区。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地区管理上的差别，对要素流动造成障碍，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不同关税区也带来了跨境合作的大量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因此成为珠三角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成为外资进入珠三角的通道。港澳地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与西方接轨的法律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突出特色和竞争力。全球都可以在港澳无障碍投资，资本流动通畅；港澳与大多数国家都有护照免签协议；高度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得信息流动及获取十分方便；港澳的货物清关简便，有利于商品流动。内外联系的差序格局塑造了珠三角独特的圈层发展模式，客观上也构成了大湾区的发展优势与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特殊之处是一国两制三区。改革开放40年来，这种多元体制互补的优势直接推动了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区域协调的棘手课题，如人员、交通、信息的跨境流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的跨境协调。这些跨境协调问题涉及经济、行政、法律、社会多个层面，涉及粤港澳三地之间、港澳和广东省内各区域各部门之间，不同条块之间的协调。跨境协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困境，也是与世界其他湾区最大的不同，以“一国两制，两岸三区”为特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区域协调问题、参与主体、实施机制等更为复杂多变。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跨区域治理之间的管治矛盾。这一矛盾的分析与解决是决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质量的关键。

（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合作的中国特色”命题成立的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一个体系，包括区域发展，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30周年大会上指出“海南广大干部群众要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海南将要建设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海南要建设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样板区，而是具有中国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的现代化样板区。同样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前沿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其建设过程中，也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地区发展中中国特色的指示，着力发掘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